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訊板垣時，先後有15個律師和證人為他出庭辯護。他的第一個證人是“九一八”事變發生的當晚指揮日軍的聯隊長島本。他說，那天晚上他在朋友家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家後才得到事變發生的報告。我方檢察官倪征燠當即打斷他的話說：“你既然聲稱自己喝醉了，那麽，一個當時的糊塗酒鬼能證明什麽?又怎麽能出庭作證人呢?”一下子把島本轟了下去。板垣的辯護班子雖然準備了大量的材料，但都沒有真憑實據，站不住腳，這個下馬威更打擊了他們的信心，而後未上場先氣餒了三分。事實和罪證像鐵一樣確鑿堅定，問題在於板垣堅持反動立場和不肯服罪的決心。l946年9月18日，他在巢鴨監獄第一次渡過事變紀念日時寫下了這樣的日記：
“在監獄裏渡過滿洲事變l5周年，真乃感慨無量。昭和6年已變為21年；老身47歲已變成62歲，深感身心老矣。
“回顧往事，除處理日常工作外，並無驚慌恐懼之事。當初日本各界不予諒解，我等雖處於四麵楚歌之中，然仍在默默地完成應當完成的重任……”
在以不無自負和玩味的筆觸作了一番回憶後，他還賦詩直抒胸臆，以表達他堅強的反動意誌：
決死十五載，白髮三千丈。意氣常沖天，擴大天地間。當年誌氣壯，今日猶未衰。鄰邦滿洲風雲起，王道樂土何處覓。
國際檢察局對付板垣征四郎，最有力的王牌就是田中隆吉。
“那我請問你，對1928年6月4日發生在中國的‘皇姑屯’事件你清楚嗎？”季南說。
田中隆吉看著他：“清楚！”
東條英機這時不安地扭動了一下身子。
季南問：“那你知道炸死張作霖的是誰嗎？”
田中隆吉說：“我查過卷宗，是當時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佐計劃並實施的。”
法庭一片喧譁。
衛勃敲著法錘：“安靜！請安靜！”
季南看著田中隆吉：“請你說詳細一點。”
“1928年6月3日，在南滿鐵路和京奉線交叉處，河本大佐帶領他的手下，爆炸了北京開來的列車，張作霖就坐在那輛列車上。第二天，張作霖就死了。”
東條英機出現不安、憤怒的表情，他緊緊地盯著田中隆吉。
廣瀨一郎緊張地跟身邊的辯護團在商量著。
季南繼續追問：“那你是怎麽知道的？”
田中隆吉回答：“因為我對河本大佐十分了解，關係也很好。他告訴我的。”
“河本大佐還告訴你什麽了？”
“他說，實施這場爆炸的是從朝鮮來到瀋陽的京城工兵第二十連隊的部分軍官和士兵。當時，他還命令緊急集合關東軍，以便和張作霖護衛部隊交戰，河本大佐還告訴我，當時他們所用的炸藥，是日本工兵隊的方型炸藥，一共20個。”
法庭上出現一次又一次的騷動。
檢察官又向法庭出示了一份新的證據——日本參謀本部為謀略研究所用，於1942年12月1日留下的河本大作的手記。
他在有25頁格紙的手記中寫道：“當時的滿洲已不是從前的滿洲了。與張作霖談判，當談到與他不利之處，他便稱牙痛而溜掉，因而未解決的問題堆積如山。張作霖的排日氣焰比華北的軍閥更為濃烈。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有所作為。”
“1928年5月下旬，七幹關東軍從旅順移到奉天，而張作霖有三十萬軍隊，要解決問題隻有採取非常手段。我認為中國軍是頭目與嘍羅的關係，隻要幹掉頭目，嘍羅便會一鬧而散。我們同時還得出這樣的結論：要實行這個計劃，唯有在滿鐵線和京奉線的交叉點才安全。為保萬無一失，我們在鐵軌上裝設了三個脫軌器，爆炸不成就令其脫軌，以便拔刀隊來解決。當時中國方麵常常偷盜滿鐵的器材，為防止盜用，我方在路邊構築了沙袋。我們便以火藥代替沙土充於袋內等待著機會。”
“我們得悉張作霖於6月1日從北京出發，便做好了準備。張作霖乘的是蔚藍色的鋼鐵車，夜間很難辨認，我們特意在預定地點裝了電燈。他乘的專車在北京至天津間開得很快，而在天津至錦州間降了速度，並在錦州停了半天，所以遲至4日上午5時23分過後才抵達預定地點。適時我們躲在監視偷貨物的瞭望塔裏，用電鈕點爆了火藥。”河本大作不愧為搞陰謀的專家，把火藥量、時間等都計算得如此精確。
河本大作還寫道：“這個事件過後，我要石原莞爾來關東軍幫我。那時我已開始計劃‘九·一八’事變的方策了。”
這是兇手的親筆記錄，它不僅披露了炸死張作霖的真相，而且從事情的性質上證明，“九·一八”事變實際上已經發生了。
對於“9·18事變”，也就是所謂“滿洲事變”。田中隆吉的證詞簡單明快：“滿洲事變的主謀是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建川美次少將，情報部俄羅斯班長橋本欣五郎中佐，支那班的長勇大尉，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大佐，作戰參謀石原莞爾中佐和大川周明博士。”
