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用武人的同時，溥儀還接受鄭孝胥等人的意見，結交“友邦”。駐津7年，他以“宣統皇帝”的身份，經常參加天津日本駐軍的閱兵式，與各國領事及駐軍司令頻頻往來，另外還派遣鄭孝胥及日本浪人前往日本活動，以3600元年薪雇用奧國流亡貴族到歐洲各國遊說；支付巨額經費支持白俄匪首謝米諾夫“反赤復國”（指推翻蘇聯政權，恢復沙皇統治）；請英國騙子羅斯為他辦報鼓吹復辟帝製；將親弟溥傑和三妹夫潤麟等人送往日本學習軍事，以備將來……在這些為“重登大寶”所進行的各種活動中，溥儀感到最可信任依靠的“友邦”，是自“北京政變”以來，一直把他當作“皇帝”加以“保護”的日本國。
1927年，被蔣介石收編為四十一軍軍長的孫殿英，製造了令溥儀和遺老們撕肝裂肺的“東陵事件”，掘了幹隆和慈禧的陵墓，揚屍盜寶……這一切，使溥儀憂慮、悲憤、甚至絕望。但是，一直“保護”他的日本人，則不時勸示他應“多加珍重”，慰而勉之曰“中國前途係之”。派往日本聯絡“友邦”的鄭孝胥，學習軍事的溥傑和潤麟，去東北活動日本關東軍的羅振玉等人先後帶來消息，都給他以日本政府特別是軍界，準備隨時支持他“重登大寶”的美好印象。這一切，又使溥儀轉憂為喜，似乎看到了希望。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決定拋出珍藏了7年之久的“秘密武器”，要溥儀去東北建立以他為首的“新國家”。溥儀認為“恢復祖業”“重登大寶”的日子終於到來，決計不惜一切前往東北，不意他身邊除鄭孝胥外的遺老及“近臣”們，幾乎一致反對“北幸”，愛新覺羅宗室中有人甚至提醒他，不要忘了歷史上的石敬瑭。南京的蔣介石這時也派人來說，可以恢復民國初年的優待條件，居住則紫禁城、上海、國外任憑挑選，隻是敬告他不要去東北與日本人合作。但溥儀為了將多年來“重登大寶”的美夢化為現實，1931年11月10日夜，還是在日本軍警特務的特別“保護”下，悄然離開日租界潛往東北。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陰謀在中國東北建立偽政權之初，曾派時任關東軍參謀之職的土肥原至天津麵見溥儀，態度誠懇地請這位“宣統皇帝”到瀋陽去“親自領導”一個“獨立自主”的“新國家”，並以肯定而又巧妙的言詞回答了溥儀最關心的問題，謂“新國家”毫無疑問“是帝國”，至於“宣統帝”如何領導這個“獨立自主”的“帝國”，等到了瀋陽以後再行詳談。到瀋陽去領導一個新建的“帝國”，溥儀以為這正是自己“恢復祖業”的肇始之基。於是，他丟下了那些反對“北幸”的師傅和“近臣”，躲在一輛跑車的後箱裏，駛出日租界，來到白河碼頭，與早在這裏“恭迎聖駕”的鄭孝胥父子一起，登上日本人為他們準備好的汽艇，開始了他去實現“重登大寶”美夢的旅途。
1931年11月13日晨，溥儀在營口登陸。
在營口，溥儀沒有見到他所想像的東北百姓“恭迎大清皇帝聖駕”的壯觀場麵，甚至沒有見到一個中國人。稍後，日本人沒有按約帶他去瀋陽，而是以確保“宣統帝安全”為理由，將他秘密轉移到旅順，送進了一家日本人辦的旅館，不分晝夜地由日本軍警“保護”起來，不得出居處半步，除了同他一起前來的鄭孝胥父子和先期至東北聯絡關東軍的羅振玉之外，不能同其他中國人會麵，即使是天津方麵尾隨而來的師傅、“皇後”及“臣僚”們，也不例外。至於那個“新國家”的問題，則遲遲沒有動靜，派羅、鄭二人再三去找日本人催問，得到的答覆是“新國家”的建立正在研究。溥儀到東北後實質成了囚徒。
原來，此時日本國內對如何統治東北這塊殖民地，尚未形成一致意見，關東軍不便貿然行事。經過3個月時間的多方慎重磋商，日本軍政各界最終統一了認識，決定在東北建立“滿洲國”，暫行“共和製”；“國都”命名“新京”，設於長春；“國家元首”稱“執政”，由溥儀出任。
1932年2月23日，關東軍高級參謀阪垣征四郎專程來到旅順，向溥儀轉述了日本政府關於建立“滿洲國”的決定。溥儀聽說要他出任“執政”，不由無名火起三千丈，暗罵日本人背信棄義，取消了他的“皇帝尊號”，斷絕了“大清帝國”的統係，當即公開表示，無論如何也不能就任執政之職，滿以為日本人會作出讓步，仍請他當皇帝。誰知此時的日本人已不是在天津時候的模樣了，阪垣竟當麵稱他“閣下”，聲言關東軍視不出任執政的答覆為敵對態度，如不收回，即將採取敵對措施！無奈，“皇帝陛下”就這樣在日本人那裏變成了“閣下”，甚至立時要成為他們的階下囚，如此突如其來的打擊，一時弄得溥儀不知所措。就在這時，鄭孝胥父子出場了。老子忠告溥儀說：“張作霖殷鑑不遠，還請皇上三思。”兒子進言曰：“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為久遠計，皇上似應暫時屈就執政，以謀來日宏舉。”溥儀見木已成舟，害怕自己真的成了第二個張作霖，在日本人的警告和鄭孝胥父子的“忠告”下，最終做出了一個自以為不失“體麵”的決定：暫任執政一年，屆期如不“重登大寶”，即行引退。
