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瑞芝原來說好是和漆小玉一起去的，可是昨天晚上家裏有事把她叫回家去了，趙瑞芝就隻好一個人去。
寢室裏再也沒有其他的人了。林麗萍被家裏一封急電召回青島去，已經快一個月了，至今還未回來。陶美玲成了枝花，成了舞後，成了社交場上引人注目的紅人，到處去參加各種各樣的社交活動，去參加各種各樣的舞會，經常和她見不上麵。“辣妹子”宋一茗，過去倒是一直和趙瑞芝、漆小玉一起參加討論會，後來同幾十名留法勤工儉學的男女同學一起去巴黎了。那一次，宋維新被妹妹死纏活纏地差一點也一起去了巴黎，但猶豫了幾天後，終究還是決定暫時不去，按他宋維新自己說，是想在《思想者》的基礎上，也模仿羅丹雕塑出一套《地獄之門》群雕以後再說；還有，聽說國畫大師、上海國畫美術院院長劉季芳劉海粟先生，接受蔡元培校長的邀請，要來北大講學並舉行個人畫展，宋維新說他也想聽一聽劉海粟先生的講學和看看劉先生的畫展，這是他認真學習的好機會，他不想放過，所以，去巴黎勤工儉學的事情往後推一下再說。這些當然都是很重要的原因，但其中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其他好多人都不知道，但孔文才能猜測出來，其實也已經看得出來，宋維新之所以遲遲疑疑，最後還是決定不去法國，是因為他的心一直緊緊掛在趙瑞芝身上。這一點趙瑞芝自己知道不知道，說不上來。
趙瑞芝如願以償來到北大這曾是她心目中最嚮往的神聖的殿堂已經半年多了，在這半年多的時間裏，她跟她所崇敬的李大釗、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這些主任、學長、教授們在一起，親耳聆聽他們講話，接受他們在知識上和人生上的耐心指導，使她受益匪淺。她自己有些什麽疑難的問題，以至心裏有些什麽解不開的疙瘩，也大著膽子雲登門向他們求教。剛開始時，她多少還有點心慌膽怯，不敢去，有時候拉上“辣妹子”宋一茗一塊兒去，有時候拉上漆小玉一塊兒去，不過大多次都是拉上“辣妹子”去，讓“辣妹子”給她壯膽。後來，去了幾次，見這些滿肚子學問的大主任、大學長、大教授們沒一點架子，是那麽熱情溫和，那麽平易近人，那麽可親，那麽耐心，慢慢地也就不慌怯了，也敢自己去了。趙瑞芝明顯地感覺到，這短短的半年多時間，她趙瑞芝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她已完全不是湘水岸邊湘陽縣上的那尊孔崇儒的趙府裏成天與《烈女傳》、《女兒經》、《女四書》、《二十四孝圖》為伴、連笑都不敢開口，說話走路都不敢出聲的軟弱柔順的二小姐了。她一下覺得自己猛然又年長了許多，也成熟了許多。她從沉冷而愚昧變得熱情和聰慧了，她從無知而空虛變得好學和充實了。她從那些可敬的師長那裏知道並懂得了許多過去根本不可能知道也根本不可能懂得的事情和道理。
來北京之前，還是在湘陽縣和長沙時，是陳仲市陳獨秀先生和李守常李大釗先生的文章第一次打開了她的眼界。陳學長極力宣傳科學與民主，發起開展新文化運動。他的《敬告青年》一文，以六點希望，希望青年們以自己的青春和朝氣，奮起向封建專製、向陳腐和黑暗作堅決的鬥爭。李大釗主任的《青春》一文，更是以氣貫長虹的宏偉氣勢，號召青年們奮起反對專製腐朽的封建主義，以革命的精神，來“衝決歷史之侄桔，滌盪歷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後來，趙瑞芝又看到了陳學長的《文學革命論》和胡適先生的《文學改良芻議》，他們從文學這一角度，提出“八事”觀點、“三大主義”，揮起“文學革命”的戰旗，如利劍般刺向束縛人們心靈的封建專製文化的羈網。這些都使得她趙瑞芝情激心熱，感到振奮，也使她強烈地產生了想來北大上學、能親耳聽教於這幾位大學者門下的願望。閱之不如聽之，聽之不如效之。果為其然，在這半年多的時間裏，她覺得在她麵前，比過去更為廣闊地拓展開了一個又一個嶄新的天地，她也一次比一次更為強烈地感受到一種博大浩氣的吸引和一種春潮般的激盪。
在這裏，她進一步懂得了國家與民族，也更深層次地懂得了人與社會，懂得了個人的人生應該和社會、和國家與民族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懂得了人應該敢於追求，應該有信念。
人生。何為人生？
有人說：人生是一場戲，可能是悲劇，也可能是喜劇，每個人都在社會這個大舞台上賣力地扮演著各自的角色，極力投入地演著自己的戲，或者文唱著，或者武打著，或為紅臉，或為白臉，或為花頭，或為黑頭，喜怒哀樂，各表其情，善惡美醜，各具形態，都赤條條地出場來，又都赤條條地下場去，《紅樓夢》中破足道人唱的“荒塚一堆草沒了”是共同的最後歸處，毫無例外；
也有人說；人生是一場夢，如唐朝詩聖李白所說：“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就是說，人的一生就像做夢一樣，虛無縹緲。有的人善做好夢，而有的人常做惡夢。做好夢者，或高官厚祿，或榮華富貴，醒轉過來後，仍飄飄然陶醉於中，戀戀不捨，回味不盡；做惡夢者，或落入虎狼惡魔之口，或從高空懸崖上墜下，劫難重重，險象叢生，死裏逃生，醒轉過來後，仍怵怵然心驚肉跳，冷汗淋漓，默默祈禱懇請蒼天護佑；
