是喲！現在，有多少人真正知道這位北洋時代的“國士”呢？
二國士，顧名思義，國家級士人。士，乃古時候對介於大夫和庶民之間的一個階層的稱謂，士往往是讀書人。辭書上的“國士”解釋是：古時指國中才能或勇力出眾的人，舉例為司馬遷說到淮陰侯時即發過如許感慨：“諸將易得耳，至如信（韓信）者，國士無雙。”瞧，隻有韓信那樣的人才稱得上是“國士”，而且，這樣的人是“無雙”的。可見，國士難求矣！國士不是天生龍種的國君，更不是凡夫俗子，也不是隨便在某行當裏留下點名聲的人。曾見過一套近年出版的《百年國士》叢書，章太炎、梁啓超、辜鴻銘、蔡元培、魯迅、齊如山、蘇曼殊、吳宓、葉聖陶、錢穆、馮友蘭、老舍、張大千、冰心、沈從文、巴金、季羨林等人都躋身卷中，把真國士如章太炎、梁啓超、蔡元培等這幾位，與眾多的文藝名流混為一談，這實在是編著者對“國士”的誤解與濫封。我理解的國士，當是一國之中通天接地的棟樑之材，而不是隻在某一領域有所造詣的“專業技術人才”；國士乃見解超前、韜略過人的時代的先驅，他首先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學家或別的什麽家。國士的“證書”是靠當代輿論和歷史兩位“評委”共同頒發的，而不是由當朝的官場位置或後世的政治需要決定的；此“證”不能濫發，不能如現今這般高級技術職稱的帽子滿天飛。而且，國士也決非割一茬又生一茬的韭菜，國士往往不可再生。國士是隻在國運式微或君主求助時才得以產生的特殊人物，平和的歷史時期和過於剛愎強悍的君主都不需要國士。總之，國士是中國歷史森林中的巨大喬木，各時期的風景線因了他們的存在才顯得生動和多彩起來。楊度自稱為國士，倒也不是他太不虛心使自己進步，因為早在清朝末年，名滿天下的梁啓超背地裏就這樣讚譽他了——梁氏在給老師康有為的信中，推薦楊度“才似譚嗣同，當以國士待之”。連才高氣傲的梁先生都這樣認為，可見楊度的“國士”頭銜早已為國人所共認。楊度這八句詩，說的是他的家世和他二十七歲以前的經歷：楊氏先世自明洪武年間由金陵（今南京）遷湖南，祖父楊禮堂乃曾國藩手下一員部將，後戰死疆場。伯父楊瑞生十五歲即隨楊禮堂征戰南北，後蔭襲其官職，最後官至總兵。總兵乃正二品的武官，位在提督之下，是鎮守一方的將軍。所以說，楊氏乃軍人世家。但尚武的門風到楊瑞生這兒竟畫上句號了！因為他的三個弟弟，老二、老三因病早逝，老四楊懿生（也就是楊度之父）雖說天資頗高喜舞文弄墨，但卻身體羸弱，而且，還好杯中物，平時除了飲酒吟詩外，再無養家餬口之力，楊家全靠大家長楊瑞生一人維持。楊將軍先為四弟捐了個候補縣官，後又薦到曾國荃手下去當了一陣子文書。但不爭氣的楊懿生卻因飲酒過多而致吐血，不得不抱病返鄉，後竟一命歸天，撇下年輕的寡妻李仕和楊度兄妹三人。你看，明明是個沒有出息的病秧子和酒鬼，但寫進家譜裏的楊懿生，卻成了令人敬仰的偉丈夫，比其兄瑞生也差不到哪裏去：“具文武才，居曾文正幕，有盛名。”——好傢夥，是文武雙全的天才，而且還是同鄉的曾國藩大人的有名的幕僚啊！由此可見，當世人的蓋棺論定歷來就不太可信。在伯父的拉扯下長大的楊度，十八歲那年，離湘去北京遊學，並一舉考中舉人。兩年後他在京參加了會試，會考期間，他曾與湖南應試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請求朝廷拒絕與甲午戰爭中的敵國日本議和。落第後，他返回湘潭，師從一代名儒王運（民國元年被袁世凱大總統聘為國史館館長），邊學武功邊讀書。七載寒窗，他從恩師苦讀經史，也時常跟老師和正在長沙辦時務學堂的梁啓超辯論學問。這個恃才傲物的湘鄉才子，倒也真的詮釋了“吾愛吾師，我尤愛真理”的格言。然而，斯人的誌向不在成為王運一樣的當代大儒，而是要做尋求“今日夷務應付之方”的
市井有誰知國士(2)
