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日軍發布的所謂戰報，整個會戰中中國軍隊遺棄屍體5.4萬具，被俘4300人；日軍傷11184人，亡5670人。這個統計顯然誇大了日軍的戰果，壓低了日軍自身的損失。僅僅是新20軍在湘陰縣城一戰所殲滅的日軍，也不在少數。不過，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內部資料看，第74軍的第58師傷亡55％，第57師傷亡40％；第37軍的第60師傷亡50％，第140師傷亡30％；第4軍的第102師傷亡45％；第10軍的第3師傷亡35％，傷亡確實十分慘重。
會戰結束以後，為了避免會戰前期的那種兵敗如山倒的全麵潰敗場麵在以後的戰事裏再度出現，軍事委員會在長沙召開了由最高統帥親自出席，軍政部何部長和軍令部徐部長共同主持，第三、第五、第六、第九等四個相關戰區的高級軍官參加的總結檢討會議。
第27集團軍楊總司令、第九戰區薛司令長官在會上列舉出了種種問題，如：對敵情判斷不當，友軍彼此不信任，致乏協力，部隊運動遲緩，師以下軍官戰術修養不夠，指揮能力薄弱，部隊紀律太壞，執行命令不徹底，訓練不足，仍有呆守陣地的習慣，不知活用兵力、控製預備隊等等。其實這些都是部隊建設、部隊教育方麵由來已久且普遍存在的問題，不僅第九戰區部隊有，其他戰區部隊也有；不僅此次會戰有，其他會戰也有。而且這些問題多是針對下級而言，還未涉及高層。
對此有所不滿的最高統帥見到劉建業也坐在下麵，於是親自點名要劉建業對整個會戰的高層指揮發表看法。
劉建業根本沒有想到，自己原本隻是老老實實的坐在下麵，居然也會被最高統帥親自點名，還要做那種發言。在這個時候，這種場合做這種發言，實際上純粹就是得罪人的差事。要是說不出什麽有價值的東西，會惹得最高統帥龍顏不悅；可是要是說出來什麽，那自己又會得罪一大批人。要知道整個會戰裏，國軍方麵所犯的錯誤可以說是一串接一串，從一開始就是在錯誤的指導思想下作戰的；戰事的進程裏更是錯誤連篇。這讓自己怎麽說？
猶豫了一陣，劉建業還是開始了發言。沒辦法，現在還要在最高統帥的手下混飯吃。什麽人都可以得罪，隻有最高統帥是千萬不能得罪的，當然還有陳長官。至於其他人，多得罪一個也無所謂了。反正自己連何部長那樣的軍內巨頭都得罪深了，還怕再多得罪一個嗎？正所謂債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癢。
“法國皇帝拿破崙陛下，曾經有一句話說得很好，戰爭的勝利屬於犯錯誤較少的一方。在瞬息萬變，錯綜複雜的戰場形勢下，雙方都做不到絕對不犯錯誤。在這個時候，那一方的錯誤犯的少，錯誤的影響程度輕，當然最好再能抓住對方犯的錯誤，那麽戰爭的勝利就會屬於這一方。”劉建業一開始並沒有直接開始點評，而是先闡述了一下拿破崙那個歐洲的絕世梟雄的名言。先說這句話，也是為在場的上上下下找一個下台的台階。果然，當劉建業說完這句話以後，台下不少的國軍將領們都麵有戚戚。
“若就此次會戰的高層組織指揮而言，至少還可看出以下幾個主要問題：
1.部署指揮不當而陷於被動
軍事委員會和第九戰區都曾明白指出武漢日軍處於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戰區的戰略包圍中，中國軍隊處於外線（對日軍第11軍來說），是有利態勢。但戰略上的外線並不等於戰役上的外線，戰略上的有利態勢並不自然化為戰役上的有利態勢。對戰役的組織指揮來說，最重要的是在戰役上爭取使自己處於外線的有利的態勢，這是保持戰役主動權的關鍵。
但第九戰區的戰役指導方針和實際部署並非如此，從而一次又一次陷於被動。