寢室裏再也沒有其他的人了。林麗萍被家裏一封急電召回青島去，已經快一個月了，至今還未回來。陶美玲成了枝花，成了舞後，成了社交場上引人注目的紅人，到處去參加各種各樣的社交活動，去參加各種各樣的舞會，經常和她見不上麵。“辣妹子”宋一茗，過去倒是一直和趙瑞芝、漆小玉一起參加討論會，後來同幾十名留法勤工儉學的男女同學一起去巴黎了。那一次，宋維新被妹妹死纏活纏地差一點也一起去了巴黎，但猶豫了幾天後，終究還是決定暫時不去，按他宋維新自己說，是想在《思想者》的基礎上，也模仿羅丹雕塑出一套《地獄之門》群雕以後再說；還有，聽說國畫大師、上海國畫美術院院長劉季芳劉海粟先生，接受蔡元培校長的邀請，要來北大講學並舉行個人畫展，宋維新說他也想聽一聽劉海粟先生的講學和看看劉先生的畫展，這是他認真學習的好機會，他不想放過，所以，去巴黎勤工儉學的事情往後推一下再說。這些當然都是很重要的原因，但其中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其他好多人都不知道，但孔文才能猜測出來，其實也已經看得出來，宋維新之所以遲遲疑疑，最後還是決定不去法國，是因為他的心一直緊緊掛在趙瑞芝身上。這一點趙瑞芝自己知道不知道，說不上來。
趙瑞芝如願以償來到北大這曾是她心目中最嚮往的神聖的殿堂已經半年多了，在這半年多的時間裏，她跟她所崇敬的李大釗、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這些主任、學長、教授們在一起，親耳聆聽他們講話，接受他們在知識上和人生上的耐心指導，使她受益匪淺。她自己有些什麽疑難的問題，以至心裏有些什麽解不開的疙瘩，也大著膽子雲登門向他們求教。剛開始時，她多少還有點心慌膽怯，不敢去，有時候拉上“辣妹子”宋一茗一塊兒去，有時候拉上漆小玉一塊兒去，不過大多次都是拉上“辣妹子”去，讓“辣妹子”給她壯膽。後來，去了幾次，見這些滿肚子學問的大主任、大學長、大教授們沒一點架子，是那麽熱情溫和，那麽平易近人，那麽可親，那麽耐心，慢慢地也就不慌怯了，也敢自己去了。趙瑞芝明顯地感覺到，這短短的半年多時間，她趙瑞芝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她已完全不是湘水岸邊湘陽縣上的那尊孔崇儒的趙府裏成天與《烈女傳》、《女兒經》、《女四書》、《二十四孝圖》為伴、連笑都不敢開口，說話走路都不敢出聲的軟弱柔順的二小姐了。她一下覺得自己猛然又年長了許多，也成熟了許多。她從沉冷而愚昧變得熱情和聰慧了，她從無知而空虛變得好學和充實了。她從那些可敬的師長那裏知道並懂得了許多過去根本不可能知道也根本不可能懂得的事情和道理。
來北京之前，還是在湘陽縣和長沙時，是陳仲市陳獨秀先生和李守常李大釗先生的文章第一次打開了她的眼界。陳學長極力宣傳科學與民主，發起開展新文化運動。他的《敬告青年》一文，以六點希望，希望青年們以自己的青春和朝氣，奮起向封建專製、向陳腐和黑暗作堅決的鬥爭。李大釗主任的《青春》一文，更是以氣貫長虹的宏偉氣勢，號召青年們奮起反對專製腐朽的封建主義，以革命的精神，來“衝決歷史之侄桔，滌盪歷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後來，趙瑞芝又看到了陳學長的《文學革命論》和胡適先生的《文學改良芻議》，他們從文學這一角度，提出“八事”觀點、“三大主義”，揮起“文學革命”的戰旗，如利劍般刺向束縛人們心靈的封建專製文化的羈網。這些都使得她趙瑞芝情激心熱，感到振奮，也使她強烈地產生了想來北大上學、能親耳聽教於這幾位大學者門下的願望。閱之不如聽之，聽之不如效之。果為其然，在這半年多的時間裏，她覺得在她麵前，比過去更為廣闊地拓展開了一個又一個嶄新的天地，她也一次比一次更為強烈地感受到一種博大浩氣的吸引和一種春潮般的激盪。
在這裏，她進一步懂得了國家與民族，也更深層次地懂得了人與社會，懂得了個人的人生應該和社會、和國家與民族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懂得了人應該敢於追求，應該有信念。
人生。何為人生？
有人說：人生是一場戲，可能是悲劇，也可能是喜劇，每個人都在社會這個大舞台上賣力地扮演著各自的角色，極力投入地演著自己的戲，或者文唱著，或者武打著，或為紅臉，或為白臉，或為花頭，或為黑頭，喜怒哀樂，各表其情，善惡美醜，各具形態，都赤條條地出場來，又都赤條條地下場去，《紅樓夢》中破足道人唱的“荒塚一堆草沒了”是共同的最後歸處，毫無例外；
也有人說；人生是一場夢，如唐朝詩聖李白所說：“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就是說，人的一生就像做夢一樣，虛無縹緲。有的人善做好夢，而有的人常做惡夢。做好夢者，或高官厚祿，或榮華富貴，醒轉過來後，仍飄飄然陶醉於中，戀戀不捨，回味不盡；做惡夢者，或落入虎狼惡魔之口，或從高空懸崖上墜下，劫難重重，險象叢生，死裏逃生，醒轉過來後，仍怵怵然心驚肉跳，冷汗淋漓，默默祈禱懇請蒼天護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