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後3月9日，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精心策劃下，溥儀正式出任偽滿洲國執政。一直為他“恢復祖業”尋求日本人支持的羅振玉和鄭孝胥，前者由於“頑固不化”，堅持帝製，被日本人一腳踢開；後者則因為“開明通達”，贊成“共和”，當上了“滿洲國國務總理大臣”。從此，溥儀身邊有了以“開國元勛”鄭孝胥為首的一幫新的“文臣武將”，昏昏然又做起了“恢復祖業”的美夢。
出任執政後，溥儀決心遵照祖訓，“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無辭艱辛，不避勞苦，為將來“宏舉”奠定基礎。為此，他把“執政府”的辦公樓命名為“勤民樓”，並真的每天早上早早起床，進樓辦公。可是，不久溥儀便發現，他所能辦的“公”，不是在“總理大臣”鄭孝胥送來的各類文件上簽名認可，就是同各部“總長”們閑談聊天，所謂“軍國大事”，原來都是由日本人擔任的各部“次長”們決定的，而“滿洲國”上至總理大臣、各部總長、次長、下至各省的大小官員，原來也都是由日本人提名，經他宣布任命的，所謂“執政”，原不過是為他人執政。盡管如此，溥儀並不灰心，因為希望在於一年之後。
在出任“執政”期間，溥儀簽署了日本人為他準備好的《日滿議定，出賣了大量國家主權，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向國聯調查團表明了他“是由於滿洲民眾的推戴才來到滿洲的”，他的國家“完全是自願自主的”。對此，日本人感到十分滿意。為了更好地利用手中的傀儡，加強對東北殖民地的統治，日本人也給溥儀一個回報，決定滿足他的皇帝欲。於是，當溥儀“執政”一年期滿之後，首先是關東軍，繼而是日本國內，不斷地傳出日本政府準備承認他為“滿洲國皇帝”的消息。1934年3月1日，溥儀似乎如願以償了。這一天，他第3次登極，當上了“滿洲國皇帝”，定年號為“康德”。
溥儀三度登極稱帝後，享有了日本人恩賜給他的“尊榮”，同時也遭受了日本人給他帶來的屈辱、痛苦和災難。
作為“滿洲國皇帝”，溥儀所能享有的“尊榮”，說來其實也有限，可這有限的“尊榮”最初卻使他得到了心理上的滿足。
首先，所有日本人開始重新稱他為“皇帝陛下”（任執政期同一律稱“閣下”，這是溥儀幾乎不能容忍的稱呼），公開場合像恭敬日本天皇一樣地恭敬他。同時，關東軍規定“滿洲國”所有機關、學校、部隊及各種公共團體，都必須供奉“康德皇帝”的“禦真影”（照片），所有公職人員及學生、士兵等要按時向“禦真影”行90度鞠躬的最敬禮，據說這和日本國內恭敬天皇的儀式是一樣的。
其次，關東軍每年為他安排若幹次“禦臨幸”和“巡狩”。所謂“禦臨幸”，是溥儀參加祭祀侵華日軍亡靈和慶祝日本天皇壽辰“天長節”等例行儀式；所謂“巡狩”，則大多是到“新京”以外的東北一些地方，去參觀日本人“建設”“王道樂土”的成就，“臨幸”和“巡狩”的實際內容如何，溥儀並不理會，他所看重的是“皇帝”出行的威儀：每次“禦臨幸”或“巡狩”，先有大批全副武裝的“淨街車”開道，稍後是“滿洲國警察總監”乘坐的紅色敞篷車開道，繼之才是他這位“皇帝”的全紅色“正車”，車兩邊有摩托車隨行保駕，再後麵則是隨從和一般警衛的車輛。
除了這些日常的幾乎僅有的“皇帝尊榮”曾使溥儀感到滿足和陶醉外，1935年4月日本關東軍為他安排的訪日之行，更使他認為自己具有了一個真正皇帝的權威：龐大的護航、迎送艦隊，裕仁天皇親自到車站迎接，檢閱日本海陸軍，日本皇室的隆重禮遇和日本國民的“熱烈歡迎”……這一切簡直使溥儀飄飄然了。“迴鑾”後立即召集“新京”滿日官員，發表訪日觀感，大談滿日親善，甚至於異想天開地把“滿洲國皇帝”同日本天皇放到了同等位置上，說什麽無論滿洲人還是日本人，“如果有不忠於滿洲皇帝的，就是不忠於日本天皇，有不忠於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於滿洲皇帝”等等。
然而溥儀這種飄飄然的自我陶醉沒有持續多久，就被冷酷無情的現實掃蕩得一幹二淨。
首先，“開國元勛”鄭孝胥，以為“滿洲國”改行帝製，是“後清”的開始，用不著再什麽事都去請示日本人，碰了幾次壁之後，便在背後發起牢騷，在他創辦的“王道書院”裏對聽課的人說：“滿洲國已經不是小孩子了，就該讓它自己走走，不該總是處處不放手。”結果，溥儀訪日歸來不到1個月，日本人就以“鄭孝胥總理倦勤思退”為由，要他換上大字不識一籮筐但十分聽話的張景惠。
