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問題到了瀋陽就可以解決。”
“不，”溥儀咬住實質性的問題不放：“如果是復辟，我就去，不然的話我是不會去的。”
土肥原的假麵又微笑了，聲調不變地說：“當然是帝國，這是沒有問題的。”
溥儀不知是真的以為夢想就要成真，還是迫於土肥原的壓力，當即表示同意。土肥原催他及早動身。但由於日本軍部和內閣對於起用溥儀及時機問題的認識仍未統一，為此溥儀身邊的遺老遺少發生了爭執，使得溥儀也陷入了混亂，猶豫不定。土肥原見狀，便指使手下的特務採取流氓手段進行恫嚇。溥儀一會兒收到陌生人送到家門口的炸彈，一會兒收到措辭恐怖的黑信，一會兒接到威脅電話，還發現一些身藏短刀的人在附近轉悠，弄得膽小的溥儀心驚肉顫坐臥不寧。在土肥原的推動下，日本人豢養的匪徒、流氓、吸毒犯發動了漢奸便衣隊武裝暴亂，日租界和就近的中國管區宣布戒嚴，釀成了“天津事件”。日軍的裝甲車以“保護”的名義開到了“靜園”門口，是保護還是威懾，溥儀心裏非常明白。1931年11月8日晚，溥儀終於按照土肥原的精心安排潛出家門，經舟車輾轉秘密到達旅順，婉容皇後也被女諜金璧輝（川島芳子的真實姓名）誘騙到長春。
在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上，除了一班胡攪蠻纏的日本和美國律師外，還有一班證人，他們本身就是受到指控或逃避了指控的戰犯，他們相互勾結，顛倒黑自製造偽證，給審訊帶來許多麻煩。對於土肥原的上述罪行，在有當事人溥儀出庭作證、事實昭明的情況下，不僅板垣為其掩飾，日本當年駐天津的總領事桑島主計在出庭作證時，也為其狡賴。土肥原到天津進行挾持溥儀的陰謀活動時，桑島曾屢次勸阻，並用電報告知日本外務省，最後又髮長電給幣原外相，詳細敘述了土肥原如何不聽勸告，煽動天津保安隊鬧事，將溥儀裝入箱內秘密送走的經過。這些電報被我方檢察官從外務省秘密檔案中查獲，並引入證詞。而桑島在法庭上竟然說這些是當時聽信了流言寫出來的，不足為信。檢察官當即詰問：“電報中關於你和土肥原的幾次談話，是不是外邊的流言呢?”桑島倒噎了一口氣，訕訕地退下。
受到指控的初始，坐在被告席上的土肥原極為緊張焦慮，他不知道一個致命的證據是否落到了公訴方的手裏。l943年12月27日，於日本本土東部防衛司令部，土肥原在8張粗糙的陸軍省格紙上親筆寫下了罪惡的記錄。他寫道：“我於中途才參加滿洲事變的計劃。石原和板垣有意接溥儀回滿洲。我任奉天市長一個半月後就被派到天津，目的是要在天津鬧事，準備在華北鬧得天翻地覆，並乘著慌亂把溥儀帶走。我以前就認識溥儀，向他勸說時他提出各種條件，我說就是接受了你的條件，由於情勢會不斷變化也沒有把握，故要緊的還是膽量。當時天津駐屯軍隻有一個大隊左右，因此我們也動員了警察。我們乘警戒溥儀公館的警察因天津事件出去時，把溥儀帶出來送上了‘淡路丸。”土肥原還寫道：“那時，幣原外相曾訓令說，如果溥儀想逃跑，可以把他殺掉。溥儀逃出天津，中國人也出力不小。”
但是這份彌足珍貴的證據當時並沒有落到法庭手中，而是在一個負責保管它的日本人手裏。這個日本人為了避免被國際軍事法庭發覺，誌願去由中國大陸撤退，日本人的船上工作。他把材料也帶上了船，萬一遇到什麽情況，也可就手把它扔到海裏。當1977年這個日本人把材料公諸於眾時，仍不願透露自己的名字。
土肥原見法庭並沒有掌握這個證據，收緊的身體漸漸地鬆開了，甚至露出滿不在乎的神情。他大概由此還認為他所犯下的罪行都包藏在幕後，法庭抓不住什麽東西。這個富於心計的賭徒沒有全錯，對他的罪行的索證確實很困難。國民黨政府軍政部、司法部都拿不出什麽有力的證據，倪征噢在赴東京前，特意找到在押的偽滿洲國議院議長趙欣伯，讓他提供土肥原和板垣製造滿洲國傀儡政權的罪證，趙應承並寫了一部分，但第二次找他時，他卻變了卦，把已寫出的一部分扔進煤爐燒成了灰燼，並拒絕再動筆。
但是，土肥原做夢也沒有想到，昔日曾經與他一起策劃並實施了“九一八”事變，並建立偽滿洲國的關東軍同僚裏，有人在法庭上站了出來。
