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月的13日到17日，我們的房子多次遭到三五成群的日本士兵的搜查和搶劫，今天日本士兵又不斷地來搶劫。我們所有的首飾、錢財、手錶和各類衣物都被搶劫一空。每天夜裏都有年輕婦女被搶走，日本人用卡車把她們拉走，第二天早晨才放她們回來。到目前為止，有30多名婦女和姑娘被強姦。婦女兒童的呼喊聲日夜不絕於耳。這裏的情況已經到了語言無法形容的地步。請救救我們！”
日記一直記錄到了1938年的2月，拉貝先生奉德國西門子公司總部的命令回到德國為止。
1909年，生於德國漢堡的拉貝在27歲時候來到嚮往已久的中國，他的未婚妻道拉也隨後來到北京，他們在北京結為伉儷。他進入了德國西門子工作，先後成為北京、天津分公司的經理。1931年11月，拉貝來到首都南京開拓業務，出任南京分公司經理。他與金陵大學農學院院長謝金聲簽訂了一份協議，由學校建一座集辦公與居住為一體的房屋出租給拉貝。房屋位於廣州路小粉橋1號，環境幽雅寧靜。他的事業蒸蒸日上，周圍的居民對他友善熱情，拉貝在這裏工作、生活得極為愉快。
七.七事變的槍聲打破了拉貝寧靜的生活。1937年8月，日軍開始對南京狂轟濫炸。拉貝正在北戴河休假，他星夜兼程趕了回來。他在院子裏修築了一個防空洞，提供給家裏的傭人和附近的居民使用。11月，他和一些西方人設立了一個安全區，希望在南京淪陷的最危險時刻，為難民提供一個躲避的場所。他被推為安全區的主席，拉貝明白自己肩負的擔子有多重。他說：“由我出任主席，我不應再有絲毫的猶豫。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時代都在這個國家愉快渡過，我的兒孫都出生在這裏，我的事業在這裏獲得了成功，我始終得到了中國人的厚待。”
安全區內設有25個難民收容所，聚集了近30萬難民。拉貝作為非常時期的“執行市長”，麵對的困難象千萬座大山。他利用自己的納粹身份，與日軍鬥智鬥勇，與日本領事館反覆交涉、抗議，阻止日軍的恣意侵犯和屠殺；他把他租住的院子，設為“西門子”難民收容所，收留了600多個附近的居民，丁永慶、宗有琴、李世珍，當年都在這裏得到過拉貝的保護；他在這裏寫下了著名的《拉貝日記》，記錄了日軍暴行的500多個慘案；他帶領他的委員們尋求國際援助，募集資金，購買糧食和藥品，特別是歷盡艱辛，從上海搞來了能預防腳氣漫延的蠶豆。難民們對他頂禮莫拜，稱他為活菩薩。為表達對拉貝的敬意，麥卡勒姆牧師專門譜寫了一首《南京難民合唱曲》，歌詞幽默中隱匿著辛酸：我們要蠶豆做早飯，我們要蠶豆做午飯……
1938年2月，拉貝應西門子總部要求，返回德國。他把躲在他家養傷的中國飛行員王光漢，扮作他的傭人安全地帶到了上海，又護送到香港。拉貝回到德國後，他在柏林馬不停蹄作了五場報告，義憤填膺地揭露日軍在南京的暴行。他播放了南京紅十字會主席約翰.馬吉牧師拍攝的日軍暴行影片。6月8日拉貝先生寫信給希特勒，提交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報告，期望德國趕快出麵阻止盟友日本仍在繼續的非人道暴行。希特勒對拉貝先生的做法非常不滿，特別下達了封口令。為此，他受到蓋世太保的迫害，並被逮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拉貝因曾是納粹黨員而先後被蘇俄和英國逮捕。在證實他沒有犯錯之後，他在1946年六月被同盟國去納粹化和釋放，生活非常拮據，加上在被關押期間他的身體受到摧殘，健康狀況非常糟糕。這一次，他是出於自己對中國人的友好和人類的良心，才堅持著到了東京。（註：實際上拉貝先生當時並未被邀請出庭。）
當拉貝先生最後乘坐盟軍提供的飛機回到德國的時候，劉建業知道這個老人的生活狀況很糟糕，特意為他準備了一個大郵包，裏麵裝滿了火腿，醃肉，巧克力還有幾大疊的美元現金，用於改善他的生活。
“拉貝先生，我以一個中國人的身份，感謝你在戰爭期間在南京城裏為南京的難民所作的一切。我想，您所作的一切，中國人，特別是南京人是不會忘記的。”劉建業拉著拉貝先生的手說到。
身體狀況很差的拉貝先生咳嗽了幾聲以後，挺直了腰說道：“我隻是做了我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人應該做的。我很遺憾，我的力量還不夠，沒有能夠挽救更多的南京百姓。”
“不，拉貝先生，你已經做到了你能力的最大限度。我對您的品格表示深深的敬佩。回到德國以後，如果您的生活有困難的話，隻要您把您的銀行帳號給我，我會每個月給您寄去足夠的生活費。我們中國人是不會忘記自己真誠的朋友的。”劉建業說。
“我當時做哪些，隻是出於一個人的良知，不是想要得到報恩的。”拉貝先生拒絕到。
“不能這樣說，我這樣做隻是想要幫助我們中國人的朋友，請不要多想。”
“不用了，我的生活還能支持。”說到這裏，拉貝先生又咳嗽了起來，臉色也被漲得通紅。
