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職遵命。”劉建業向代理司令長官立正敬禮，然後走出了這間並不很大的辦公室。
“小心一些，最好不要象酆悌一樣。”代理長官目送劉建業走了出去，小聲地說道。
酆悌，黃埔一期生，陸軍少將，前任的湖南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長沙警備司令。1938年底，長沙軍警奉令在湖南省省會長沙全城縱火，實行所謂的“焦土抗戰”。由於是倉促行事，並不知情的市民匆匆忙忙爭相出逃，互相擁擠踐踏，造成很多死傷，熊熊大火還燒掉了十幾萬間民房商店，損失極為慘重。慘劇發生後，一時間國內輿論譁然，令國府當局極為被動。12月18日，最高統帥下令槍斃“長沙縱火案”的三個當事人：長沙警備司令酆悌、警備第二團團長徐崐和長沙市公安局長文重孚，借他們的人頭以平息民憤。
同樣是執行焦土抗戰，酆悌丟了腦袋，劉建業卻隻是背了一個不疼不癢的處分，顯然這讓曾經是酆悌老上級的代理司令長官有所不滿。不過，代理長官也很清楚，劉建業畢竟是預先就做好了準備，把城內的幾十萬居民先行疏散，否則，人員損失將巨大的多。而且，當時也很難有其他的好辦法來打擊城內已經占據了上風的敵人。所以，代理長官也沒有更多的難為這位天子門生。
劉建業到了自己任職的新部門，開始履行其自己的職責。每天，劉建業都要批閱大量的文件，以做好長沙及其周邊地區的整軍經武，群眾團體的宣傳組織，各界抗日自衛組織的訓練，保安部隊的整訓，戰爭物資的籌措等一大堆的事情。迫於無奈，劉建業隻好又把自己在軍部裏的秘書班子搬到了長沙警總，幫助自己處理那些文牘。
1939年5月末，已經被開除了國民黨黨籍的汪精衛在日本人的一手安排下，乘日本海軍飛機由上海飛抵東京，先後與日本首相平沼麒一郎、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外務大臣有田八郎、大藏大臣石渡莊太郎（以上即日本戰時最高決策機構——五相會議成員）和樞密院議長、前首相近衛公爵舉行會談，和日本人商談建立以其為首的偽政權等有關問題。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之後，汪精衛最後接受了日本人提出的《中國新中央政權建立方針》。隨後，汪精衛於6月中旬回到中國，並按照日方意圖，開始緊鑼密鼓地籌建傀儡政府。8月下旬，汪精衛召集了部分漢奸，在上海召開了偽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為建立傀儡政權做好了準備。
然而日本人對汪精衛一夥人的能量及其影響力還是相當清楚的。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在給其國內的報告中稱：現在，被汪派所搜集的人，大部分是過去黨政界的政客，官僚或腐敗分子，在廣大群眾中沒有任何基礎。所以，今後汪派的活動如不能對重慶政權內的重要分子以影響，假若得不到廣大群眾之擁護，前途極為渺茫。因此，盡管手中已經有了汪精衛這張牌，但日本人心裏清楚，要想解決中國事變，還必須得和中國的最高統帥打交道。不過，從當時的情形看，最高統帥對日本人拋來的“橄欖枝”似乎不太感興趣。這令日本人有些惱火。雖然日軍已經占領了中國的大片領土，但是在最高統帥的手裏仍握有約200個師的兵力，必須先打擊中國軍隊的有生力量，使那位最高統帥失去賴以支撐抗戰的資本，惟有如此，那位最高統帥才能乖乖就範。這是日本侵略者經過研究後得出的共識。日本政府和日軍大本營都企圖以軍事打擊結合政治謀略，迅速解決中國問題。
8月23日蘇、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日本平沼內閣隨之垮台，日本國內對德不信任氣氛高漲。8月30日，退役的日本陸軍大將阿部信行奉命組閣，鼓吹“自主外交”。9月1日，德軍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麵爆發。4日，日本的阿部內閣發表聲明：“帝國擬不參與這次歐洲戰爭，專注於解決中國事變”。
日軍占領武漢後，將武漢周圍作為其對中國正麵戰場繼續施加壓力的作戰地區，以對武漢形成包圍態勢的中國第五戰區和第九戰區為主要對象，但因兵力有限，隻能逐次轉用兵力，輪流實施戰役進攻。1939年，日軍大本營將新編成的第33、第34師團調往武漢，編入第11軍戰鬥序列。隨棗會戰（日軍稱“襄東會戰”）以後，日軍大本營又於6、7月間先後將第9師團和第16師團從第11軍戰鬥序列中調出，讓其返回國內。這樣，到1939年夏秋，在日軍第11軍編成內，仍有7個師團、1個獨立混成旅團、1個騎兵旅團和直屬炮兵、工兵、戰車隊等，仍為侵華日軍編成規模最大的一個軍。其中第3師團擔任信陽、應山地區警備，第13師團、騎兵第4旅團在平漢鐵路南段以西地區，第34師團在平漢路南段以東地區，第6師團在嶽陽、蒲圻、新牆河以北地區，第33師團在鹹寧、大冶、陽新地區，第101師團擔任吳城到永修一線地區警備，第106師團在武寧、修水地區，獨立混成第14旅團擔任九江、瑞昌地區警備。武漢周圍雖是侵華日軍兵力密度最大的地區，但第11軍麵對著中國第一、第三、第五、第九戰區的包圍和威脅，仍感兵力單薄，每當需集中兵力發動局部攻勢作戰時，通常都隻能使用一半兵力，因另一半兵力須擔任其占領地區的警備任務；如果使用的兵力超過半數以上時，就必須臨時放棄一些占領地，以免陷於被動。
