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麗，我要在取消一些徵召通知的這件事上緊緊追下去。”
“但是我不久就得上漢堡營房去啦。”
“我不會需要多少時間。不管怎樣，我今兒晚上也可以上那兒去看你們。”
她凝視著他。“說實在的，你認為還有希望嗎？”她的聲音是懷疑的，冷漠的。
“咱們瞧吧。”路易斯在地板上玩娜塔麗的那個龐奇木偶，埃倫在他身旁彎下一隻膝來。“唔，路易斯，”他用意第緒語說，“再會啦，願上帝保佑你。”他親了親這孩子。刺癢的鬍鬚惹得路易斯格格笑了。
娜塔麗收拾好行李，把手提箱關上，把包袱紮好。她現在沒什麽事可做了。這是她覺得難以忍受的。使自己忙忙碌碌，是她擺脫恐懼的最好辦法。她深深知道，她和路易斯是到了危險的邊沿。她並沒忘卻埃倫轉達的、班瑞爾所講的“東方”發生的事情。她並沒忘卻，隻不過她把那抑製在心裏。她和埃倫全沒再提到過奧斯威辛。遣送的通知上也一句沒提到奧斯威辛。她對於自己很可能是上那兒去的這一想頭，根本就不去仔細琢磨。到這時候，她甚至還不為自己牽連在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地下組織中而感到後悔。這件事使她情緒高昂，掌握住了自己的命運，並且使自己的命運有了某種意義。
德國人進行殘酷的壓迫，是由於猶太人手無寸鐵，無家可歸。惡運使她陷進了這場大災難。但是西方自由主義永遠是一座海市蜃樓。同化是辦不到的。直到如今，她自己一直過著一種空虛的猶太人生活，但是她發現了自己生活的意義。如果她活下去不死，她的一生就要用在巴勒斯坦猶太民族那片古老的國土上恢復猶太國。
她相信這一點。這是她的新信念。至少她相信自己相信。一個微弱的反抗而嘲弄的美國聲音始終沒從她心頭完全消逝；它悄悄地說，她真正需要的是活下去，回到拜倫身邊，在舊金山或科羅拉多州居住下來；她的突然轉變，接受猶太復國主義，這隻是治療她陷入困境、痛苦不堪的一種精神性嗎啡。可是嗎啡也好，信念也好，她卻為它冒著生命危險，準備付出代價，而且仍舊沒為它感到後悔。她所後悔的隻是，自己沒立即接受班瑞爾的提議，把路易斯送走。但願她還可以這麽辦，那該多麽好啊！
她不能再等埃倫了，隻好背著一包幹糧和盥洗用品，一手拎著一隻提箱，出發上漢堡營房去，路易斯跟在她的身旁蹣跚地走著。她走進了一行背著背包、衣衫破舊、彎腰曲背的猶太人行列，他們全朝那個方向走去。那是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四處，在嫩綠的草地邊沿，盛開著許多鮮花，這些草地是過去兩三星期內新鋪好的。特萊西恩施塔特的街道這時候很幹淨。全市都洋溢著春天的氣息。建築物新粉成黃色，閃閃發光。雖然美化運動還有不少事情要做，紅十字會客人們眼下幾乎已經可以給矇混過去了，娜塔麗斜眼看著街道正前方的落日時，這樣鬱悶地想著；矇混過去，那就是說，如果他們不走進營房去的話，或者如果他們不去追問伸入市區的那條鐵路支線或是當地的死亡率的話。
她擠進了漢堡營房外邊那條長長的行列，手裏緊緊攙著路易斯，一邊用腳把提箱推著向前。在街道對麵終點站的頂棚下邊，停著那輛黑色機車。院子入口處，在黨衛軍士兵的監視下，遣送委員會的猶太人坐在白木桌旁，非正式地查問這批遣送的人——盤問，點名，叫號數，用橡皮戳子在文件上蓋章，一切都是以移民檢查官特有的那種厭煩急躁的態度來辦理，這在任何國境線上全都一樣。
