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巴托夫離開辦公室，轉身向左，從西門離去。一名海軍陸戰隊門衛把門打開，但他卻沒有注意到這種禮貌舉動。大使的司機正等在一輛“卡迪拉克”高級小轎車的外麵，為他開著門。這位司機是克格勃華盛頓站政治情報部門的負責人。
“怎麽樣，”司機說，看了一下賓夕法尼亞大街上的交通情況，然後驅車左拐。
“嗨，會見的情形正如我預料的那樣。現在，我們可以絕對肯定他們綁架我們人員的原因了，”阿爾巴托夫回答說。
“是什麽，大使同誌？”司機立即問道，克製住自己的惱怒情緒。要是在幾年以前，大使這個黨的馴服工具是不敢對克格勃內高級官員採取應付拖延態度的。自從安德羅波夫同誌逝世後，國家安全委員會變得失寵了。但情況還會糾正過來的。他對這點很有把握。
“總統就差譴責我們違反雙方1979年的秘密協議，蓄意派遣潛艇接近他們的海岸了。他們扣下了我們的人，單獨加以盤問，以便了解那艘潛艇的使命是什麽。中央情報局這樣幹要多長時間才能完呢？一天？兩天？”阿爾巴托夫氣憤地搖搖頭。“他們也許已經知道，隻需用一些麻醉品，或許用一個女人，就可使他們鬆口。總統還提請莫斯科想像一下，五角大樓那些頭腦發熱的人要對他說什麽！要他去做些什麽！這沒有什麽難於理解的，是不是？他們會說我們在演習一場突然核攻擊，或許甚至會說就在進行這場攻擊！似乎在致力於實現和平共處方麵我們還不如他們！這些疑神疑鬼的蠢貨，他們對已發生的事情感到害怕，甚至還感到氣憤。”
“你可以責備他們嗎，同誌？”司機問道。他把這一切都記在心上，在進行著整理，分析，考慮向莫斯科總部作出單獨報告。
“他還說我們的艦隊再也沒有理由呆在他們的沿海了。”
“他是怎樣說的？是一項要求嗎？”
“他的措詞是溫和的，比我預料的溫和。這就引起我的關注了。我認為，他們是在計劃採取什麽行動。舞弄軍刀會發出響聲，抽出軍刀卻是不會發出響聲的。他要求對整個事件做出解釋。我能對他說什麽呢？到底發生了什麽事？”
“我猜想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而這位高級情報人員的確是知道的——事情的來龍去脈，其本身就是難以置信的。海軍和軍事情報總局竟能允許發生這樣難以相信的大錯誤，這使他感到吃驚。卡修斯間諜提供的情況簡直荒唐之極。司機親自把卡修斯的情報轉交給了莫斯科。難道美國和蘇聯都可能是某個第三者的受害者？一項行動出了差錯，於是美國人要設法找出誰應當負責，以及是怎麽造成的，以便他們可以自己去做？這倒還說得通，但是其他的情況呢？路上交通擁擠，他皺起了眉頭。他從莫斯科總部接到的命令是，如果這是中央情報局的行動，他應當立即查清。他不相信這是中央情報局的行動。如果是，那中央情報局的掩蓋本事簡直是神工鬼斧，非同一般。掩蓋這樣一個複雜的行動有可能嗎？他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不管怎樣，他和他的同事們將要幹上幾個星期，去查實有沒有掩蓋情事，去搞清在蘭利和事件現場都有些什麽傳說，與此同時，克格勃在世界各地的機構也都要採取同一行動。如果中央情報局打入北方艦隊的最高司令部，他會發現的。對此，他信心十足。他恨不得希望中央情報局已經這樣做了。軍事情報總局要對這場災難負責；幾年前，軍事情報總局從克格勃威信下降中撈到了好處，而現在它可要丟麵子了。如果他對形勢的分析是正確的，那麽政治局正在用克格勃去壓軍事情報總局和軍方，使莫斯科的克格勃總部能對這樁事件進行自己的獨立調查。不管調查中發現了什麽，克格勃都會先聲奪人，把軍隊壓下去。克格勃用這種或那種辦法總會發現已經發生的事情的。如果發現的結果對其對手造成損害，那就更好……