“小心一些，最好不要象酆悌一樣。”代理長官目送劉建業走了出去，小聲地說道。
酆悌，黃埔一期生，陸軍少將，前任的湖南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長沙警備司令。1938年底，長沙軍警奉令在湖南省省會長沙全城縱火，實行所謂的“焦土抗戰”。由於是倉促行事，並不知情的市民匆匆忙忙爭相出逃，互相擁擠踐踏，造成很多死傷，熊熊大火還燒掉了十幾萬間民房商店，損失極為慘重。慘劇發生後，一時間國內輿論譁然，令國府當局極為被動。12月18日，最高統帥下令槍斃“長沙縱火案”的三個當事人：長沙警備司令酆悌、警備第二團團長徐崐和長沙市公安局長文重孚，借他們的人頭以平息民憤。
同樣是執行焦土抗戰，酆悌丟了腦袋，劉建業卻隻是背了一個不疼不癢的處分，顯然這讓曾經是酆悌老上級的代理司令長官有所不滿。不過，代理長官也很清楚，劉建業畢竟是預先就做好了準備，把城內的幾十萬居民先行疏散，否則，人員損失將巨大的多。而且，當時也很難有其他的好辦法來打擊城內已經占據了上風的敵人。所以，代理長官也沒有更多的難為這位天子門生。
劉建業到了自己任職的新部門，開始履行其自己的職責。每天，劉建業都要批閱大量的文件，以做好長沙及其周邊地區的整軍經武，群眾團體的宣傳組織，各界抗日自衛組織的訓練，保安部隊的整訓，戰爭物資的籌措等一大堆的事情。迫於無奈，劉建業隻好又把自己在軍部裏的秘書班子搬到了長沙警總，幫助自己處理那些文牘。
1939年5月末，已經被開除了國民黨黨籍的汪精衛在日本人的一手安排下，乘日本海軍飛機由上海飛抵東京，先後與日本首相平沼麒一郎、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外務大臣有田八郎、大藏大臣石渡莊太郎（以上即日本戰時最高決策機構——五相會議成員）和樞密院議長、前首相近衛公爵舉行會談，和日本人商談建立以其為首的偽政權等有關問題。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之後，汪精衛最後接受了日本人提出的《中國新中央政權建立方針》。隨後，汪精衛於6月中旬回到中國，並按照日方意圖，開始緊鑼密鼓地籌建傀儡政府。8月下旬，汪精衛召集了部分漢奸，在上海召開了偽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為建立傀儡政權做好了準備。
然而日本人對汪精衛一夥人的能量及其影響力還是相當清楚的。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在給其國內的報告中稱：現在，被汪派所搜集的人，大部分是過去黨政界的政客，官僚或腐敗分子，在廣大群眾中沒有任何基礎。所以，今後汪派的活動如不能對重慶政權內的重要分子以影響，假若得不到廣大群眾之擁護，前途極為渺茫。因此，盡管手中已經有了汪精衛這張牌，但日本人心裏清楚，要想解決中國事變，還必須得和中國的最高統帥打交道。不過，從當時的情形看，最高統帥對日本人拋來的“橄欖枝”似乎不太感興趣。這令日本人有些惱火。雖然日軍已經占領了中國的大片領土，但是在最高統帥的手裏仍握有約200個師的兵力，必須先打擊中國軍隊的有生力量，使那位最高統帥失去賴以支撐抗戰的資本，惟有如此，那位最高統帥才能乖乖就範。這是日本侵略者經過研究後得出的共識。日本政府和日軍大本營都企圖以軍事打擊結合政治謀略，迅速解決中國問題。
8月23日蘇、德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日本平沼內閣隨之垮台，日本國內對德不信任氣氛高漲。8月30日，退役的日本陸軍大將阿部信行奉命組閣，鼓吹“自主外交”。9月1日，德軍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麵爆發。4日，日本的阿部內閣發表聲明：“帝國擬不參與這次歐洲戰爭，專注於解決中國事變”。
日軍占領武漢後，將武漢周圍作為其對中國正麵戰場繼續施加壓力的作戰地區，以對武漢形成包圍態勢的中國第五戰區和第九戰區為主要對象，但因兵力有限，隻能逐次轉用兵力，輪流實施戰役進攻。1939年，日軍大本營將新編成的第33、第34師團調往武漢，編入第11軍戰鬥序列。隨棗會戰（日軍稱“襄東會戰”）以後，日軍大本營又於6、7月間先後將第9師團和第16師團從第11軍戰鬥序列中調出，讓其返回國內。這樣，到1939年夏秋，在日軍第11軍編成內，仍有7個師團、1個獨立混成旅團、1個騎兵旅團和直屬炮兵、工兵、戰車隊等，仍為侵華日軍編成規模最大的一個軍。其中第3師團擔任信陽、應山地區警備，第13師團、騎兵第4旅團在平漢鐵路南段以西地區，第34師團在平漢路南段以東地區，第6師團在嶽陽、蒲圻、新牆河以北地區，第33師團在鹹寧、大冶、陽新地區，第101師團擔任吳城到永修一線地區警備，第106師團在武寧、修水地區，獨立混成第14旅團擔任九江、瑞昌地區警備。武漢周圍雖是侵華日軍兵力密度最大的地區，但第11軍麵對著中國第一、第三、第五、第九戰區的包圍和威脅，仍感兵力單薄，每當需集中兵力發動局部攻勢作戰時，通常都隻能使用一半兵力，因另一半兵力須擔任其占領地區的警備任務；如果使用的兵力超過半數以上時，就必須臨時放棄一些占領地，以免陷於被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