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人民委員會會議上，蘇維埃主管糧食的最高官員——糧食人民委員瞿魯巴也因為飢餓而暈倒了。
以如此貧弱的基礎建設一個強大的國家其難度可想而知。何況在十月革命後的五年時間裏，蘇俄人民的第一項任務並不是建設,而是生存,是在國內叛亂和西方工業國的圍剿中生存下來。
內憂外患中，蘇維埃怎樣力挽狂瀾？
1918年9月2日，蘇維埃中央發出了“一切為了前線，一切為了戰勝敵人”的呼籲，蘇維埃政權選擇了一切為了戰爭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
在農村徵集全部餘糧，甚至是部分口糧，在城市集中控製工業生產、流通和分配，實行總管理局體製，中央緊緊控製企業，依靠行政命令統一管理國民經濟，企業沒有自主權，中央管理局給企業製定指令性年計劃、季計劃，甚至月計劃。
這一政策使蘇俄形成一個整體，迅速走上戰時軌道，每一分力量都投入戰鬥。當然，僅有這些還不夠，“人”的因素是決定性的。
舊的沙俄軍隊已解散，蘇維埃授權給托洛茨基，組建一支新的軍隊，它叫紅軍。
在1919年，有一本手冊發給走上前線的每一個共產黨員。手冊中有一句在俄羅斯大地上廣泛流傳的話：“共產黨員的稱號要擔負很多義務，但是隻給他一項特權——最先為革命而戰。”
糧食人民委員（糧食部部長）瞿魯巴被奉為共產黨員的楷模，作為主管糧食的最高官員，擁有調撥幾百萬甚至幾千萬普特糧食的權力，但他並沒藉此填飽自己的肚子。
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在莫斯科到喀山的鐵路上產生了一個列寧稱之為“偉大創舉”的行動。這裏的黨員放棄休息，忍著飢餓，不要報酬，為支援前線義務勞動。這一舉動迅速傳遍俄羅斯大地，並成為俄羅斯人民的集體行動。
正是在這樣無私的黨員和堅忍的人民支持下，蘇維埃政權在這場與全世界資本主義力量的作戰中，完成了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擊退了各個國家的幹涉和入侵，消滅了內部叛亂，保住了蘇維埃政權。
“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幫助蘇維埃集中所有力量打贏了戰爭。
戰爭勝利了，政權保住了。河山依舊，國家已然滿目瘡痍。
糧食產量隻及戰前一半，工業產值隻有戰前的13.8％，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出現在布爾什維克麵前的是一個沉重的課題，一個類似於毛澤東所說的“進京趕考”的課題——怎樣在一片瓦礫上創建一個具有嶄新社會形態的強大國家？
歷史沒有答案，也“不存在將資本主義製度改造成社會主義製度的現成方法”，歷史要靠布爾什維克自己創造。
正如列寧所說：“或是滅亡，或是開足馬力奮勇向前，歷史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
2、新經濟政策並不改變工人國家的實況，然而卻根本改變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方法和形式。
1920年，戰爭結束了。蘇俄人民開著繳獲的英國坦克在俄羅斯大地上耕耘，他們希望鑄劍為犁，在和平環境中建設新的生活。
從和平轉向戰爭總是困難的,但是戰爭轉向和平也不容易。因為戰爭改變了一切，甚至在人們的思維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跡。戰爭打響之後，一切為了戰爭；戰爭勝利之後，一切準備下一次戰爭，這一思維定勢成為此後蘇聯發展建設的內在邏輯。
戰爭中顯現出的國家集中一切的威力，使蘇維埃決定繼續推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包括列寧在內的許多人都認為：這一方式可以讓國家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迅速建設一個強大的國家。
但是，歷史證明這種做法無情地挫傷了人民的積極性，在戰爭結束一年後就給國家帶來了一場“春天的危機”。
1921年春，全國發生饑荒，三千萬人在挨餓。為反對無償的糧食徵收，農民們拿起了武器，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們幹脆提出建立不要布爾什維克參加的蘇維埃。喀琅施塔得，這個十月革命時期布爾什維克最堅強的堡壘，現在居然因為繼續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而將槍口對準了布爾什維克。
麵對蘇俄的緊張氣氛，特別是喀琅施塔得，這場所謂“穿著軍衣的農民騷動”讓列寧陷入思考，是什麽將蘇維埃的支持者推向了反麵？
在畫家弗·塞羅夫在1921年創作的一幅油畫中，描寫了真實發生過的場景。
列寧走進各地農民中，傾聽，思考，在人民中間尋找答案。
一位農民說：“土地屬於我們，麵包卻屬於你們；水屬於我們，魚卻屬於你們；森林屬於我們，木材卻屬於你們。”
還有人說：“在實行餘糧收集中，懶漢和勤勞的人都同樣攤派，這太不公平了”，“要使農民看到好處”，“餘糧收得太多。請給我們定個標準，要不，我們會把春播的種子都吃掉”，“怎樣才能使人們看到好處呢？很簡單：按百分比收集餘糧”。
歸根結底，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無償徵集農民的糧食，嚴重打擊了人民的生產積極性，人們不願意生產多餘的糧食，有的農民寧可將多餘的糧食糟蹋了，也不願接受無償徵集。
列寧親自記錄了農民們的意見，他對農民代表說：“我知道，當農民的一切都被拿走，而給他們的東西又是那麽少的時候，他們的生活是何等艱難。我了解農民的生活，我熱愛他們，我尊敬他們。我請求農民再稍微忍耐一下”。