隨著審訊工作的步步深入，國際檢察局的檢察官以越來越充分的證據，一層層地剝開緊緊包裹著他的黑幕和假象，把他陰影一樣的原形暴露在陽光之下。
土肥原有一洋一土兩個別號，一個取自英國名聲廣播的間諜勞倫斯，叫作“東方勞倫斯”；另一個取自他本名的漢話諧音，叫作“土匪原”。這兩個別號恰到好處地剝露出他陰險詭詐和殘暴毒辣的雙重性格。這兩個別號也包含著他罪惡的榮耀和歷史。土肥原完全是靠在中國從事間諜陰謀活動起家的日本法西斯軍人。l883年8月8日，他降生在岡山縣的一個軍人家庭。1912年以優異成績於陸軍大學畢業。次年被派到日本陸軍在北京的間諜窩“阪西公館”，擔任特務頭目阪西利八郎的副官。到北京不久，他就能操一口流利的京腔，加上那副“敦厚誠實，樂天善談”、給人以“溫雅可近”印象的假麵，他很快就結交了許多中國人，其中不乏各界的頭麵人物。他的家中常常賓客雲集，中國的山珍海味和日本的茶道，交替組織著熱氣騰騰的場麵。就在這人聲鼎沸的時候，他總是靜靜地站在一邊，豎起警覺的耳朵。他就這樣隱蔽著開始施展他陰晦的才華。l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時，他竭力幫助親日的奉係軍閥張作霖與英美扶植的直係軍閥作戰，並暗中策劃用停止銀行兌換等手段，導致直係軍閥發行的紙幣作廢，從而加速了它的垮台。當奉係軍閥頭目張作霖的勢力從東北擴展到北京，依仗自己的實力，急欲擺脫日本人的控製時，這個傀儡反成了障礙，土肥原又參與密謀，於1928年6月1日在瀋陽郊區的皇姑屯炸翻了張作霖乘坐的花車，張作霖當場斃命。土肥原由此奠定了他的名聲和地位。其實在此之前，土肥原就有過令人側目的傑作。1920年，他奉命前往民港調查中國炮艦事件，從鍋爐房的耗煤記錄中發現炮擊那天耗煤量超常，進而確證炮艦有過活動。還曾利用與山西土皇帝閻百川的同學關係，到山西各地去旅行，悄悄地對那裏的兵要地理進行了詳密的偵察。“七·七”事變爆發後，當日軍侵犯山西時，國民政府軍隊仗著雁門關是天險而疏於守備，不料日軍比國民政府軍隊還要熟悉地形，從鐵甲嶺附近毫不費力地越過雁門關。這要完全歸功於土肥原。
“不，”溥儀咬住實質性的問題不放：“如果是復辟，我就去，不然的話我是不會去的。”
土肥原的假麵又微笑了，聲調不變地說：“當然是帝國，這是沒有問題的。”
溥儀不知是真的以為夢想就要成真，還是迫於土肥原的壓力，當即表示同意。土肥原催他及早動身。但由於日本軍部和內閣對於起用溥儀及時機問題的認識仍未統一，為此溥儀身邊的遺老遺少發生了爭執，使得溥儀也陷入了混亂，猶豫不定。土肥原見狀，便指使手下的特務採取流氓手段進行恫嚇。溥儀一會兒收到陌生人送到家門口的炸彈，一會兒收到措辭恐怖的黑信，一會兒接到威脅電話，還發現一些身藏短刀的人在附近轉悠，弄得膽小的溥儀心驚肉顫坐臥不寧。在土肥原的推動下，日本人豢養的匪徒、流氓、吸毒犯發動了漢奸便衣隊武裝暴亂，日租界和就近的中國管區宣布戒嚴，釀成了“天津事件”。日軍的裝甲車以“保護”的名義開到了“靜園”門口，是保護還是威懾，溥儀心裏非常明白。1931年11月8日晚，溥儀終於按照土肥原的精心安排潛出家門，經舟車輾轉秘密到達旅順，婉容皇後也被女諜金璧輝（川島芳子的真實姓名）誘騙到長春。
在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上，除了一班胡攪蠻纏的日本和美國律師外，還有一班證人，他們本身就是受到指控或逃避了指控的戰犯，他們相互勾結，顛倒黑自製造偽證，給審訊帶來許多麻煩。對於土肥原的上述罪行，在有當事人溥儀出庭作證、事實昭明的情況下，不僅板垣為其掩飾，日本當年駐天津的總領事桑島主計在出庭作證時，也為其狡賴。土肥原到天津進行挾持溥儀的陰謀活動時，桑島曾屢次勸阻，並用電報告知日本外務省，最後又髮長電給幣原外相，詳細敘述了土肥原如何不聽勸告，煽動天津保安隊鬧事，將溥儀裝入箱內秘密送走的經過。這些電報被我方檢察官從外務省秘密檔案中查獲，並引入證詞。而桑島在法庭上竟然說這些是當時聽信了流言寫出來的，不足為信。檢察官當即詰問：“電報中關於你和土肥原的幾次談話，是不是外邊的流言呢?”桑島倒噎了一口氣，訕訕地退下。