再有，繼鄭孝胥之後，偽滿洲興安省省長淩升因為在一次省長聯席會議上，抱怨日本人言行不一，說他們口頭上承認“滿洲國”是獨立的，可從上到下什麽事都是日本人說了算，散會後即遭逮捕，以“反滿抗日罪”被砍了頭。還有關東軍在“宮內府”增設了“憲兵室”，嚴格監視進出人員，檢查來往信件，並故意製造事端，將溥儀精心訓練的“護軍”全部繳械拘留，後經溥儀親自道歉，才選用部分加以改編，由日本軍官“代為訓練”，其餘則作為“肇事禍首”統統“驅逐出境”。
出任執政後，溥儀決心遵照祖訓，“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無辭艱辛，不避勞苦，為將來“宏舉”奠定基礎。為此，他把“執政府”的辦公樓命名為“勤民樓”，並真的每天早上早早起床，進樓辦公。可是，不久溥儀便發現，他所能辦的“公”，不是在“總理大臣”鄭孝胥送來的各類文件上簽名認可，就是同各部“總長”們閑談聊天，所謂“軍國大事”，原來都是由日本人擔任的各部“次長”們決定的，而“滿洲國”上至總理大臣、各部總長、次長、下至各省的大小官員，原來也都是由日本人提名，經他宣布任命的，所謂“執政”，原不過是為他人執政。盡管如此，溥儀並不灰心，因為希望在於一年之後。
在出任“執政”期間，溥儀簽署了日本人為他準備好的《日滿議定，出賣了大量國家主權，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向國聯調查團表明了他“是由於滿洲民眾的推戴才來到滿洲的”，他的國家“完全是自願自主的”。對此，日本人感到十分滿意。為了更好地利用手中的傀儡，加強對東北殖民地的統治，日本人也給溥儀一個回報，決定滿足他的皇帝欲。於是，當溥儀“執政”一年期滿之後，首先是關東軍，繼而是日本國內，不斷地傳出日本政府準備承認他為“滿洲國皇帝”的消息。1934年3月1日，溥儀似乎如願以償了。這一天，他第3次登極，當上了“滿洲國皇帝”，定年號為“康德”。
溥儀三度登極稱帝後，享有了日本人恩賜給他的“尊榮”，同時也遭受了日本人給他帶來的屈辱、痛苦和災難。
作為“滿洲國皇帝”，溥儀所能享有的“尊榮”，說來其實也有限，可這有限的“尊榮”最初卻使他得到了心理上的滿足。
首先，所有日本人開始重新稱他為“皇帝陛下”（任執政期同一律稱“閣下”，這是溥儀幾乎不能容忍的稱呼），公開場合像恭敬日本天皇一樣地恭敬他。同時，關東軍規定“滿洲國”所有機關、學校、部隊及各種公共團體，都必須供奉“康德皇帝”的“禦真影”（照片），所有公職人員及學生、士兵等要按時向“禦真影”行90度鞠躬的最敬禮，據說這和日本國內恭敬天皇的儀式是一樣的。
其次，關東軍每年為他安排若幹次“禦臨幸”和“巡狩”。所謂“禦臨幸”，是溥儀參加祭祀侵華日軍亡靈和慶祝日本天皇壽辰“天長節”等例行儀式；所謂“巡狩”，則大多是到“新京”以外的東北一些地方，去參觀日本人“建設”“王道樂土”的成就，“臨幸”和“巡狩”的實際內容如何，溥儀並不理會，他所看重的是“皇帝”出行的威儀：每次“禦臨幸”或“巡狩”，先有大批全副武裝的“淨街車”開道，稍後是“滿洲國警察總監”乘坐的紅色敞篷車開道，繼之才是他這位“皇帝”的全紅色“正車”，車兩邊有摩托車隨行保駕，再後麵則是隨從和一般警衛的車輛。
除了這些日常的幾乎僅有的“皇帝尊榮”曾使溥儀感到滿足和陶醉外，1935年4月日本關東軍為他安排的訪日之行，更使他認為自己具有了一個真正皇帝的權威：龐大的護航、迎送艦隊，裕仁天皇親自到車站迎接，檢閱日本海陸軍，日本皇室的隆重禮遇和日本國民的“熱烈歡迎”……這一切簡直使溥儀飄飄然了。“迴鑾”後立即召集“新京”滿日官員，發表訪日觀感，大談滿日親善，甚至於異想天開地把“滿洲國皇帝”同日本天皇放到了同等位置上，說什麽無論滿洲人還是日本人，“如果有不忠於滿洲皇帝的，就是不忠於日本天皇，有不忠於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於滿洲皇帝”等等。
然而溥儀這種飄飄然的自我陶醉沒有持續多久，就被冷酷無情的現實掃蕩得一幹二淨。
首先，“開國元勛”鄭孝胥，以為“滿洲國”改行帝製，是“後清”的開始，用不著再什麽事都去請示日本人，碰了幾次壁之後，便在背後發起牢騷，在他創辦的“王道書院”裏對聽課的人說：“滿洲國已經不是小孩子了，就該讓它自己走走，不該總是處處不放手。”結果，溥儀訪日歸來不到1個月，日本人就以“鄭孝胥總理倦勤思退”為由，要他換上大字不識一籮筐但十分聽話的張景惠。
再有，繼鄭孝胥之後，偽滿洲興安省省長淩升因為在一次省長聯席會議上，抱怨日本人言行不一，說他們口頭上承認“滿洲國”是獨立的，可從上到下什麽事都是日本人說了算，散會後即遭逮捕，以“反滿抗日罪”被砍了頭。還有關東軍在“宮內府”增設了“憲兵室”，嚴格監視進出人員，檢查來往信件，並故意製造事端，將溥儀精心訓練的“護軍”全部繳械拘留，後經溥儀親自道歉，才選用部分加以改編，由日本軍官“代為訓練”，其餘則作為“肇事禍首”統統“驅逐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