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贊同地點頭插話道：“是這樣的。這也是適之先生竭力要把文學革命和社會革命分隔開來的緣由所在。適之先生一直認為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都是文人們的事，它們與廣大勞工群眾沒有一點關係，與社會沒有一點關係。豈不知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活動。如果沒有社會革命，那會有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的持久性嗎？”
陳獨秀說完，望著李大釗，示意李大釗繼續說下去。
李大釗接著說道：“所以，守常以為，為了要使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能持久下去，必須要把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同社會革命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必須要同我們奮力所尋求的救國救民之路結合在一起，要把廣大勞工群眾推到他們應有的位置上，讓他們發揮他們國家與社會真正主人的作用。為此，守常與仲甫先生商議定，在繼續推動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的同時，有必要結合蘇俄十月勞工革命勝利的實例，進一步廣泛地宣傳馬克思主義。我們打算在這次狠狠反擊小說《荊生》所颳起的逆風的基礎上，把下期也就是第六期《新青年》辦成馬克思主義的專號，不知在座的諸位，特別是魯迅先生和中季、曲庵二位先生有無異議？”
魯迅明確表態地說：“豫才完全贊同！”
錢玄同和劉半農也一起說：“我們也雙手贊同！”
話音剛落，在座的毛澤東、許德珩、趙瑞芝等所有的同學們，都熱烈地鼓起了掌。
三
北京《晨報》刊登出了李大釗的《新舊思想之激戰》，緊接著，《每周評論》又再次刊登了李大釗的這篇樹新反舊的力作，並同時附登了林紓的小說《荊生》的原文，相繼，《每周評論》還發表了陳獨秀點名批判《荊生》的文章《關於北京大學的謠言》和一位中學教師撰寫的一篇題為《評林畏廬最近所撰〈荊生〉短篇小說》，一時間，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批《荊生》之文，如風傾潮湧，聲強勢猛，批得林紓林大人如熱鍋上的螞蟻一樣，狼狽不堪。
人世間的事情總是這樣：人貴有自知之明，可缺乏自知之明者總是大有人在。就像那賭場上的賭徒一樣，已經輸得一敗塗地了，甚至連自己遮羞的衣褲都作為賭注輸給人家了，都被人家剝了個精光，但還不肯認輸，還妄圖要去再戰勝人家，真可謂愚蠢到家了。
林紓林老先生，正就是這種可悲的、愚蠢到家的、缺乏自知之明者。自己在賭盤上押上去了一篇《荊生》，結果輸了個一塌糊塗，赤條條地敗下陣來，但仍還不服氣，要“終之以拚我殘年，極力衛道，必使反舌無聲，囗犬不吠然後已”，寫了致北大校長蔡元培的公開信，以惡語攻擊北大“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積極開展新文化運動的辦學方針，還又在上海《新申報》上，發表了第二篇影射小說，題為《妖夢》，以更低劣下流的手法，創造了白話學堂校長元緒公、教務長田恆、副教務長秦二世，來影射蔡元培、陳獨秀、胡適，以醜化和漫罵來泄憤出氣。不料，《妖夢》的結局較之《荊生》更為悲慘。
老先生終於病倒了，住進了醫院。
俗話說：無巧不成書。誰也料想不到，就在林紓因心力交瘁而病倒住進醫院的第三天，北大國故學教授劉師培先生為給《國故月刊》尋求稿件來到上海，也患病住進了這所醫院，而且還和林紓老先生安排在了一個病室裏。
一對難兄難弟碰到了一塊兒，一起躺在陰冷潮濕的病室裏，同病相憐，百感交集，但又無言以對，不知是真的沒有什麽話可說，還是相互間不想說什麽。
這些日子裏，上海到處也都是在口誅筆伐《荊生》和《妖夢》兩篇小說，其聲勢之強猛，不亞於燕山京都。刊登了這兩篇小說的上海《新申報》報館門前，一連幾天，都聚集著數百名學生、教師、文化界人士和市民群眾，紛紛譴責《新申報》逆社會進步之潮流而助桀為虐。而劉師培為《國故月刊》尋求稿件，也到處是碰了一鼻子灰。在《新申報》報館門前，他還被一個北大的學生認出，險乎些被那些義憤的人們圍攻住。要不是他慌急中忙跳上了一輛洋車疾速離開，那以後所致狼狽之況，難以想像。他就是那天，一驚一嚇，一熱一冷，而患了傷風的，結果是，相連幾日，高燒不退，才住進了醫院。
兩人都沒有想到，人心所向，大勢所趨，竟如此之強，如此之猛，如此難以扭轉。
黃昏落日的餘輝已經隱去。暗淡稀疏的寒星，冰盤似的冷月，把它們清冷的微光，從空曠深邃的夜空中，無精打采地撒落下來，有氣無力地映照著幽暗陰冷的病室。
林紓和劉師培躺在病床上，默默地躺著，誰都不說一句話；在淒冷的沉寂中，兩人都無限惆悵而悲悽地凝望著窗外那遙遠的荒漠似的夜空，各自想著自己的事情，青臒臒的臉上浮現著一片森冷的死灰色。
