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和挾溥儀稱帝，使土肥原的事業達到了頂峰。隨著日軍勢力的南侵，這個“東方勞倫斯”的活動舞台也不停地擴大，他認為飛黃騰達的時機到了，他的野心和胃口也急劇膨脹，於是他放開手腳，創造出一個又一個“輝煌的業績”。
1935年6月5日，察哈爾境內的中國軍隊扣留了四名日本特務，正在策動“華北自治運動”的土肥原以此為藉口，迫使國民政府簽定了《秦德純土肥原協定》，規定中國軍隊從該地區撤出，使日軍在察哈爾站穩了腳跟。接著，他便向漢奸殷汝耕展開了攻勢，1935年11月，殷汝耕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在這裏重演了五代殘唐時石敬瑭割讓幽雲十六州的鬧劇。仿佛有狂魔在身，精力旺盛的土肥原立即又向平津衛戍司令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拋出了誘餌，許下種種諾言，嘔心瀝血地勸說宋哲元與殷汝耕合作。宋哲元自有難處，沒有立即就範，於12月初稱病離開北平去西山別墅。但終未能抗住土肥原的威逼引誘，不久便宣告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適應日本“華北政權特殊化”的侵略要求。正如三十年代英國駐日本大使羅伯特·克雷吉所說：土肥原“搞這一套的功夫是爐火純青了，他在中國的各社會階層中製造糾紛，一般是無往不勝的，藉此而為侵略者鋪平道路。”
“七·七”事變之後，隨著中國人民抗日運動的全麵展開，日本侵略者在中國戰場上已是“泥足深陷”。同時，日本國內的政治、經濟危機也進一步尖銳化。日本當局感到區域性的傀儡政權已不足以使它擺脫困境，急於把幾個區域性的傀儡政權聯合為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l938年7月，日本五相會議正式批準“建立一個新的中國中央政府”，在五相會議之下成立“對華特別委員會”，由足智多謀的土肥原出任負責人，所以又稱“土肥原機關”，辦事處設在上海的重光堂。
“特委會”的首要任務，是物色一個能充當政府首腦的“中國第一流的人物”。經過一番試探，土肥原把靳雲鵬、唐紹儀和吳佩孚作為爭取對象，於8、9月間展開了陰謀活動。靳雲鵬原係段祺瑞政府的陸軍部長和內閣總理，1921年下台後棄政從商，不久又出家為僧，在天津隱棲。他對土肥原的勸說堅辭不就。9月，土肥原親自到上海與唐紹儀密談。唐紹儀係北洋軍閥時期的大政客，在政界頗有影響，且有濃厚的親日傾向。他對土肥原的計劃一拍即合。但可惜的是，正當土肥原興高采烈地籌措“新中央政府”時，唐在他的家中被得到消息的國民政府派出的軍統特工人員殺死。
折了兩人，土肥原並不灰心，他把全部的賭注都押在了有著“玉帥”之名的吳佩孚身上。吳佩孚是直係軍閥的首領，野心勃勃地要與蔣介石爭奪天下，下野後仍打著“孚威上將吳”的旗號。但吳佩孚不願出山，他要的是一個自己的軍隊和自己的政府，他要做的是實實在在的王。何況，唐紹儀的鬼影還不時地從他眼前掠過。為了擺脫被動局麵，土肥原親自出馬與吳佩孚談判。溥儀說，土肥原幹起這種勾當來甚至不需要勞倫斯的詭詐和心機，隻要有他那副賭案上一樣率真的麵孔就夠了。也許真的是這樣，事態似乎有了轉機。於是，按照土肥原的布置，1939年1月31日，在吳佩孚的寓所舉行了一個中外記者招待會。土肥原躊躇滿誌，他已擬好了“答記者問”等書麵談話文件，隻待吳佩孚一念，他的又一傑作就將呱呱墜地。然而，這個鬥智天才這回卻讓他眼裏的土軍閥給涮了一把。會議開始後，吳佩孚把日方擬就的文稿扔在一邊，而大談自己的出山條件：“一要有實地，以便訓練人馬；二要有實權，以便指揮裕如；三要有實力，以便推施政策。”根本就不願意和日本人合作的吳佩孚所開出的條件也是日本人根本不可能接受的。這一通劈頭蓋臉的三“石”，把個土肥原砸得暈頭轉向，七竅冒煙。但土肥原是堅定而有耐心的，當受到日本軍方的指責時，他仍然冷靜地辯解道：“現在立即中止吳佩孚工作未免太著急了一點，目前華北事變已陷入無底之泥沼，為盡快解決日華事變，隻有建立新的中央政權，隻有樹立吳佩孚，別無他法。”
正當“吳佩孚工作”僵持之際，受土肥原的派遣和指導，以影佐禎昭為首的“梅機關”所開展的“渡邊工作”即爭取汪精衛的工作獲得了成功。汪精衛甘當馴服的走狗，答應了日本提出的所有條件。土肥原在主攻方向受挫，但他依靠自己的側翼攻克了堡壘。
說起這位鬥智天才的失著，這已不是頭一回了。比如在他拉攏下叛國的馬占山，後來又反正抗日。l934年夏天，一位傑出的蘇聯諜報人員左格爾在他的眼皮下施障眼術，在鬥智的意義上戰勝了他。事隔三年，土肥原又被左格爾的戰友、女諜報員安娜·克勞津迷住心竅，競然被她虎口拔牙，竊走了情報。話說回來，吳佩孚雖使土肥原的詭計受挫，但最終卻未能逃脫他的魔掌。1939年底，吳佩孚左下牙染疾，日本醫生給他拔除一顆牙後，引起高燒。受土肥原指使的日本醫生寺田等人，不顧吳佩孚親屬的阻止，強行給他施行手術，終使他血流如注，一叫而氣絕。