該方針中隻提到在汨羅江以南撈刀河兩岸地區對日軍實施反擊並殲滅之。這是出於以下估計：日軍在突過新牆河、汨羅江後必受到很大殺傷和消耗，戰力大減，因而選定在汨羅江以南與其決戰是有利的。這隻從決戰的地域上考慮，而且是一廂情願，實際上本次會戰中日軍的兵力相當集中，強渡新牆河、汨羅江時並未受到重大損失，依然保持著強大的突擊力。第九戰區的設想與戰役的實際發展不符，又沒有應付意外情況的預案，這是陷於被動的原因之一。”
“再從兵力部署和使用來看，第九戰區未將主力控製於外側機動位置，無論在新牆河南岸還是在汨羅江南岸，守備部隊都處於日軍大兵團進攻的正麵，側麵力量極弱，不可能對日軍翼側構成威脅；日軍突破汨羅江後，第九戰區仍按原計劃將增援的生力軍第26軍、第10軍、第74軍全部擺在日軍進攻的正麵，企圖阻止日軍並和日軍決戰，而且是逐次投入，結果反被日軍各個擊破，徒增傷亡。待到日軍突過撈刀河，第九戰區已無預備隊可用。這是陷於被動的又一原因。
第九戰區在作戰計劃中強調“應運用誘敵殲滅戰法”，結果成為一句空話。實際上不是第九戰區誘使日軍就範，而是日軍的快速攻勢迫使第九戰區手忙腳亂、處處就範。第九戰區組織指揮如此，則全戰役陷於被動和不利就是必然的了。”
“2.情報不靈而喪失戰機
第11軍是侵華日軍中惟一以機動作戰任務為主的野戰軍。武漢失守以來，日軍向正麵戰場發動的多次進攻，除桂南會戰、中條山會戰外，都是由它發動的。中國軍事情報工作部門對它的動向理應給予更敏銳、更密切的監視。第11軍為準備此次會戰，從8月中旬起即從鄂西、鄂南、贛北抽調部隊，向湘北集中。如此大規模的部隊調動，無論是軍事委員會的戰略情報部門，還是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戰區的戰役情報部門，抑或是與日軍當麵接觸的各部隊戰術情報部門，在長達1個月的時間裏都毫無察覺，直到日軍要發動全麵攻勢前一兩天，才發現日軍已在湘北集結重兵，足見政府各級軍事情報部門的麻痹和疏懈。而第九戰區因情況不明，對會戰無從進行、也來不及進行有針對性的準備，其第一線守備部隊第4軍、第58軍甚至被日軍吸引，膠著於大雲山，後乘夜匆匆轉回新牆河以南，喘息未定，日軍已開始總攻。日軍成功地隱蔽了戰役企圖，發揮了戰役突然性，而第九戰區在會戰第一步就喪失了時機，倉促應付，在日軍閃電式的攻擊麵前步步失策。
會戰結束以後，為了避免會戰前期的那種兵敗如山倒的全麵潰敗場麵在以後的戰事裏再度出現，軍事委員會在長沙召開了由最高統帥親自出席，軍政部何部長和軍令部徐部長共同主持，第三、第五、第六、第九等四個相關戰區的高級軍官參加的總結檢討會議。
第27集團軍楊總司令、第九戰區薛司令長官在會上列舉出了種種問題，如：對敵情判斷不當，友軍彼此不信任，致乏協力，部隊運動遲緩，師以下軍官戰術修養不夠，指揮能力薄弱，部隊紀律太壞，執行命令不徹底，訓練不足，仍有呆守陣地的習慣，不知活用兵力、控製預備隊等等。其實這些都是部隊建設、部隊教育方麵由來已久且普遍存在的問題，不僅第九戰區部隊有，其他戰區部隊也有；不僅此次會戰有，其他會戰也有。而且這些問題多是針對下級而言，還未涉及高層。
對此有所不滿的最高統帥見到劉建業也坐在下麵，於是親自點名要劉建業對整個會戰的高層指揮發表看法。
劉建業根本沒有想到，自己原本隻是老老實實的坐在下麵，居然也會被最高統帥親自點名，還要做那種發言。在這個時候，這種場合做這種發言，實際上純粹就是得罪人的差事。要是說不出什麽有價值的東西，會惹得最高統帥龍顏不悅；可是要是說出來什麽，那自己又會得罪一大批人。要知道整個會戰裏，國軍方麵所犯的錯誤可以說是一串接一串，從一開始就是在錯誤的指導思想下作戰的；戰事的進程裏更是錯誤連篇。這讓自己怎麽說？
猶豫了一陣，劉建業還是開始了發言。沒辦法，現在還要在最高統帥的手下混飯吃。什麽人都可以得罪，隻有最高統帥是千萬不能得罪的，當然還有陳長官。至於其他人，多得罪一個也無所謂了。反正自己連何部長那樣的軍內巨頭都得罪深了，還怕再多得罪一個嗎？正所謂債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癢。