救亡誌士。二十七歲那年早春，他終於不滿足在書齋裏坐而論道，毅然離開恩師和故土，隻身赴日本探求救國之路。在日本，他開始關注中國的政治改革等現實問題。當年秋返國，在上海創辦《遊學譯編》，從此開始長達三十年的“經濟”生涯。“經濟”的本意為“經世濟民”，與治理國家意思相同，與今日之“經濟”——社會物質生產等概念——完全不是一碼事。清末，國難不已，滿族統治者已經痛感人才之匱乏，而正常的科舉製度已經無法為各級政權提供優秀的後備幹部，於是，慈禧太後下詔舉行“經濟特科”考試，繞開既有的選拔官僚的八股科舉製，由各部、院和各省督、撫、學政，保薦各地“學問淹通、洞達中外時務者”，由皇帝審批後，詔令其晉京直接參加“殿試”——在紫禁城裏參加考試。已有“經濟”名聲的湖南才子楊度，入闈特科考場並不出人意料，讓人意外的是，他是被四川總督錫良（滿人）薦舉給朝廷的。清時，湖南與湖北兩省的一把手是湖廣總督。湖廣總督或湖南巡撫、湖南學政等有關省領導沒有向皇上推薦這位本土的才子，而偏偏讓異地的旗籍蜀督搶了伯樂之功，足見當時滿族官吏對國運之關切和對人才之渴求，亦可知“戲說”歷史的文藝作品全不可信——那些作品總在告訴人們：皇權時代的封疆大吏們，個個是貪官，人人都昏庸，哪裏還顧得上為國分憂與“培養人才”啊！於是，清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五（1903年7月9日），二十八歲的楊度和全國各地推薦來的一百八十六位“拔尖人才”，在輝煌無比的紫禁城保和殿裏參加了經濟特科考試。考題為皇上“欽命”。好一個楊度，從容不迫地交上了答卷，愣是把八位閱卷大臣全“震”了！而其中一位“批卷老師”，就是頗有聲望的張之洞。張大人那雙老而不昏花的眼睛顯然盯上了“楊度”這個名字。五年後，正是已經成為當朝第一漢臣（體仁閣大學士、軍機大臣）的張之洞與另一位重量級的漢官袁世凱（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聯名奏保，“候選郎中”楊度才一躍而為中央政府裏的四品京官。此後話也。初試成績發榜下來，楊度高居一等第二名，僅次於日後的政敵、當過袁世凱的總統府秘書長的梁士詒！數日後，他又順利參加了複試。封官加爵指日可待矣！然而，就在朝廷準備為楊度等政壇新生代分配工作之際，養心殿裏猝然傳出不祥之訊——慈禧太後召見軍機大臣瞿鴻時，意外聽說：參加此次經濟特科考試的人員，多係新黨！這個老瞿，真是“大義滅親”，他也是湘鄉人，為了大清王朝的長治久安，竟然把小老鄉楊度送上了俎板！緊接著，又有兩江總督魏光濤兩次電奏朝廷，指名道姓地舉報梁士詒與楊度與上海的革命黨“通同一氣”！老太後勃然大怒，立即傳諭：將梁、楊查辦！一夜之間，“新科狀元”和“榜眼”淪為通緝犯，楊度隻好潛逃出京，轉道上海再渡東瀛。倉皇亡命的楊度，哪裏會想到，是次遠航，不過是自己一生中不斷去國外或租界作政治避難的“處女航”。再到日本的楊度，卻因禍得福，因清廷先欲重用後又緝捕而名聲大噪，那首長達二百四十六句的《湖南少年歌》，就是那時寫成的，長詩被同在日本的梁啓超發表在《新民叢刊》上。此“歌”後來傳回中國，大行其道，尤其詩中的那句“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的豪言，曾沸騰了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多少湘籍熱血青年的心！在“東洋”，專心從事“經濟”的楊度，受到正寓居日本的孫中山的青睞，孫親往楊的住處，與他探討挽救中國之良策，某日因談話時間太長而不得不留宿楊宅，兩人相談至天明才抵足而眠。日後，他把湘籍知己黃興介紹給了孫中山。孫、黃合作之後，革命黨才迅速壯大。留日期間，他還與另一位湖南老鄉章士釗結下了終生的友情。後來，章氏不僅照顧了他的晚年，而且還在他辭世三十多年之後繼續關照他的遺屬。此外，他還與革命黨幹將胡漢民、汪精衛同窗求知。當然，“吾愛吾師（或吾友、吾同鄉、吾同學），我尤愛真理”的老毛病又犯了，自負的他，時常與這些可以“對上牙”的人辯論救國方略。他對孫中山的革命理論就頗不以為然，認為孫氏革命如一劑猛藥，疲弱的中國已難以承受。若讓中國康復，隻能仿效日本，以君主立憲的溫性藥力來逐步改良體質。雄辯的孫先生縱有“孫大
