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和他的弟子們都相信，袁世凱是新派人士，他不光曾捐給維新組織強學會五千銀元，而且還在風雲突變之際派幕僚徐世昌專門到康的住處表明其政治態度，所以，他們勢在必然地選擇了袁。
那麽，當事人袁世凱是怎麽記述是夜秘談的呢？民國十五年（1926年）2月發表在上海《申報》上的袁氏《戊戌日記》裏，是這樣寫的：（初三日晚）正在內室秉燭擬疏稿（為給皇上寫奏摺在思考），忽聞外室有人聲，閽人（看門人）持名片來，稱“有譚大人有要公來見，不候傳請，已下車至客堂”。急索片視，乃“譚嗣同”也。
餘（袁自稱）知其為新貴近臣，突如夜訪，或有應商事件，停筆出迎。
渠便服稱賀，謂有密語，請入內室，屏去仆丁。
心甚訝之。延入內室，敘寒暄，各伸“久仰”、“見晚”周旋等語。寒暄過後，譚嗣同先講了一通他與康有為曾怎樣向皇上力薦袁、但都因榮祿阻礙，所以袁雖“辛苦多年，中外欽佩”卻升遷甚慢的大有挑撥意味的話，之後，話鋒一轉，出示了一紙“如名片式”的救駕方案：內開“榮某謀廢立弒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凱初五請訓，請麵付諭一道，令其帶本部兵赴津，見榮某，出諭宣讀，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為直督，傳諭僚屬，張掛告示，布告榮某大逆罪狀，即封禁電局、鐵路，迅速載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圍頤和園，一半守營，大事可定。如不聽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語。
予（袁自稱）聞之魂飛天外，因詰以：“圍頤和園欲何為？”
譚雲：“不除此老朽（太後），國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問。”
予謂：“皇太後聽政三十餘年，迭平大難，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義為訓誡，如令以作亂，必不可行！”
漳洹猶覺淺(12)
譚雲：“我雇有好漢數十人，並電湖南招集好將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無須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誅榮祿、圍頤和園耳！如不許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須定議，我即詣宮（到皇帝那兒）請旨辦理！“魂飛天外”的袁世凱又受到了譚嗣同的生死脅迫，若換了個庸人，真也該活活被嚇死！好在老袁在朝鮮時就經歷過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考驗，所以，他虛與委蛇——予謂：“此事關係太重，斷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殺我，亦決不能定，且你今夜請旨，上亦未必允準也。”
譚雲：“我有挾製之法，必不能不準，初五日定有硃諭一道麵交公。”
予見其氣焰兇狠，類似瘋狂，然伊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來歷，
如顯拒變臉，恐激生他變，所損必多，隻好設詞推宕。見袁推託，譚又出示了一件在袁看來是非常可疑的“聖上”的“硃諭”抄件，並“再三催促”，“幾至聲色俱厲”，甚至有意無意地顯示出腰間藏有兇器！譚雲：“自古非流血不能變法，必須將一群老朽全行殺去，始可辦事。”
予因其誌在殺人作亂，無可再說，且已夜深，托為趕辦奏摺，請其去。傳統的說法是說袁世凱騙取了冒險趕來求援的譚嗣同的信任，天一亮立即乘火車返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大驚，火速晉京麵見慈禧太後。於是，戊戌政變發生，光緒皇帝慘遭囚禁，維新黨人橫屍街口，轟轟烈烈的“百日維新”猝死於血泊中。