後來，輪到娜塔麗了。接過她文件的辦事人員是一個身材矮小、頭戴一頂紅布便帽的人。他用德語朝她大聲叫嚷，在文件上蓋了章，潦潦草草地作了點兒記錄。接著，他收下她的卡片，回臉朝肩後吆喝了兩個號碼。一個三天沒剃鬍子的人遞給他兩個穿了繩子的硬紙板標誌。娜塔麗那兩張灰色卡片上的號碼用巨大的黑數目字寫在這兩個標誌上。娜塔麗把一個號碼牌掛在自己的頸子上，把另一個掛在路易斯的頸子上。
在黨衛軍總部，埃倫-傑斯特羅手拿呢帽，站在司令官辦公室外麵，因為副官吩咐他在過道裏等著。穿軍服的德國人從他身旁走過去，一眼也不看他。一個猶太長老應召到中隊長拉姆的辦公室來，這並不是罕見的事，尤其是在推進美化運動的時候。憂慮使這個老人兩膝發軟，然而他又不敢倚靠著牆壁。一個猶太人當著德國人的麵擺出懶洋洋的姿勢，那就會招來一拳頭或是一棍子，美化也好，不美化也好。這份謹慎小心已經深入他的骨髓了。他費了很大的力氣使自己直挺挺地站著。
他在自己的住處作出這項決定時，心頭十分憂慮不安。當他割開鞋子縫線的時候，他的手抖得非常厲害，第一刀竟然滑到一旁，割破了他的左拇指，雖然他裹了一塊碎布，傷口這時還在出血。幸而娜塔麗在驚得發愣的情況下沒注意到這件事，盡管她的確瞧見他把縫線割斷。可是一旦作出了決定，他就戰勝了疑慮，勇往直前。其餘的事全掌握在上帝的手裏。最後冒險的時機取決於他。盟軍會登陸的，如果不是在五月，那麽就是在六、七月。德國人在各條戰線上都節節敗退。戰爭也許會很突兀地一下就結束。娜塔麗和路易斯這次遣送決不可以走。
“但是我不久就得上漢堡營房去啦。”
“我不會需要多少時間。不管怎樣，我今兒晚上也可以上那兒去看你們。”
她凝視著他。“說實在的，你認為還有希望嗎？”她的聲音是懷疑的，冷漠的。
“咱們瞧吧。”路易斯在地板上玩娜塔麗的那個龐奇木偶，埃倫在他身旁彎下一隻膝來。“唔，路易斯，”他用意第緒語說，“再會啦，願上帝保佑你。”他親了親這孩子。刺癢的鬍鬚惹得路易斯格格笑了。
娜塔麗收拾好行李，把手提箱關上，把包袱紮好。她現在沒什麽事可做了。這是她覺得難以忍受的。使自己忙忙碌碌，是她擺脫恐懼的最好辦法。她深深知道，她和路易斯是到了危險的邊沿。她並沒忘卻埃倫轉達的、班瑞爾所講的“東方”發生的事情。她並沒忘卻，隻不過她把那抑製在心裏。她和埃倫全沒再提到過奧斯威辛。遣送的通知上也一句沒提到奧斯威辛。她對於自己很可能是上那兒去的這一想頭，根本就不去仔細琢磨。到這時候，她甚至還不為自己牽連在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地下組織中而感到後悔。這件事使她情緒高昂，掌握住了自己的命運，並且使自己的命運有了某種意義。
德國人進行殘酷的壓迫，是由於猶太人手無寸鐵，無家可歸。惡運使她陷進了這場大災難。但是西方自由主義永遠是一座海市蜃樓。同化是辦不到的。直到如今，她自己一直過著一種空虛的猶太人生活，但是她發現了自己生活的意義。如果她活下去不死，她的一生就要用在巴勒斯坦猶太民族那片古老的國土上恢復猶太國。
