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流才子”衣缽的第八代傳人就是唐伯虎。唐寅（1470?1523），是我國繪畫史上傑出的畫家、文學家。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初字伯虎，更字子畏，號桃花庵主等。晚年信佛，有六如居士等別號。他是明朝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人稱“唐解元”，自製印章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為人放蕩不羈，風流飄逸，心胸豁達。精詩文、工書畫，曉音律，素好遊山玩水。數中國歷代畫家中，唐寅知名度最高，他的名字婦孺皆知，“唐伯虎點秋香”、“三笑”、在民間廣為流傳。唐伯虎才氣橫溢，但並不風流，他的詩、書、畫被稱為三絕，在繪畫上，唐寅擅長山水，又工畫人物，尤其是精於仕女，畫風既工整秀麗，叉瀟灑飄逸，被稱為“唐畫”，為後人所推崇。書法源自趙孟?一體，俊逸秀挺，頗見功夫。此外，他還能作曲，多采民歌形式。如此多才，明代文人中是少見的。唐寅，為“吳門畫派”中的傑出代表，繪畫與沈周、文徵明、仇英齊名，合稱“明四家”。又與祝允明、文徵明、徐禎卿切磋詩文，蜚聲吳中，世稱“吳中四才子。”唐寅早期繪畫，“遠攻李唐”、“近交沈周”。早期拜吳門畫派創始人沈周為師。沈周和周臣都是當時蘇州名畫家，沈以元人畫為宗，周則以南宋院畫為師，這是明代兩大畫派，唐寅雖師周臣，卻有勝藍之譽。唐寅兼其所長，在南宋風格中融元人筆法，一時突飛猛進，以至超越老師周臣，名聲大振。唐寅畫得最多也最有成就的是山水畫。唐寅足跡遍名川大山，胸中充滿千山萬壑，這使其詩畫具有吳地詩畫家所無的雄渾之氣，並化渾厚為瀟灑。他的山水畫大多表現雄偉險峻的重山復嶺，樓閣溪橋，四時朝暮的江山勝景，有的描寫亭榭園林，文人逸士優閑的生活。山水人物畫，大幅氣勢磅礴，小幅清雋瀟灑，題材麵貌豐富多樣。由於唐寅作畫很少在畫上註明年份，且他的畫風變化也不很有規律，所以很難推測他作畫的時間，也就難以按照時間來劃分他的畫風變化進程。唐寅在拜周臣為師後，主要是宗南宋院體，但其畫有時也有與沈、文畫風相近的作品，如《南遊圖》。這是唐寅三十六歲時當琴士楊季靜離開蘇州時贈送給他的。畫上人物、車、驢用筆細勁，如紙上遊絲。近景的坡上有三四株雜樹交柯攢影。中景左側山岩前一高士騎驢緩行，後麵一童僕拉著車負琴緊隨。剛出岩口，右麵兩個推車人，匆匆趕路。山路曲折，溪水波動，頗見旅途之辛苦。整幅畫不著色，山勢平緩。而其中一株樹用胡椒點點葉，與沈、文畫樹葉法神似。唐寅學南宋院畫風格的代表作之一是《雪山行旅》圖軸。雖畫的是雪景，不宜用很多皴筆，但山石結體仍能看出那南宋院畫立方塊的造型。高山峻嶺中的草堂有兩翁正圍爐驅寒，還有一高土騎著馬由童僕支傘擋雪，行走於瓊山玉樹之間。畫的前景主要是枯樹三株，枝幹是“直”、“斜”、“直”的折法，向上明麵微露白色，而暗麵特別濃黑，以示雪意。此外《溪山漁隱圖》、《灌木叢筱圖》也是這種風格，特別是《溪山漁隱圖》是一幅長卷，分十個部分，是唐寅作品中難得的佳作。以南宋院畫風格為主的還有《清溪鬆蔭圖》、《看泉聽風圖》、《抱琴歸去圖》。這些作品用的皴法基本上是小斧劈，皴筆綿密厚重，有的表現了南宋院畫的某一方麵特色。《清溪鬆蔭圖》是典型的小斧劈作品，這是唐寅學周臣時期的精心之作。畫麵上的遠山迎麵如巨碑，山頭為密密，逐漸疏淡。山腰用雲勾烘托山之高峻。這幅畫上畫一高士呋坐在鬆蔭下昂首觀景沉思的樣子。高士身上的線條端莊、靜穆，勢態清高。而其中一鬆樹穿插在岩壁之間，古藤纏繞山巒，有隨風微揚之勢，用筆老練。《看泉聽風圖》主體部分是二高士並坐，正觀賞著由岩洞中流瀉的瀑布。瀑布雖不大，然奔流急瀉，數處飛流騰躍。唐寅把水勢畫得極其生動，這是宋院畫家們繪畫的特點之一。而這幅畫的山勢突兀，用墨勾皴，明暗清晰，這也是南宋院畫特色。樹後山岩的皴筆輕而淡，逐漸消失在雲間。遠山則起走明顯，略見山峰，這種含蓄的表達方式正是馬遠和夏?作畫的一貫作風。《抱琴歸去圖》也有這些顯著特色。