不過，看老袁的記錄，卻是另一種說法，即他不承認自己背叛了維新黨人，相反，他一開始就反對他們的過激謀劃。他堅持認為，是這班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激進分子離間了太後與皇帝的關係，激化了兩位最高領導人之間的矛盾；而且，一旦事發，必然“內憂外患一時並起，中原疆域立見瓜分”！所以，他理應向上司反映實情以求“誅鋤誤君誤國之徒”。
靜下心來讀讀袁氏的表白，其實有他的道理。盡管他的過於詳細的記錄與過於流暢的行文讓人懷疑其事後的作偽，但對一個正受寵於朝廷的正統的軍人，一個精明過人、深諳宮內權勢消長的政治新秀，在狂風大作亂雲驟起的緊要關頭，他隻能做出這樣的抉擇。用他的話說，他是不忍坐視疆域被瓜分；而身為人臣，他又何敢犯上作亂弒太後誅上司？而且，即便他的“為國避禍”的動機是事後的貼金之說，那他也異常清楚貿然用兵的結果——那天晚上，他當麵告訴過譚先生：天津為各國聚處之地，若忽殺總督，中外官民，必將大訌，國勢即將瓜分。且北洋有宋（宋慶，掌“毅軍”）、董、聶各軍四五萬人，淮、泗各軍又有七十多營，京內旗兵亦不下數萬，本軍隻七千人，出兵至多不過六千，如何能辦此事？恐在外一動兵，而京內必即設防，上（皇上）已先危！平心而論，他說的是實情。
且不說袁氏當時的實力（“出兵至多不過六千”），即便曾比他更擁有政治與軍事資本的前輩漢臣曾國藩、李鴻章兩人，又何嚐在位極人臣之際有過發動政變的“邪念”？封建傳統文化教化出的人臣隻能選擇“正統”。
近年，關於戊戌變法的研究越來越引人入勝。有人考證出，圍攻頤和園謀害慈禧太後一說並非清廷保守派捏造出的謠言，而確有其事。而且，慈禧回宮與袁的舉報並無直接關係，她是從別的渠道知道了迫在眉睫的陰謀的，所以，她匆匆趕回皇宮，指著兒皇帝的鼻子痛罵：“我撫養了你二十多年，你竟然聽小人的話想害我？”見光緒囁嚅著欲辯白，她氣不打一處來，竟一口唾沫啐過去：“癡兒，今日沒有我，明天還能有你嗎？”若光緒不知有此等陰謀，他何以麵對母後的責罵啞口無言？
那麽，當事人袁世凱是怎麽記述是夜秘談的呢？民國十五年（1926年）2月發表在上海《申報》上的袁氏《戊戌日記》裏，是這樣寫的：（初三日晚）正在內室秉燭擬疏稿（為給皇上寫奏摺在思考），忽聞外室有人聲，閽人（看門人）持名片來，稱“有譚大人有要公來見，不候傳請，已下車至客堂”。急索片視，乃“譚嗣同”也。
餘（袁自稱）知其為新貴近臣，突如夜訪，或有應商事件，停筆出迎。
渠便服稱賀，謂有密語，請入內室，屏去仆丁。
心甚訝之。延入內室，敘寒暄，各伸“久仰”、“見晚”周旋等語。寒暄過後，譚嗣同先講了一通他與康有為曾怎樣向皇上力薦袁、但都因榮祿阻礙，所以袁雖“辛苦多年，中外欽佩”卻升遷甚慢的大有挑撥意味的話，之後，話鋒一轉，出示了一紙“如名片式”的救駕方案：內開“榮某謀廢立弒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凱初五請訓，請麵付諭一道，令其帶本部兵赴津，見榮某，出諭宣讀，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為直督，傳諭僚屬，張掛告示，布告榮某大逆罪狀，即封禁電局、鐵路，迅速載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圍頤和園，一半守營，大事可定。如不聽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語。
予（袁自稱）聞之魂飛天外，因詰以：“圍頤和園欲何為？”
譚雲：“不除此老朽（太後），國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問。”
予謂：“皇太後聽政三十餘年，迭平大難，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義為訓誡，如令以作亂，必不可行！”
漳洹猶覺淺(12)