1927年，被蔣介石收編為四十一軍軍長的孫殿英，製造了令溥儀和遺老們撕肝裂肺的“東陵事件”，掘了幹隆和慈禧的陵墓，揚屍盜寶……這一切，使溥儀憂慮、悲憤、甚至絕望。但是，一直“保護”他的日本人，則不時勸示他應“多加珍重”，慰而勉之曰“中國前途係之”。派往日本聯絡“友邦”的鄭孝胥，學習軍事的溥傑和潤麟，去東北活動日本關東軍的羅振玉等人先後帶來消息，都給他以日本政府特別是軍界，準備隨時支持他“重登大寶”的美好印象。這一切，又使溥儀轉憂為喜，似乎看到了希望。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決定拋出珍藏了7年之久的“秘密武器”，要溥儀去東北建立以他為首的“新國家”。溥儀認為“恢復祖業”“重登大寶”的日子終於到來，決計不惜一切前往東北，不意他身邊除鄭孝胥外的遺老及“近臣”們，幾乎一致反對“北幸”，愛新覺羅宗室中有人甚至提醒他，不要忘了歷史上的石敬瑭。南京的蔣介石這時也派人來說，可以恢復民國初年的優待條件，居住則紫禁城、上海、國外任憑挑選，隻是敬告他不要去東北與日本人合作。但溥儀為了將多年來“重登大寶”的美夢化為現實，1931年11月10日夜，還是在日本軍警特務的特別“保護”下，悄然離開日租界潛往東北。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陰謀在中國東北建立偽政權之初，曾派時任關東軍參謀之職的土肥原至天津麵見溥儀，態度誠懇地請這位“宣統皇帝”到瀋陽去“親自領導”一個“獨立自主”的“新國家”，並以肯定而又巧妙的言詞回答了溥儀最關心的問題，謂“新國家”毫無疑問“是帝國”，至於“宣統帝”如何領導這個“獨立自主”的“帝國”，等到了瀋陽以後再行詳談。到瀋陽去領導一個新建的“帝國”，溥儀以為這正是自己“恢復祖業”的肇始之基。於是，他丟下了那些反對“北幸”的師傅和“近臣”，躲在一輛跑車的後箱裏，駛出日租界，來到白河碼頭，與早在這裏“恭迎聖駕”的鄭孝胥父子一起，登上日本人為他們準備好的汽艇，開始了他去實現“重登大寶”美夢的旅途。
1931年11月13日晨，溥儀在營口登陸。
在營口，溥儀沒有見到他所想像的東北百姓“恭迎大清皇帝聖駕”的壯觀場麵，甚至沒有見到一個中國人。稍後，日本人沒有按約帶他去瀋陽，而是以確保“宣統帝安全”為理由，將他秘密轉移到旅順，送進了一家日本人辦的旅館，不分晝夜地由日本軍警“保護”起來，不得出居處半步，除了同他一起前來的鄭孝胥父子和先期至東北聯絡關東軍的羅振玉之外，不能同其他中國人會麵，即使是天津方麵尾隨而來的師傅、“皇後”及“臣僚”們，也不例外。至於那個“新國家”的問題，則遲遲沒有動靜，派羅、鄭二人再三去找日本人催問，得到的答覆是“新國家”的建立正在研究。溥儀到東北後實質成了囚徒。
原來，此時日本國內對如何統治東北這塊殖民地，尚未形成一致意見，關東軍不便貿然行事。經過3個月時間的多方慎重磋商，日本軍政各界最終統一了認識，決定在東北建立“滿洲國”，暫行“共和製”；“國都”命名“新京”，設於長春；“國家元首”稱“執政”，由溥儀出任。
1932年2月23日，關東軍高級參謀阪垣征四郎專程來到旅順，向溥儀轉述了日本政府關於建立“滿洲國”的決定。溥儀聽說要他出任“執政”，不由無名火起三千丈，暗罵日本人背信棄義，取消了他的“皇帝尊號”，斷絕了“大清帝國”的統係，當即公開表示，無論如何也不能就任執政之職，滿以為日本人會作出讓步，仍請他當皇帝。誰知此時的日本人已不是在天津時候的模樣了，阪垣竟當麵稱他“閣下”，聲言關東軍視不出任執政的答覆為敵對態度，如不收回，即將採取敵對措施！無奈，“皇帝陛下”就這樣在日本人那裏變成了“閣下”，甚至立時要成為他們的階下囚，如此突如其來的打擊，一時弄得溥儀不知所措。就在這時，鄭孝胥父子出場了。老子忠告溥儀說：“張作霖殷鑑不遠，還請皇上三思。”兒子進言曰：“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者為俊傑。為久遠計，皇上似應暫時屈就執政，以謀來日宏舉。”溥儀見木已成舟，害怕自己真的成了第二個張作霖，在日本人的警告和鄭孝胥父子的“忠告”下，最終做出了一個自以為不失“體麵”的決定：暫任執政一年，屆期如不“重登大寶”，即行引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