她相信這一點。這是她的新信念。至少她相信自己相信。一個微弱的反抗而嘲弄的美國聲音始終沒從她心頭完全消逝；它悄悄地說，她真正需要的是活下去，回到拜倫身邊，在舊金山或科羅拉多州居住下來；她的突然轉變，接受猶太復國主義，這隻是治療她陷入困境、痛苦不堪的一種精神性嗎啡。可是嗎啡也好，信念也好，她卻為它冒著生命危險，準備付出代價，而且仍舊沒為它感到後悔。她所後悔的隻是，自己沒立即接受班瑞爾的提議，把路易斯送走。但願她還可以這麽辦，那該多麽好啊！
她不能再等埃倫了，隻好背著一包幹糧和盥洗用品，一手拎著一隻提箱，出發上漢堡營房去，路易斯跟在她的身旁蹣跚地走著。她走進了一行背著背包、衣衫破舊、彎腰曲背的猶太人行列，他們全朝那個方向走去。那是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四處，在嫩綠的草地邊沿，盛開著許多鮮花，這些草地是過去兩三星期內新鋪好的。特萊西恩施塔特的街道這時候很幹淨。全市都洋溢著春天的氣息。建築物新粉成黃色，閃閃發光。雖然美化運動還有不少事情要做，紅十字會客人們眼下幾乎已經可以給矇混過去了，娜塔麗斜眼看著街道正前方的落日時，這樣鬱悶地想著；矇混過去，那就是說，如果他們不走進營房去的話，或者如果他們不去追問伸入市區的那條鐵路支線或是當地的死亡率的話。
她擠進了漢堡營房外邊那條長長的行列，手裏緊緊攙著路易斯，一邊用腳把提箱推著向前。在街道對麵終點站的頂棚下邊，停著那輛黑色機車。院子入口處，在黨衛軍士兵的監視下，遣送委員會的猶太人坐在白木桌旁，非正式地查問這批遣送的人——盤問，點名，叫號數，用橡皮戳子在文件上蓋章，一切都是以移民檢查官特有的那種厭煩急躁的態度來辦理，這在任何國境線上全都一樣。
後來，輪到娜塔麗了。接過她文件的辦事人員是一個身材矮小、頭戴一頂紅布便帽的人。他用德語朝她大聲叫嚷，在文件上蓋了章，潦潦草草地作了點兒記錄。接著，他收下她的卡片，回臉朝肩後吆喝了兩個號碼。一個三天沒剃鬍子的人遞給他兩個穿了繩子的硬紙板標誌。娜塔麗那兩張灰色卡片上的號碼用巨大的黑數目字寫在這兩個標誌上。娜塔麗把一個號碼牌掛在自己的頸子上，把另一個掛在路易斯的頸子上。
在黨衛軍總部，埃倫-傑斯特羅手拿呢帽，站在司令官辦公室外麵，因為副官吩咐他在過道裏等著。穿軍服的德國人從他身旁走過去，一眼也不看他。一個猶太長老應召到中隊長拉姆的辦公室來，這並不是罕見的事，尤其是在推進美化運動的時候。憂慮使這個老人兩膝發軟，然而他又不敢倚靠著牆壁。一個猶太人當著德國人的麵擺出懶洋洋的姿勢，那就會招來一拳頭或是一棍子，美化也好，不美化也好。這份謹慎小心已經深入他的骨髓了。他費了很大的力氣使自己直挺挺地站著。
他在自己的住處作出這項決定時，心頭十分憂慮不安。當他割開鞋子縫線的時候，他的手抖得非常厲害，第一刀竟然滑到一旁，割破了他的左拇指，雖然他裹了一塊碎布，傷口這時還在出血。幸而娜塔麗在驚得發愣的情況下沒注意到這件事，盡管她的確瞧見他把縫線割斷。可是一旦作出了決定，他就戰勝了疑慮，勇往直前。其餘的事全掌握在上帝的手裏。最後冒險的時機取決於他。盟軍會登陸的，如果不是在五月，那麽就是在六、七月。德國人在各條戰線上都節節敗退。戰爭也許會很突兀地一下就結束。娜塔麗和路易斯這次遣送決不可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