“風流才子”衣缽的第九代傳人就是清代文學家蒲鬆齡(公元1640～1715)，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居士。山東淄川（今屬淄博市）人。他出身在一個沒落的地主家庭。蒲家號稱“累代書香”，祖上雖然沒有出過顯赫人物，在當地卻是大族，但在明末清初的動亂中衰微下來。蒲鬆齡的父親原是讀書人，由於家境困難，不得不棄儒經商。蒲鬆齡童年時跟著父親讀書，由於勤奮和穎慧而深得父親鍾愛。他19歲初應童子試，以縣、府、道三個第一名補博士弟子員，頗受當時主持山東學政的著名詩人施閏章的賞識，贊他“觀書如月，運筆成風”，一時文名頗高。此後，他與同鄉學友砥礪學問更勤，曾與李希梅等人結成“郢中詩社”，常“以風雅道義相□切”（張元《柳泉蒲先生墓表》）。他在李希梅家中讀書時，“請訂一籍，日誦一文焉書之，閱一經焉書之，作一藝、仿一帖焉書之。每晨興而為之標日焉。庶使一日無功，則愧、則警、則□涔涔下也”（蒲鬆齡《醒軒日課序》）。康熙九年(1670)至康熙十年間，他應做縣令的友人邀請，先後到寶應和高郵做過幕賓。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遠遊。幕賓生活使他對於官場和世情有了更多的認識。回家鄉後，長期在鄉間作塾師。他設館的主人家藏書豐富，使他得以廣泛涉獵。他不但研究經史、哲理和文學，而且對於天文、農桑、醫藥等等也有很大的興趣。蒲鬆齡一生刻苦好學，但自19歲“弁冕童科”之後，屢試不第，直到71歲高齡，才援例成為貢生。康熙五十四年農曆正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在他的夫人去世的兩年之後，依窗危坐逝世。在清初，像蒲鬆齡這樣出身的士人，進身之途唯在科舉。科場的失敗使他悲憤萬分:“天孫老矣，顛倒了天下幾多傑士。蕊宮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每每顧影自悲，可憐骯髒骨銷磨如此！……數卷殘書，半窗寒燭，冷落荒齋裏。”(〔大江東去〕《寄王如水》)蒲鬆齡未能攀緣科舉出仕，一生都在農村過著清寒的生活。他的思想中固然存在著熱衷功名的庸俗的一麵，但也有“足跡不踐公門”的傲視權貴的一麵。在艱難時世中，他逐漸認識到像他這樣出身的人難有出頭之日，“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輸璧，不能自達於聖明”（《與韓刺史樾依書》）。他把滿腔憤氣寄托在《聊齋誌異》的創作中。此書創作從他年輕時就開始了，康熙十八年(1679)作《聊齋自誌》，可知那時這部文言短篇小說集已初具規模，一直到暮年方才成書，“集腋為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託如此，亦足悲矣！”(《聊齋自誌》)這部小說集熔鑄著蒲鬆齡一生的心血。蒲鬆齡的創作，還有通俗俚曲14種，計有《牆頭記》、《姑婦曲》、《慈悲曲》、《翻魘殃》、《寒森曲》、《蓬萊宴》、《俊夜叉》、《窮漢詞》、《快曲》、《醜俊巴》、《禳妒咒》、《增補幸雲曲》等。這些俚曲用了山東淄川地區的方言，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它們從不同角度揭露了社會的黑暗和人間的不平，在人生態度和創作思想上與《聊齋誌異》是相通的。蒲鬆齡的著作，小說和俚曲之外，還有《聊齋文集》、《聊齋詩集》和關於農業、醫藥的通俗讀物《農桑經》、《藥祟書》等。