田中的證詞是挺繪聲繪色的，他說建川是這麽對他說的：“南次郎陸軍大臣要我去滿洲阻止關東軍的輕舉妄動，我可不願意去。沒辦法隻好去了。9月18日傍晚到了奉天，直接就去了料亭，就在那個時候大炮響了，邊上的藝伎嚇得往桌子底下鑽，我也嚇得直哆嗦。直到天亮花穀正少佐才來接我，到那時候才接觸到關東軍，給我的使命就這樣沒完成。”
“在監獄裏渡過滿洲事變l5周年，真乃感慨無量。昭和6年已變為21年；老身47歲已變成62歲，深感身心老矣。
“回顧往事，除處理日常工作外，並無驚慌恐懼之事。當初日本各界不予諒解，我等雖處於四麵楚歌之中，然仍在默默地完成應當完成的重任……”
在以不無自負和玩味的筆觸作了一番回憶後，他還賦詩直抒胸臆，以表達他堅強的反動意誌：
決死十五載，白髮三千丈。意氣常沖天，擴大天地間。當年誌氣壯，今日猶未衰。鄰邦滿洲風雲起，王道樂土何處覓。
國際檢察局對付板垣征四郎，最有力的王牌就是田中隆吉。
“那我請問你，對1928年6月4日發生在中國的‘皇姑屯’事件你清楚嗎？”季南說。
田中隆吉看著他：“清楚！”
東條英機這時不安地扭動了一下身子。
季南問：“那你知道炸死張作霖的是誰嗎？”
田中隆吉說：“我查過卷宗，是當時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佐計劃並實施的。”
法庭一片喧譁。
衛勃敲著法錘：“安靜！請安靜！”
季南看著田中隆吉：“請你說詳細一點。”
“1928年6月3日，在南滿鐵路和京奉線交叉處，河本大佐帶領他的手下，爆炸了北京開來的列車，張作霖就坐在那輛列車上。第二天，張作霖就死了。”
東條英機出現不安、憤怒的表情，他緊緊地盯著田中隆吉。
廣瀨一郎緊張地跟身邊的辯護團在商量著。
季南繼續追問：“那你是怎麽知道的？”
田中隆吉回答：“因為我對河本大佐十分了解，關係也很好。他告訴我的。”
“河本大佐還告訴你什麽了？”
“他說，實施這場爆炸的是從朝鮮來到瀋陽的京城工兵第二十連隊的部分軍官和士兵。當時，他還命令緊急集合關東軍，以便和張作霖護衛部隊交戰，河本大佐還告訴我，當時他們所用的炸藥，是日本工兵隊的方型炸藥，一共20個。”
法庭上出現一次又一次的騷動。
檢察官又向法庭出示了一份新的證據——日本參謀本部為謀略研究所用，於1942年12月1日留下的河本大作的手記。
他在有25頁格紙的手記中寫道：“當時的滿洲已不是從前的滿洲了。與張作霖談判，當談到與他不利之處，他便稱牙痛而溜掉，因而未解決的問題堆積如山。張作霖的排日氣焰比華北的軍閥更為濃烈。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有所作為。”
“1928年5月下旬，七幹關東軍從旅順移到奉天，而張作霖有三十萬軍隊，要解決問題隻有採取非常手段。我認為中國軍是頭目與嘍羅的關係，隻要幹掉頭目，嘍羅便會一鬧而散。我們同時還得出這樣的結論：要實行這個計劃，唯有在滿鐵線和京奉線的交叉點才安全。為保萬無一失，我們在鐵軌上裝設了三個脫軌器，爆炸不成就令其脫軌，以便拔刀隊來解決。當時中國方麵常常偷盜滿鐵的器材，為防止盜用，我方在路邊構築了沙袋。我們便以火藥代替沙土充於袋內等待著機會。”
“我們得悉張作霖於6月1日從北京出發，便做好了準備。張作霖乘的是蔚藍色的鋼鐵車，夜間很難辨認，我們特意在預定地點裝了電燈。他乘的專車在北京至天津間開得很快，而在天津至錦州間降了速度，並在錦州停了半天，所以遲至4日上午5時23分過後才抵達預定地點。適時我們躲在監視偷貨物的瞭望塔裏，用電鈕點爆了火藥。”河本大作不愧為搞陰謀的專家，把火藥量、時間等都計算得如此精確。
河本大作還寫道：“這個事件過後，我要石原莞爾來關東軍幫我。那時我已開始計劃‘九·一八’事變的方策了。”
這是兇手的親筆記錄，它不僅披露了炸死張作霖的真相，而且從事情的性質上證明，“九·一八”事變實際上已經發生了。
對於“9·18事變”，也就是所謂“滿洲事變”。田中隆吉的證詞簡單明快：“滿洲事變的主謀是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建川美次少將，情報部俄羅斯班長橋本欣五郎中佐，支那班的長勇大尉，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大佐，作戰參謀石原莞爾中佐和大川周明博士。”
田中的證詞是挺繪聲繪色的，他說建川是這麽對他說的：“南次郎陸軍大臣要我去滿洲阻止關東軍的輕舉妄動，我可不願意去。沒辦法隻好去了。9月18日傍晚到了奉天，直接就去了料亭，就在那個時候大炮響了，邊上的藝伎嚇得往桌子底下鑽，我也嚇得直哆嗦。直到天亮花穀正少佐才來接我，到那時候才接觸到關東軍，給我的使命就這樣沒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