1935年6月5日，察哈爾境內的中國軍隊扣留了四名日本特務，正在策動“華北自治運動”的土肥原以此為藉口，迫使國民政府簽定了《秦德純土肥原協定》，規定中國軍隊從該地區撤出，使日軍在察哈爾站穩了腳跟。接著，他便向漢奸殷汝耕展開了攻勢，1935年11月，殷汝耕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在這裏重演了五代殘唐時石敬瑭割讓幽雲十六州的鬧劇。仿佛有狂魔在身，精力旺盛的土肥原立即又向平津衛戍司令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拋出了誘餌，許下種種諾言，嘔心瀝血地勸說宋哲元與殷汝耕合作。宋哲元自有難處，沒有立即就範，於12月初稱病離開北平去西山別墅。但終未能抗住土肥原的威逼引誘，不久便宣告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適應日本“華北政權特殊化”的侵略要求。正如三十年代英國駐日本大使羅伯特·克雷吉所說：土肥原“搞這一套的功夫是爐火純青了，他在中國的各社會階層中製造糾紛，一般是無往不勝的，藉此而為侵略者鋪平道路。”
“七·七”事變之後，隨著中國人民抗日運動的全麵展開，日本侵略者在中國戰場上已是“泥足深陷”。同時，日本國內的政治、經濟危機也進一步尖銳化。日本當局感到區域性的傀儡政權已不足以使它擺脫困境，急於把幾個區域性的傀儡政權聯合為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l938年7月，日本五相會議正式批準“建立一個新的中國中央政府”，在五相會議之下成立“對華特別委員會”，由足智多謀的土肥原出任負責人，所以又稱“土肥原機關”，辦事處設在上海的重光堂。
“特委會”的首要任務，是物色一個能充當政府首腦的“中國第一流的人物”。經過一番試探，土肥原把靳雲鵬、唐紹儀和吳佩孚作為爭取對象，於8、9月間展開了陰謀活動。靳雲鵬原係段祺瑞政府的陸軍部長和內閣總理，1921年下台後棄政從商，不久又出家為僧，在天津隱棲。他對土肥原的勸說堅辭不就。9月，土肥原親自到上海與唐紹儀密談。唐紹儀係北洋軍閥時期的大政客，在政界頗有影響，且有濃厚的親日傾向。他對土肥原的計劃一拍即合。但可惜的是，正當土肥原興高采烈地籌措“新中央政府”時，唐在他的家中被得到消息的國民政府派出的軍統特工人員殺死。
折了兩人，土肥原並不灰心，他把全部的賭注都押在了有著“玉帥”之名的吳佩孚身上。吳佩孚是直係軍閥的首領，野心勃勃地要與蔣介石爭奪天下，下野後仍打著“孚威上將吳”的旗號。但吳佩孚不願出山，他要的是一個自己的軍隊和自己的政府，他要做的是實實在在的王。何況，唐紹儀的鬼影還不時地從他眼前掠過。為了擺脫被動局麵，土肥原親自出馬與吳佩孚談判。溥儀說，土肥原幹起這種勾當來甚至不需要勞倫斯的詭詐和心機，隻要有他那副賭案上一樣率真的麵孔就夠了。也許真的是這樣，事態似乎有了轉機。於是，按照土肥原的布置，1939年1月31日，在吳佩孚的寓所舉行了一個中外記者招待會。土肥原躊躇滿誌，他已擬好了“答記者問”等書麵談話文件，隻待吳佩孚一念，他的又一傑作就將呱呱墜地。然而，這個鬥智天才這回卻讓他眼裏的土軍閥給涮了一把。會議開始後，吳佩孚把日方擬就的文稿扔在一邊，而大談自己的出山條件：“一要有實地，以便訓練人馬；二要有實權，以便指揮裕如；三要有實力，以便推施政策。”根本就不願意和日本人合作的吳佩孚所開出的條件也是日本人根本不可能接受的。這一通劈頭蓋臉的三“石”，把個土肥原砸得暈頭轉向，七竅冒煙。但土肥原是堅定而有耐心的，當受到日本軍方的指責時，他仍然冷靜地辯解道：“現在立即中止吳佩孚工作未免太著急了一點，目前華北事變已陷入無底之泥沼，為盡快解決日華事變，隻有建立新的中央政權，隻有樹立吳佩孚，別無他法。”
正當“吳佩孚工作”僵持之際，受土肥原的派遣和指導，以影佐禎昭為首的“梅機關”所開展的“渡邊工作”即爭取汪精衛的工作獲得了成功。汪精衛甘當馴服的走狗，答應了日本提出的所有條件。土肥原在主攻方向受挫，但他依靠自己的側翼攻克了堡壘。
說起這位鬥智天才的失著，這已不是頭一回了。比如在他拉攏下叛國的馬占山，後來又反正抗日。l934年夏天，一位傑出的蘇聯諜報人員左格爾在他的眼皮下施障眼術，在鬥智的意義上戰勝了他。事隔三年，土肥原又被左格爾的戰友、女諜報員安娜·克勞津迷住心竅，競然被她虎口拔牙，竊走了情報。話說回來，吳佩孚雖使土肥原的詭計受挫，但最終卻未能逃脫他的魔掌。1939年底，吳佩孚左下牙染疾，日本醫生給他拔除一顆牙後，引起高燒。受土肥原指使的日本醫生寺田等人，不顧吳佩孚親屬的阻止，強行給他施行手術，終使他血流如注，一叫而氣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