受到指控的初始，坐在被告席上的土肥原極為緊張焦慮，他不知道一個致命的證據是否落到了公訴方的手裏。l943年12月27日，於日本本土東部防衛司令部，土肥原在8張粗糙的陸軍省格紙上親筆寫下了罪惡的記錄。他寫道：“我於中途才參加滿洲事變的計劃。石原和板垣有意接溥儀回滿洲。我任奉天市長一個半月後就被派到天津，目的是要在天津鬧事，準備在華北鬧得天翻地覆，並乘著慌亂把溥儀帶走。我以前就認識溥儀，向他勸說時他提出各種條件，我說就是接受了你的條件，由於情勢會不斷變化也沒有把握，故要緊的還是膽量。當時天津駐屯軍隻有一個大隊左右，因此我們也動員了警察。我們乘警戒溥儀公館的警察因天津事件出去時，把溥儀帶出來送上了‘淡路丸。”土肥原還寫道：“那時，幣原外相曾訓令說，如果溥儀想逃跑，可以把他殺掉。溥儀逃出天津，中國人也出力不小。”
但是這份彌足珍貴的證據當時並沒有落到法庭手中，而是在一個負責保管它的日本人手裏。這個日本人為了避免被國際軍事法庭發覺，誌願去由中國大陸撤退，日本人的船上工作。他把材料也帶上了船，萬一遇到什麽情況，也可就手把它扔到海裏。當1977年這個日本人把材料公諸於眾時，仍不願透露自己的名字。
土肥原見法庭並沒有掌握這個證據，收緊的身體漸漸地鬆開了，甚至露出滿不在乎的神情。他大概由此還認為他所犯下的罪行都包藏在幕後，法庭抓不住什麽東西。這個富於心計的賭徒沒有全錯，對他的罪行的索證確實很困難。國民黨政府軍政部、司法部都拿不出什麽有力的證據，倪征噢在赴東京前，特意找到在押的偽滿洲國議院議長趙欣伯，讓他提供土肥原和板垣製造滿洲國傀儡政權的罪證，趙應承並寫了一部分，但第二次找他時，他卻變了卦，把已寫出的一部分扔進煤爐燒成了灰燼，並拒絕再動筆。
但是，土肥原做夢也沒有想到，昔日曾經與他一起策劃並實施了“九一八”事變，並建立偽滿洲國的關東軍同僚裏，有人在法庭上站了出來。
隨著審訊工作的步步深入，國際檢察局的檢察官以越來越充分的證據，一層層地剝開緊緊包裹著他的黑幕和假象，把他陰影一樣的原形暴露在陽光之下。
土肥原有一洋一土兩個別號，一個取自英國名聲廣播的間諜勞倫斯，叫作“東方勞倫斯”；另一個取自他本名的漢話諧音，叫作“土匪原”。這兩個別號恰到好處地剝露出他陰險詭詐和殘暴毒辣的雙重性格。這兩個別號也包含著他罪惡的榮耀和歷史。土肥原完全是靠在中國從事間諜陰謀活動起家的日本法西斯軍人。l883年8月8日，他降生在岡山縣的一個軍人家庭。1912年以優異成績於陸軍大學畢業。次年被派到日本陸軍在北京的間諜窩“阪西公館”，擔任特務頭目阪西利八郎的副官。到北京不久，他就能操一口流利的京腔，加上那副“敦厚誠實，樂天善談”、給人以“溫雅可近”印象的假麵，他很快就結交了許多中國人，其中不乏各界的頭麵人物。他的家中常常賓客雲集，中國的山珍海味和日本的茶道，交替組織著熱氣騰騰的場麵。就在這人聲鼎沸的時候，他總是靜靜地站在一邊，豎起警覺的耳朵。他就這樣隱蔽著開始施展他陰晦的才華。l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時，他竭力幫助親日的奉係軍閥張作霖與英美扶植的直係軍閥作戰，並暗中策劃用停止銀行兌換等手段，導致直係軍閥發行的紙幣作廢，從而加速了它的垮台。當奉係軍閥頭目張作霖的勢力從東北擴展到北京，依仗自己的實力，急欲擺脫日本人的控製時，這個傀儡反成了障礙，土肥原又參與密謀，於1928年6月1日在瀋陽郊區的皇姑屯炸翻了張作霖乘坐的花車，張作霖當場斃命。土肥原由此奠定了他的名聲和地位。其實在此之前，土肥原就有過令人側目的傑作。1920年，他奉命前往民港調查中國炮艦事件，從鍋爐房的耗煤記錄中發現炮擊那天耗煤量超常，進而確證炮艦有過活動。還曾利用與山西土皇帝閻百川的同學關係，到山西各地去旅行，悄悄地對那裏的兵要地理進行了詳密的偵察。“七·七”事變爆發後，當日軍侵犯山西時，國民政府軍隊仗著雁門關是天險而疏於守備，不料日軍比國民政府軍隊還要熟悉地形，從鐵甲嶺附近毫不費力地越過雁門關。這要完全歸功於土肥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