蘇聯大使走出去以後，門就關上了，佩爾特博士打開橢圓形辦公室的一扇旁門，穆爾法官走了進來。
“總統先生，我得象這樣躲在密室裏幹事已經有一陣子了吧。”
“你真指望這能有效果嗎？”佩爾特問。
“是的，我現在就這樣指望。”穆爾舒坦地坐在皮椅子上。
“這是否有點懸，法官？”佩爾特問道，“我是說，進行一次這樣複雜的行動？”
“妙就妙在這兒，博士，事情並不需要我們去幹。蘇聯人將會替我們幹。噢，當然羅，我們要有不少人在東歐到處提出許多問題探聽消息，巴茲爾爵士的人也會這樣做的。法國人和以色列人已經在這樣做了，因為我們已經問過他們是否知道那艘迷航的飛彈潛艇發生了什麽事情。克格勃也會很快就發現和懷疑為什麽四個主要西方情報機構都在了解同一個問題——他們心想，如果這是我們的行動，這些情報機構就會保持緘默態度的。
“你得了解蘇聯人麵臨的困境，他們必須在兩種同樣不高明的方案中作出選擇。一方麵，他們可以認為，他們最受信任的一名專業軍官犯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叛國罪。你已經看過我們有關拉米烏斯艇長的檔案。他是共產黨的寵兒，一個真正的新型蘇維埃人。此外，這種叛逃陰謀必然還有若幹同樣受信任的軍官參與。蘇聯人有種固定的想法，總認為這種人怎麽也不會離開‘工人的天堂’的。但是他們又拚命設法阻止人們離開他們的國家，我承認這似乎是矛盾的，可那是事實。失去一名芭蕾舞演員或一名克格勃間諜是一回事，但失去一名政治局委員的兒子，一名服役近30年而又無可挑剔的軍官，卻完全是另一回事。再說，一個艇長有許多特權，你可以把這種叛逃比作一個自我奮鬥而發跡的百萬富翁離開紐約跑到莫斯科去居住。他們怎麽也不能相信。
“怎麽樣，”司機說，看了一下賓夕法尼亞大街上的交通情況，然後驅車左拐。
“嗨，會見的情形正如我預料的那樣。現在，我們可以絕對肯定他們綁架我們人員的原因了，”阿爾巴托夫回答說。
“是什麽，大使同誌？”司機立即問道，克製住自己的惱怒情緒。要是在幾年以前，大使這個黨的馴服工具是不敢對克格勃內高級官員採取應付拖延態度的。自從安德羅波夫同誌逝世後，國家安全委員會變得失寵了。但情況還會糾正過來的。他對這點很有把握。
“總統就差譴責我們違反雙方1979年的秘密協議，蓄意派遣潛艇接近他們的海岸了。他們扣下了我們的人，單獨加以盤問，以便了解那艘潛艇的使命是什麽。中央情報局這樣幹要多長時間才能完呢？一天？兩天？”阿爾巴托夫氣憤地搖搖頭。“他們也許已經知道，隻需用一些麻醉品，或許用一個女人，就可使他們鬆口。總統還提請莫斯科想像一下，五角大樓那些頭腦發熱的人要對他說什麽！要他去做些什麽！這沒有什麽難於理解的，是不是？他們會說我們在演習一場突然核攻擊，或許甚至會說就在進行這場攻擊！似乎在致力於實現和平共處方麵我們還不如他們！這些疑神疑鬼的蠢貨，他們對已發生的事情感到害怕，甚至還感到氣憤。”
“你可以責備他們嗎，同誌？”司機問道。他把這一切都記在心上，在進行著整理，分析，考慮向莫斯科總部作出單獨報告。
“他還說我們的艦隊再也沒有理由呆在他們的沿海了。”
“他是怎樣說的？是一項要求嗎？”
“他的措詞是溫和的，比我預料的溫和。這就引起我的關注了。我認為，他們是在計劃採取什麽行動。舞弄軍刀會發出響聲，抽出軍刀卻是不會發出響聲的。他要求對整個事件做出解釋。我能對他說什麽呢？到底發生了什麽事？”