“我希望拉貝先生不要拒絕作為朋友的援助。”劉建業說道。
“我隻有一個願望，希望將軍能夠滿足。”拉貝先生抬起頭說。
“拉貝先生請講，我一定滿足您的願望。”劉建業說道。
日記一直記錄到了1938年的2月，拉貝先生奉德國西門子公司總部的命令回到德國為止。
1909年，生於德國漢堡的拉貝在27歲時候來到嚮往已久的中國，他的未婚妻道拉也隨後來到北京，他們在北京結為伉儷。他進入了德國西門子工作，先後成為北京、天津分公司的經理。1931年11月，拉貝來到首都南京開拓業務，出任南京分公司經理。他與金陵大學農學院院長謝金聲簽訂了一份協議，由學校建一座集辦公與居住為一體的房屋出租給拉貝。房屋位於廣州路小粉橋1號，環境幽雅寧靜。他的事業蒸蒸日上，周圍的居民對他友善熱情，拉貝在這裏工作、生活得極為愉快。
七.七事變的槍聲打破了拉貝寧靜的生活。1937年8月，日軍開始對南京狂轟濫炸。拉貝正在北戴河休假，他星夜兼程趕了回來。他在院子裏修築了一個防空洞，提供給家裏的傭人和附近的居民使用。11月，他和一些西方人設立了一個安全區，希望在南京淪陷的最危險時刻，為難民提供一個躲避的場所。他被推為安全區的主席，拉貝明白自己肩負的擔子有多重。他說：“由我出任主席，我不應再有絲毫的猶豫。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時代都在這個國家愉快渡過，我的兒孫都出生在這裏，我的事業在這裏獲得了成功，我始終得到了中國人的厚待。”
安全區內設有25個難民收容所，聚集了近30萬難民。拉貝作為非常時期的“執行市長”，麵對的困難象千萬座大山。他利用自己的納粹身份，與日軍鬥智鬥勇，與日本領事館反覆交涉、抗議，阻止日軍的恣意侵犯和屠殺；他把他租住的院子，設為“西門子”難民收容所，收留了600多個附近的居民，丁永慶、宗有琴、李世珍，當年都在這裏得到過拉貝的保護；他在這裏寫下了著名的《拉貝日記》，記錄了日軍暴行的500多個慘案；他帶領他的委員們尋求國際援助，募集資金，購買糧食和藥品，特別是歷盡艱辛，從上海搞來了能預防腳氣漫延的蠶豆。難民們對他頂禮莫拜，稱他為活菩薩。為表達對拉貝的敬意，麥卡勒姆牧師專門譜寫了一首《南京難民合唱曲》，歌詞幽默中隱匿著辛酸：我們要蠶豆做早飯，我們要蠶豆做午飯……
1938年2月，拉貝應西門子總部要求，返回德國。他把躲在他家養傷的中國飛行員王光漢，扮作他的傭人安全地帶到了上海，又護送到香港。拉貝回到德國後，他在柏林馬不停蹄作了五場報告，義憤填膺地揭露日軍在南京的暴行。他播放了南京紅十字會主席約翰.馬吉牧師拍攝的日軍暴行影片。6月8日拉貝先生寫信給希特勒，提交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報告，期望德國趕快出麵阻止盟友日本仍在繼續的非人道暴行。希特勒對拉貝先生的做法非常不滿，特別下達了封口令。為此，他受到蓋世太保的迫害，並被逮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拉貝因曾是納粹黨員而先後被蘇俄和英國逮捕。在證實他沒有犯錯之後，他在1946年六月被同盟國去納粹化和釋放，生活非常拮據，加上在被關押期間他的身體受到摧殘，健康狀況非常糟糕。這一次，他是出於自己對中國人的友好和人類的良心，才堅持著到了東京。（註：實際上拉貝先生當時並未被邀請出庭。）
當拉貝先生最後乘坐盟軍提供的飛機回到德國的時候，劉建業知道這個老人的生活狀況很糟糕，特意為他準備了一個大郵包，裏麵裝滿了火腿，醃肉，巧克力還有幾大疊的美元現金，用於改善他的生活。
“拉貝先生，我以一個中國人的身份，感謝你在戰爭期間在南京城裏為南京的難民所作的一切。我想，您所作的一切，中國人，特別是南京人是不會忘記的。”劉建業拉著拉貝先生的手說到。
身體狀況很差的拉貝先生咳嗽了幾聲以後，挺直了腰說道：“我隻是做了我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人應該做的。我很遺憾，我的力量還不夠，沒有能夠挽救更多的南京百姓。”
“不，拉貝先生，你已經做到了你能力的最大限度。我對您的品格表示深深的敬佩。回到德國以後，如果您的生活有困難的話，隻要您把您的銀行帳號給我，我會每個月給您寄去足夠的生活費。我們中國人是不會忘記自己真誠的朋友的。”劉建業說。
“我當時做哪些，隻是出於一個人的良知，不是想要得到報恩的。”拉貝先生拒絕到。
“不能這樣說，我這樣做隻是想要幫助我們中國人的朋友，請不要多想。”
“不用了，我的生活還能支持。”說到這裏，拉貝先生又咳嗽了起來，臉色也被漲得通紅。
“我希望拉貝先生不要拒絕作為朋友的援助。”劉建業說道。
“我隻有一個願望，希望將軍能夠滿足。”拉貝先生抬起頭說。
“拉貝先生請講，我一定滿足您的願望。”劉建業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