“法國皇帝拿破崙陛下，曾經有一句話說得很好，戰爭的勝利屬於犯錯誤較少的一方。在瞬息萬變，錯綜複雜的戰場形勢下，雙方都做不到絕對不犯錯誤。在這個時候，那一方的錯誤犯的少，錯誤的影響程度輕，當然最好再能抓住對方犯的錯誤，那麽戰爭的勝利就會屬於這一方。”劉建業一開始並沒有直接開始點評，而是先闡述了一下拿破崙那個歐洲的絕世梟雄的名言。先說這句話，也是為在場的上上下下找一個下台的台階。果然，當劉建業說完這句話以後，台下不少的國軍將領們都麵有戚戚。
“若就此次會戰的高層組織指揮而言，至少還可看出以下幾個主要問題：
1.部署指揮不當而陷於被動
軍事委員會和第九戰區都曾明白指出武漢日軍處於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戰區的戰略包圍中，中國軍隊處於外線（對日軍第11軍來說），是有利態勢。但戰略上的外線並不等於戰役上的外線，戰略上的有利態勢並不自然化為戰役上的有利態勢。對戰役的組織指揮來說，最重要的是在戰役上爭取使自己處於外線的有利的態勢，這是保持戰役主動權的關鍵。
但第九戰區的戰役指導方針和實際部署並非如此，從而一次又一次陷於被動。
該方針中隻提到在汨羅江以南撈刀河兩岸地區對日軍實施反擊並殲滅之。這是出於以下估計：日軍在突過新牆河、汨羅江後必受到很大殺傷和消耗，戰力大減，因而選定在汨羅江以南與其決戰是有利的。這隻從決戰的地域上考慮，而且是一廂情願，實際上本次會戰中日軍的兵力相當集中，強渡新牆河、汨羅江時並未受到重大損失，依然保持著強大的突擊力。第九戰區的設想與戰役的實際發展不符，又沒有應付意外情況的預案，這是陷於被動的原因之一。”
“再從兵力部署和使用來看，第九戰區未將主力控製於外側機動位置，無論在新牆河南岸還是在汨羅江南岸，守備部隊都處於日軍大兵團進攻的正麵，側麵力量極弱，不可能對日軍翼側構成威脅；日軍突破汨羅江後，第九戰區仍按原計劃將增援的生力軍第26軍、第10軍、第74軍全部擺在日軍進攻的正麵，企圖阻止日軍並和日軍決戰，而且是逐次投入，結果反被日軍各個擊破，徒增傷亡。待到日軍突過撈刀河，第九戰區已無預備隊可用。這是陷於被動的又一原因。
第九戰區在作戰計劃中強調“應運用誘敵殲滅戰法”，結果成為一句空話。實際上不是第九戰區誘使日軍就範，而是日軍的快速攻勢迫使第九戰區手忙腳亂、處處就範。第九戰區組織指揮如此，則全戰役陷於被動和不利就是必然的了。”
“2.情報不靈而喪失戰機
第11軍是侵華日軍中惟一以機動作戰任務為主的野戰軍。武漢失守以來，日軍向正麵戰場發動的多次進攻，除桂南會戰、中條山會戰外，都是由它發動的。中國軍事情報工作部門對它的動向理應給予更敏銳、更密切的監視。第11軍為準備此次會戰，從8月中旬起即從鄂西、鄂南、贛北抽調部隊，向湘北集中。如此大規模的部隊調動，無論是軍事委員會的戰略情報部門，還是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戰區的戰役情報部門，抑或是與日軍當麵接觸的各部隊戰術情報部門，在長達1個月的時間裏都毫無察覺，直到日軍要發動全麵攻勢前一兩天，才發現日軍已在湘北集結重兵，足見政府各級軍事情報部門的麻痹和疏懈。而第九戰區因情況不明，對會戰無從進行、也來不及進行有針對性的準備，其第一線守備部隊第4軍、第58軍甚至被日軍吸引，膠著於大雲山，後乘夜匆匆轉回新牆河以南，喘息未定，日軍已開始總攻。日軍成功地隱蔽了戰役企圖，發揮了戰役突然性，而第九戰區在會戰第一步就喪失了時機，倉促應付，在日軍閃電式的攻擊麵前步步失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