“我猜想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而這位高級情報人員的確是知道的——事情的來龍去脈，其本身就是難以置信的。海軍和軍事情報總局竟能允許發生這樣難以相信的大錯誤，這使他感到吃驚。卡修斯間諜提供的情況簡直荒唐之極。司機親自把卡修斯的情報轉交給了莫斯科。難道美國和蘇聯都可能是某個第三者的受害者？一項行動出了差錯，於是美國人要設法找出誰應當負責，以及是怎麽造成的，以便他們可以自己去做？這倒還說得通，但是其他的情況呢？路上交通擁擠，他皺起了眉頭。他從莫斯科總部接到的命令是，如果這是中央情報局的行動，他應當立即查清。他不相信這是中央情報局的行動。如果是，那中央情報局的掩蓋本事簡直是神工鬼斧，非同一般。掩蓋這樣一個複雜的行動有可能嗎？他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不管怎樣，他和他的同事們將要幹上幾個星期，去查實有沒有掩蓋情事，去搞清在蘭利和事件現場都有些什麽傳說，與此同時，克格勃在世界各地的機構也都要採取同一行動。如果中央情報局打入北方艦隊的最高司令部，他會發現的。對此，他信心十足。他恨不得希望中央情報局已經這樣做了。軍事情報總局要對這場災難負責；幾年前，軍事情報總局從克格勃威信下降中撈到了好處，而現在它可要丟麵子了。如果他對形勢的分析是正確的，那麽政治局正在用克格勃去壓軍事情報總局和軍方，使莫斯科的克格勃總部能對這樁事件進行自己的獨立調查。不管調查中發現了什麽，克格勃都會先聲奪人，把軍隊壓下去。克格勃用這種或那種辦法總會發現已經發生的事情的。如果發現的結果對其對手造成損害，那就更好……
蘇聯大使走出去以後，門就關上了，佩爾特博士打開橢圓形辦公室的一扇旁門，穆爾法官走了進來。
“總統先生，我得象這樣躲在密室裏幹事已經有一陣子了吧。”
“你真指望這能有效果嗎？”佩爾特問。
“是的，我現在就這樣指望。”穆爾舒坦地坐在皮椅子上。
“這是否有點懸，法官？”佩爾特問道，“我是說，進行一次這樣複雜的行動？”
“妙就妙在這兒，博士，事情並不需要我們去幹。蘇聯人將會替我們幹。噢，當然羅，我們要有不少人在東歐到處提出許多問題探聽消息，巴茲爾爵士的人也會這樣做的。法國人和以色列人已經在這樣做了，因為我們已經問過他們是否知道那艘迷航的飛彈潛艇發生了什麽事情。克格勃也會很快就發現和懷疑為什麽四個主要西方情報機構都在了解同一個問題——他們心想，如果這是我們的行動，這些情報機構就會保持緘默態度的。
“你得了解蘇聯人麵臨的困境，他們必須在兩種同樣不高明的方案中作出選擇。一方麵，他們可以認為，他們最受信任的一名專業軍官犯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叛國罪。你已經看過我們有關拉米烏斯艇長的檔案。他是共產黨的寵兒，一個真正的新型蘇維埃人。此外，這種叛逃陰謀必然還有若幹同樣受信任的軍官參與。蘇聯人有種固定的想法，總認為這種人怎麽也不會離開‘工人的天堂’的。但是他們又拚命設法阻止人們離開他們的國家，我承認這似乎是矛盾的，可那是事實。失去一名芭蕾舞演員或一名克格勃間諜是一回事，但失去一名政治局委員的兒子，一名服役近30年而又無可挑剔的軍官，卻完全是另一回事。再說，一個艇長有許多特權，你可以把這種叛逃比作一個自我奮鬥而發跡的百萬富翁離開紐約跑到莫斯科去居住。他們怎麽也不能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