電還沒有來。不用說，又是一個停電的日子。
一個穿著一身白的老巫婆似的護士，裹帶著一股疹人的冷氣，幽靈般地悄然飄進，點燃了半截殘留的蠟燭，一聲沒吭地又飄然而去。
燭苗跳動了幾下，開始把它那搖晃著的昏黑而混濁不清的光，映照在兩個悄無聲息、一動不動的殭屍似的人的臉上。
陳獨秀說完，望著李大釗，示意李大釗繼續說下去。
李大釗接著說道：“所以，守常以為，為了要使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能持久下去，必須要把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同社會革命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必須要同我們奮力所尋求的救國救民之路結合在一起，要把廣大勞工群眾推到他們應有的位置上，讓他們發揮他們國家與社會真正主人的作用。為此，守常與仲甫先生商議定，在繼續推動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的同時，有必要結合蘇俄十月勞工革命勝利的實例，進一步廣泛地宣傳馬克思主義。我們打算在這次狠狠反擊小說《荊生》所颳起的逆風的基礎上，把下期也就是第六期《新青年》辦成馬克思主義的專號，不知在座的諸位，特別是魯迅先生和中季、曲庵二位先生有無異議？”
魯迅明確表態地說：“豫才完全贊同！”
錢玄同和劉半農也一起說：“我們也雙手贊同！”
話音剛落，在座的毛澤東、許德珩、趙瑞芝等所有的同學們，都熱烈地鼓起了掌。
三
北京《晨報》刊登出了李大釗的《新舊思想之激戰》，緊接著，《每周評論》又再次刊登了李大釗的這篇樹新反舊的力作，並同時附登了林紓的小說《荊生》的原文，相繼，《每周評論》還發表了陳獨秀點名批判《荊生》的文章《關於北京大學的謠言》和一位中學教師撰寫的一篇題為《評林畏廬最近所撰〈荊生〉短篇小說》，一時間，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批《荊生》之文，如風傾潮湧，聲強勢猛，批得林紓林大人如熱鍋上的螞蟻一樣，狼狽不堪。
人世間的事情總是這樣：人貴有自知之明，可缺乏自知之明者總是大有人在。就像那賭場上的賭徒一樣，已經輸得一敗塗地了，甚至連自己遮羞的衣褲都作為賭注輸給人家了，都被人家剝了個精光，但還不肯認輸，還妄圖要去再戰勝人家，真可謂愚蠢到家了。
林紓林老先生，正就是這種可悲的、愚蠢到家的、缺乏自知之明者。自己在賭盤上押上去了一篇《荊生》，結果輸了個一塌糊塗，赤條條地敗下陣來，但仍還不服氣，要“終之以拚我殘年，極力衛道，必使反舌無聲，囗犬不吠然後已”，寫了致北大校長蔡元培的公開信，以惡語攻擊北大“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積極開展新文化運動的辦學方針，還又在上海《新申報》上，發表了第二篇影射小說，題為《妖夢》，以更低劣下流的手法，創造了白話學堂校長元緒公、教務長田恆、副教務長秦二世，來影射蔡元培、陳獨秀、胡適，以醜化和漫罵來泄憤出氣。不料，《妖夢》的結局較之《荊生》更為悲慘。
老先生終於病倒了，住進了醫院。
俗話說：無巧不成書。誰也料想不到，就在林紓因心力交瘁而病倒住進醫院的第三天，北大國故學教授劉師培先生為給《國故月刊》尋求稿件來到上海，也患病住進了這所醫院，而且還和林紓老先生安排在了一個病室裏。
一對難兄難弟碰到了一塊兒，一起躺在陰冷潮濕的病室裏，同病相憐，百感交集，但又無言以對，不知是真的沒有什麽話可說，還是相互間不想說什麽。
這些日子裏，上海到處也都是在口誅筆伐《荊生》和《妖夢》兩篇小說，其聲勢之強猛，不亞於燕山京都。刊登了這兩篇小說的上海《新申報》報館門前，一連幾天，都聚集著數百名學生、教師、文化界人士和市民群眾，紛紛譴責《新申報》逆社會進步之潮流而助桀為虐。而劉師培為《國故月刊》尋求稿件，也到處是碰了一鼻子灰。在《新申報》報館門前，他還被一個北大的學生認出，險乎些被那些義憤的人們圍攻住。要不是他慌急中忙跳上了一輛洋車疾速離開，那以後所致狼狽之況，難以想像。他就是那天，一驚一嚇，一熱一冷，而患了傷風的，結果是，相連幾日，高燒不退，才住進了醫院。
兩人都沒有想到，人心所向，大勢所趨，竟如此之強，如此之猛，如此難以扭轉。
黃昏落日的餘輝已經隱去。暗淡稀疏的寒星，冰盤似的冷月，把它們清冷的微光，從空曠深邃的夜空中，無精打采地撒落下來，有氣無力地映照著幽暗陰冷的病室。
林紓和劉師培躺在病床上，默默地躺著，誰都不說一句話；在淒冷的沉寂中，兩人都無限惆悵而悲悽地凝望著窗外那遙遠的荒漠似的夜空，各自想著自己的事情，青臒臒的臉上浮現著一片森冷的死灰色。
電還沒有來。不用說，又是一個停電的日子。
一個穿著一身白的老巫婆似的護士，裹帶著一股疹人的冷氣，幽靈般地悄然飄進，點燃了半截殘留的蠟燭，一聲沒吭地又飄然而去。
燭苗跳動了幾下，開始把它那搖晃著的昏黑而混濁不清的光，映照在兩個悄無聲息、一動不動的殭屍似的人的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