“風流才子”衣缽的第九代傳人就是清代文學家蒲鬆齡(公元1640～1715)，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居士。山東淄川（今屬淄博市）人。他出身在一個沒落的地主家庭。蒲家號稱“累代書香”，祖上雖然沒有出過顯赫人物，在當地卻是大族，但在明末清初的動亂中衰微下來。蒲鬆齡的父親原是讀書人，由於家境困難，不得不棄儒經商。蒲鬆齡童年時跟著父親讀書，由於勤奮和穎慧而深得父親鍾愛。他19歲初應童子試，以縣、府、道三個第一名補博士弟子員，頗受當時主持山東學政的著名詩人施閏章的賞識，贊他“觀書如月，運筆成風”，一時文名頗高。此後，他與同鄉學友砥礪學問更勤，曾與李希梅等人結成“郢中詩社”，常“以風雅道義相□切”（張元《柳泉蒲先生墓表》）。他在李希梅家中讀書時，“請訂一籍，日誦一文焉書之，閱一經焉書之，作一藝、仿一帖焉書之。每晨興而為之標日焉。庶使一日無功，則愧、則警、則□涔涔下也”（蒲鬆齡《醒軒日課序》）。康熙九年(1670)至康熙十年間，他應做縣令的友人邀請，先後到寶應和高郵做過幕賓。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遠遊。幕賓生活使他對於官場和世情有了更多的認識。回家鄉後，長期在鄉間作塾師。他設館的主人家藏書豐富，使他得以廣泛涉獵。他不但研究經史、哲理和文學，而且對於天文、農桑、醫藥等等也有很大的興趣。蒲鬆齡一生刻苦好學，但自19歲“弁冕童科”之後，屢試不第，直到71歲高齡，才援例成為貢生。康熙五十四年農曆正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在他的夫人去世的兩年之後，依窗危坐逝世。在清初，像蒲鬆齡這樣出身的士人，進身之途唯在科舉。科場的失敗使他悲憤萬分:“天孫老矣，顛倒了天下幾多傑士。蕊宮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每每顧影自悲，可憐骯髒骨銷磨如此！……數卷殘書，半窗寒燭，冷落荒齋裏。”(〔大江東去〕《寄王如水》)蒲鬆齡未能攀緣科舉出仕，一生都在農村過著清寒的生活。他的思想中固然存在著熱衷功名的庸俗的一麵，但也有“足跡不踐公門”的傲視權貴的一麵。在艱難時世中，他逐漸認識到像他這樣出身的人難有出頭之日，“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輸璧，不能自達於聖明”（《與韓刺史樾依書》）。他把滿腔憤氣寄托在《聊齋誌異》的創作中。此書創作從他年輕時就開始了，康熙十八年(1679)作《聊齋自誌》，可知那時這部文言短篇小說集已初具規模，一直到暮年方才成書，“集腋為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託如此，亦足悲矣！”(《聊齋自誌》)這部小說集熔鑄著蒲鬆齡一生的心血。蒲鬆齡的創作，還有通俗俚曲14種，計有《牆頭記》、《姑婦曲》、《慈悲曲》、《翻魘殃》、《寒森曲》、《蓬萊宴》、《俊夜叉》、《窮漢詞》、《快曲》、《醜俊巴》、《禳妒咒》、《增補幸雲曲》等。這些俚曲用了山東淄川地區的方言，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它們從不同角度揭露了社會的黑暗和人間的不平，在人生態度和創作思想上與《聊齋誌異》是相通的。蒲鬆齡的著作，小說和俚曲之外，還有《聊齋文集》、《聊齋詩集》和關於農業、醫藥的通俗讀物《農桑經》、《藥祟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