二國士，顧名思義，國家級士人。士，乃古時候對介於大夫和庶民之間的一個階層的稱謂，士往往是讀書人。辭書上的“國士”解釋是：古時指國中才能或勇力出眾的人，舉例為司馬遷說到淮陰侯時即發過如許感慨：“諸將易得耳，至如信（韓信）者，國士無雙。”瞧，隻有韓信那樣的人才稱得上是“國士”，而且，這樣的人是“無雙”的。可見，國士難求矣！國士不是天生龍種的國君，更不是凡夫俗子，也不是隨便在某行當裏留下點名聲的人。曾見過一套近年出版的《百年國士》叢書，章太炎、梁啓超、辜鴻銘、蔡元培、魯迅、齊如山、蘇曼殊、吳宓、葉聖陶、錢穆、馮友蘭、老舍、張大千、冰心、沈從文、巴金、季羨林等人都躋身卷中，把真國士如章太炎、梁啓超、蔡元培等這幾位，與眾多的文藝名流混為一談，這實在是編著者對“國士”的誤解與濫封。我理解的國士，當是一國之中通天接地的棟樑之材，而不是隻在某一領域有所造詣的“專業技術人才”；國士乃見解超前、韜略過人的時代的先驅，他首先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學家或別的什麽家。國士的“證書”是靠當代輿論和歷史兩位“評委”共同頒發的，而不是由當朝的官場位置或後世的政治需要決定的；此“證”不能濫發，不能如現今這般高級技術職稱的帽子滿天飛。而且，國士也決非割一茬又生一茬的韭菜，國士往往不可再生。國士是隻在國運式微或君主求助時才得以產生的特殊人物，平和的歷史時期和過於剛愎強悍的君主都不需要國士。總之，國士是中國歷史森林中的巨大喬木，各時期的風景線因了他們的存在才顯得生動和多彩起來。楊度自稱為國士，倒也不是他太不虛心使自己進步，因為早在清朝末年，名滿天下的梁啓超背地裏就這樣讚譽他了——梁氏在給老師康有為的信中，推薦楊度“才似譚嗣同，當以國士待之”。連才高氣傲的梁先生都這樣認為，可見楊度的“國士”頭銜早已為國人所共認。楊度這八句詩，說的是他的家世和他二十七歲以前的經歷：楊氏先世自明洪武年間由金陵（今南京）遷湖南，祖父楊禮堂乃曾國藩手下一員部將，後戰死疆場。伯父楊瑞生十五歲即隨楊禮堂征戰南北，後蔭襲其官職，最後官至總兵。總兵乃正二品的武官，位在提督之下，是鎮守一方的將軍。所以說，楊氏乃軍人世家。但尚武的門風到楊瑞生這兒竟畫上句號了！因為他的三個弟弟，老二、老三因病早逝，老四楊懿生（也就是楊度之父）雖說天資頗高喜舞文弄墨，但卻身體羸弱，而且，還好杯中物，平時除了飲酒吟詩外，再無養家餬口之力，楊家全靠大家長楊瑞生一人維持。楊將軍先為四弟捐了個候補縣官，後又薦到曾國荃手下去當了一陣子文書。但不爭氣的楊懿生卻因飲酒過多而致吐血，不得不抱病返鄉，後竟一命歸天，撇下年輕的寡妻李仕和楊度兄妹三人。你看，明明是個沒有出息的病秧子和酒鬼，但寫進家譜裏的楊懿生，卻成了令人敬仰的偉丈夫，比其兄瑞生也差不到哪裏去：“具文武才，居曾文正幕，有盛名。”——好傢夥，是文武雙全的天才，而且還是同鄉的曾國藩大人的有名的幕僚啊！由此可見，當世人的蓋棺論定歷來就不太可信。在伯父的拉扯下長大的楊度，十八歲那年，離湘去北京遊學，並一舉考中舉人。兩年後他在京參加了會試，會考期間，他曾與湖南應試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請求朝廷拒絕與甲午戰爭中的敵國日本議和。落第後，他返回湘潭，師從一代名儒王運（民國元年被袁世凱大總統聘為國史館館長），邊學武功邊讀書。七載寒窗，他從恩師苦讀經史，也時常跟老師和正在長沙辦時務學堂的梁啓超辯論學問。這個恃才傲物的湘鄉才子，倒也真的詮釋了“吾愛吾師，我尤愛真理”的格言。然而，斯人的誌向不在成為王運一樣的當代大儒，而是要做尋求“今日夷務應付之方”的
市井有誰知國士(2)