以如此貧弱的基礎建設一個強大的國家其難度可想而知。何況在十月革命後的五年時間裏，蘇俄人民的第一項任務並不是建設,而是生存,是在國內叛亂和西方工業國的圍剿中生存下來。
內憂外患中，蘇維埃怎樣力挽狂瀾？
1918年9月2日，蘇維埃中央發出了“一切為了前線，一切為了戰勝敵人”的呼籲，蘇維埃政權選擇了一切為了戰爭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
在農村徵集全部餘糧，甚至是部分口糧，在城市集中控製工業生產、流通和分配，實行總管理局體製，中央緊緊控製企業，依靠行政命令統一管理國民經濟，企業沒有自主權，中央管理局給企業製定指令性年計劃、季計劃，甚至月計劃。
這一政策使蘇俄形成一個整體，迅速走上戰時軌道，每一分力量都投入戰鬥。當然，僅有這些還不夠，“人”的因素是決定性的。
舊的沙俄軍隊已解散，蘇維埃授權給托洛茨基，組建一支新的軍隊，它叫紅軍。
在1919年，有一本手冊發給走上前線的每一個共產黨員。手冊中有一句在俄羅斯大地上廣泛流傳的話：“共產黨員的稱號要擔負很多義務，但是隻給他一項特權——最先為革命而戰。”
糧食人民委員（糧食部部長）瞿魯巴被奉為共產黨員的楷模，作為主管糧食的最高官員，擁有調撥幾百萬甚至幾千萬普特糧食的權力，但他並沒藉此填飽自己的肚子。
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在莫斯科到喀山的鐵路上產生了一個列寧稱之為“偉大創舉”的行動。這裏的黨員放棄休息，忍著飢餓，不要報酬，為支援前線義務勞動。這一舉動迅速傳遍俄羅斯大地，並成為俄羅斯人民的集體行動。
正是在這樣無私的黨員和堅忍的人民支持下，蘇維埃政權在這場與全世界資本主義力量的作戰中，完成了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擊退了各個國家的幹涉和入侵，消滅了內部叛亂，保住了蘇維埃政權。
“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幫助蘇維埃集中所有力量打贏了戰爭。
戰爭勝利了，政權保住了。河山依舊，國家已然滿目瘡痍。
糧食產量隻及戰前一半，工業產值隻有戰前的13.8％，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出現在布爾什維克麵前的是一個沉重的課題，一個類似於毛澤東所說的“進京趕考”的課題——怎樣在一片瓦礫上創建一個具有嶄新社會形態的強大國家？
歷史沒有答案，也“不存在將資本主義製度改造成社會主義製度的現成方法”，歷史要靠布爾什維克自己創造。
正如列寧所說：“或是滅亡，或是開足馬力奮勇向前，歷史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
2、新經濟政策並不改變工人國家的實況，然而卻根本改變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方法和形式。
1920年，戰爭結束了。蘇俄人民開著繳獲的英國坦克在俄羅斯大地上耕耘，他們希望鑄劍為犁，在和平環境中建設新的生活。
從和平轉向戰爭總是困難的,但是戰爭轉向和平也不容易。因為戰爭改變了一切，甚至在人們的思維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跡。戰爭打響之後，一切為了戰爭；戰爭勝利之後，一切準備下一次戰爭，這一思維定勢成為此後蘇聯發展建設的內在邏輯。
戰爭中顯現出的國家集中一切的威力，使蘇維埃決定繼續推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包括列寧在內的許多人都認為：這一方式可以讓國家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迅速建設一個強大的國家。
但是，歷史證明這種做法無情地挫傷了人民的積極性，在戰爭結束一年後就給國家帶來了一場“春天的危機”。
1921年春，全國發生饑荒，三千萬人在挨餓。為反對無償的糧食徵收，農民們拿起了武器，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們幹脆提出建立不要布爾什維克參加的蘇維埃。喀琅施塔得，這個十月革命時期布爾什維克最堅強的堡壘，現在居然因為繼續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而將槍口對準了布爾什維克。
麵對蘇俄的緊張氣氛，特別是喀琅施塔得，這場所謂“穿著軍衣的農民騷動”讓列寧陷入思考，是什麽將蘇維埃的支持者推向了反麵？
在畫家弗·塞羅夫在1921年創作的一幅油畫中，描寫了真實發生過的場景。
列寧走進各地農民中，傾聽，思考，在人民中間尋找答案。
一位農民說：“土地屬於我們，麵包卻屬於你們；水屬於我們，魚卻屬於你們；森林屬於我們，木材卻屬於你們。”
還有人說：“在實行餘糧收集中，懶漢和勤勞的人都同樣攤派，這太不公平了”，“要使農民看到好處”，“餘糧收得太多。請給我們定個標準，要不，我們會把春播的種子都吃掉”，“怎樣才能使人們看到好處呢？很簡單：按百分比收集餘糧”。
歸根結底，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無償徵集農民的糧食，嚴重打擊了人民的生產積極性，人們不願意生產多餘的糧食，有的農民寧可將多餘的糧食糟蹋了，也不願接受無償徵集。
列寧親自記錄了農民們的意見，他對農民代表說：“我知道，當農民的一切都被拿走，而給他們的東西又是那麽少的時候，他們的生活是何等艱難。我了解農民的生活，我熱愛他們，我尊敬他們。我請求農民再稍微忍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