譚雲：“我雇有好漢數十人，並電湖南招集好將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無須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誅榮祿、圍頤和園耳！如不許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須定議，我即詣宮（到皇帝那兒）請旨辦理！“魂飛天外”的袁世凱又受到了譚嗣同的生死脅迫，若換了個庸人，真也該活活被嚇死！好在老袁在朝鮮時就經歷過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考驗，所以，他虛與委蛇——予謂：“此事關係太重，斷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殺我，亦決不能定，且你今夜請旨，上亦未必允準也。”
譚雲：“我有挾製之法，必不能不準，初五日定有硃諭一道麵交公。”
予見其氣焰兇狠，類似瘋狂，然伊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來歷，
如顯拒變臉，恐激生他變，所損必多，隻好設詞推宕。見袁推託，譚又出示了一件在袁看來是非常可疑的“聖上”的“硃諭”抄件，並“再三催促”，“幾至聲色俱厲”，甚至有意無意地顯示出腰間藏有兇器！譚雲：“自古非流血不能變法，必須將一群老朽全行殺去，始可辦事。”
予因其誌在殺人作亂，無可再說，且已夜深，托為趕辦奏摺，請其去。傳統的說法是說袁世凱騙取了冒險趕來求援的譚嗣同的信任，天一亮立即乘火車返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大驚，火速晉京麵見慈禧太後。於是，戊戌政變發生，光緒皇帝慘遭囚禁，維新黨人橫屍街口，轟轟烈烈的“百日維新”猝死於血泊中。
不過，看老袁的記錄，卻是另一種說法，即他不承認自己背叛了維新黨人，相反，他一開始就反對他們的過激謀劃。他堅持認為，是這班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激進分子離間了太後與皇帝的關係，激化了兩位最高領導人之間的矛盾；而且，一旦事發，必然“內憂外患一時並起，中原疆域立見瓜分”！所以，他理應向上司反映實情以求“誅鋤誤君誤國之徒”。
靜下心來讀讀袁氏的表白，其實有他的道理。盡管他的過於詳細的記錄與過於流暢的行文讓人懷疑其事後的作偽，但對一個正受寵於朝廷的正統的軍人，一個精明過人、深諳宮內權勢消長的政治新秀，在狂風大作亂雲驟起的緊要關頭，他隻能做出這樣的抉擇。用他的話說，他是不忍坐視疆域被瓜分；而身為人臣，他又何敢犯上作亂弒太後誅上司？而且，即便他的“為國避禍”的動機是事後的貼金之說，那他也異常清楚貿然用兵的結果——那天晚上，他當麵告訴過譚先生：天津為各國聚處之地，若忽殺總督，中外官民，必將大訌，國勢即將瓜分。且北洋有宋（宋慶，掌“毅軍”）、董、聶各軍四五萬人，淮、泗各軍又有七十多營，京內旗兵亦不下數萬，本軍隻七千人，出兵至多不過六千，如何能辦此事？恐在外一動兵，而京內必即設防，上（皇上）已先危！平心而論，他說的是實情。
且不說袁氏當時的實力（“出兵至多不過六千”），即便曾比他更擁有政治與軍事資本的前輩漢臣曾國藩、李鴻章兩人，又何嚐在位極人臣之際有過發動政變的“邪念”？封建傳統文化教化出的人臣隻能選擇“正統”。
近年，關於戊戌變法的研究越來越引人入勝。有人考證出，圍攻頤和園謀害慈禧太後一說並非清廷保守派捏造出的謠言，而確有其事。而且，慈禧回宮與袁的舉報並無直接關係，她是從別的渠道知道了迫在眉睫的陰謀的，所以，她匆匆趕回皇宮，指著兒皇帝的鼻子痛罵：“我撫養了你二十多年，你竟然聽小人的話想害我？”見光緒囁嚅著欲辯白，她氣不打一處來，竟一口唾沫啐過去：“癡兒，今日沒有我，明天還能有你嗎？”若光緒不知有此等陰謀，他何以麵對母後的責罵啞口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