救亡誌士。二十七歲那年早春，他終於不滿足在書齋裏坐而論道，毅然離開恩師和故土，隻身赴日本探求救國之路。在日本，他開始關注中國的政治改革等現實問題。當年秋返國，在上海創辦《遊學譯編》，從此開始長達三十年的“經濟”生涯。“經濟”的本意為“經世濟民”，與治理國家意思相同，與今日之“經濟”——社會物質生產等概念——完全不是一碼事。清末，國難不已，滿族統治者已經痛感人才之匱乏，而正常的科舉製度已經無法為各級政權提供優秀的後備幹部，於是，慈禧太後下詔舉行“經濟特科”考試，繞開既有的選拔官僚的八股科舉製，由各部、院和各省督、撫、學政，保薦各地“學問淹通、洞達中外時務者”，由皇帝審批後，詔令其晉京直接參加“殿試”——在紫禁城裏參加考試。已有“經濟”名聲的湖南才子楊度，入闈特科考場並不出人意料，讓人意外的是，他是被四川總督錫良（滿人）薦舉給朝廷的。清時，湖南與湖北兩省的一把手是湖廣總督。湖廣總督或湖南巡撫、湖南學政等有關省領導沒有向皇上推薦這位本土的才子，而偏偏讓異地的旗籍蜀督搶了伯樂之功，足見當時滿族官吏對國運之關切和對人才之渴求，亦可知“戲說”歷史的文藝作品全不可信——那些作品總在告訴人們：皇權時代的封疆大吏們，個個是貪官，人人都昏庸，哪裏還顧得上為國分憂與“培養人才”啊！於是，清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五（1903年7月9日），二十八歲的楊度和全國各地推薦來的一百八十六位“拔尖人才”，在輝煌無比的紫禁城保和殿裏參加了經濟特科考試。考題為皇上“欽命”。好一個楊度，從容不迫地交上了答卷，愣是把八位閱卷大臣全“震”了！而其中一位“批卷老師”，就是頗有聲望的張之洞。張大人那雙老而不昏花的眼睛顯然盯上了“楊度”這個名字。五年後，正是已經成為當朝第一漢臣（體仁閣大學士、軍機大臣）的張之洞與另一位重量級的漢官袁世凱（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聯名奏保，“候選郎中”楊度才一躍而為中央政府裏的四品京官。此後話也。初試成績發榜下來，楊度高居一等第二名，僅次於日後的政敵、當過袁世凱的總統府秘書長的梁士詒！數日後，他又順利參加了複試。封官加爵指日可待矣！然而，就在朝廷準備為楊度等政壇新生代分配工作之際，養心殿裏猝然傳出不祥之訊——慈禧太後召見軍機大臣瞿鴻時，意外聽說：參加此次經濟特科考試的人員，多係新黨！這個老瞿，真是“大義滅親”，他也是湘鄉人，為了大清王朝的長治久安，竟然把小老鄉楊度送上了俎板！緊接著，又有兩江總督魏光濤兩次電奏朝廷，指名道姓地舉報梁士詒與楊度與上海的革命黨“通同一氣”！老太後勃然大怒，立即傳諭：將梁、楊查辦！一夜之間，“新科狀元”和“榜眼”淪為通緝犯，楊度隻好潛逃出京，轉道上海再渡東瀛。倉皇亡命的楊度，哪裏會想到，是次遠航，不過是自己一生中不斷去國外或租界作政治避難的“處女航”。再到日本的楊度，卻因禍得福，因清廷先欲重用後又緝捕而名聲大噪，那首長達二百四十六句的《湖南少年歌》，就是那時寫成的，長詩被同在日本的梁啓超發表在《新民叢刊》上。此“歌”後來傳回中國，大行其道，尤其詩中的那句“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的豪言，曾沸騰了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多少湘籍熱血青年的心！在“東洋”，專心從事“經濟”的楊度，受到正寓居日本的孫中山的青睞，孫親往楊的住處，與他探討挽救中國之良策，某日因談話時間太長而不得不留宿楊宅，兩人相談至天明才抵足而眠。日後，他把湘籍知己黃興介紹給了孫中山。孫、黃合作之後，革命黨才迅速壯大。留日期間，他還與另一位湖南老鄉章士釗結下了終生的友情。後來，章氏不僅照顧了他的晚年，而且還在他辭世三十多年之後繼續關照他的遺屬。此外，他還與革命黨幹將胡漢民、汪精衛同窗求知。當然，“吾愛吾師（或吾友、吾同鄉、吾同學），我尤愛真理”的老毛病又犯了，自負的他，時常與這些可以“對上牙”的人辯論救國方略。他對孫中山的革命理論就頗不以為然，認為孫氏革命如一劑猛藥，疲弱的中國已難以承受。若讓中國康復，隻能仿效日本，以君主立憲的溫性藥力來逐步改良體質。雄辯的孫先生縱有“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