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不乏有錢者，有財力製作各種高質量的服裝，但政府規定的服製使他們不能憑金錢穿著豪華的衣裝。
歷朝政府製定服飾法規，強製執行，各種人都不得違犯，特別是社會下層和賤民，監督比較嚴格。這種監督來自兩方麵。一是官方的，依法處理。不按規定穿衣，叫作『服色違製』，或叫『服色逾製』，政府有處理辦法。如元朝規定：『服色等第，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違者，職官解現任，期年後降一等敘，餘人決五十七下。違禁之物，付告捉人充賞。有司禁治不嚴，從監察禦史、廉訪司究治。』(《元史·輿服》)一般人要犯禁，得挨57板，服飾被沒收賞給告發人。朱元璋特別向民間發出告示，不得在服裝、首飾、器物、住宅方麵違製，舉例指出：『本用布絹而用綾錦紵絲紗羅』，嚴懲不貸（《大誥續編·居處僭分》）。政府獎勵告發者，因而產生另外一方麵的監督，即民眾之間，高服製等次的人不允許低等次的人穿著本等次的衣服，同等次的人也不願意看見本等次的人服飾變為高檔次。如清初葉夢珠在《閱世編》中所說，若平民出身的讀書人沒有取得功名，穿上秀才的服裝，士人必然『群起而嘩之』，指斥他到『無顏立於人世』的地步。在服色逾製中，商人違製，歷來是官員攻擊和糾正的目標，朱元璋指出的本用布絹而用綾錦的就是指商人。
歷朝統治者何以都要製定和執行服飾法規呢?杜佑等人的話給我們解了疑惑。杜佑在《通典》卷六十一《禮典·君臣服章製度》裏說：聖王製衣裳，作五色與章服的區別，目的是通過它把人區分為貴賤等第，並據此採取相應的治理原則與方法。在杜佑以前，西漢人王吉說：『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漢書·王吉傳》)杜佑以後，南宋人王在《燕翼詒謀錄》中寫宋太宗製定服飾製度，是『以別貴賤』。古人的認識是一致的，衣飾製度中尊貴者的質地好，有紋章，是為了表彰他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衣裝是為區別人們的社會身份和地位，把它作為人的貴賤身份的一種標誌。表彰尊貴者及區別貴賤還不是終極目標，它是以此令人思想統一，承認各自的身份地位，特別是老百姓要承認被人治理的下層的社會地位，這就是孔子所說的：『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禮記》)明人丘浚說人君治理天下，而使臣民聽我治理，與我合作，不在別的因素，就在『爵號之名，車服之器』（《大學衍義補》卷二）。君主以服飾製度作為治理人民的有效手段之一。服飾製度所反映的是等級製度，社會本來就存在各種身份地位的人，統治者用服飾製度把它固定化，法律化，維護等級製，實質上是維護上層等級，而使下層等級屈服。服飾製度是等級製度的產物，又是維護產生它的製度的上層建築。
《清明上河圖》中的勞動者在服製中，商人、工匠的規格低於百官、士人很容易理解，為何低於農民?而農民家中若有一個人經商，全家在服飾上要降低一等，這不明明白白地輕視商人嗎?商人有經濟條件穿好衣服，偏偏低於財力尚不如他的農民，不就清楚不過地表明政府有意地壓製他嗎?是的，歷代王朝都有重本抑末政策，重農業壓製工商業及其從業人員，不許商人穿高貴的華麗衣服，是表示他政治地位低，不買他經濟上的帳，相反還要通過政治上壓製他的經濟力量的發展，所以商人的服製，是重農抑商方針的體現，也是施行這個方針的一種手段。這一點，前人早就注意到了。《仁恕堂筆記》的作者黎士宏就朱元璋的服飾政策，說這是『陰寓重本抑末之意』（上海古今圖書局輯《古今筆記精華》卷四）。對此，統治者在製定政策時更是明確的。金章宗和參知政事張萬公都覺得風俗侈糜，要用分別貴賤的各種製度來製約，左丞守貞因而要求更定服飾之製，金章宗說如果那樣做的話，怕要失人心，守貞回答說『止是商賈有不悅者』(《金史·輿服誌》)，因此不用怕，於是定了新的服製。統治者不顧忌商人的反抗力量，而是考慮怎樣壓製它，賤商的服製就是這樣問世的。
商人有資財，自然要藉以改變自身卑下的政治地位，他們往往不怕服色逾製，要同貴人比高低。東漢仲長統說大商人『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後漢書·仲長統傳》)。商人沒有爵秩，甚至連嗇夫、伍長也不是，可是竟然穿著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圖案的貴人之服。東漢正式確立十二章服製度，天子衣服繪畫12種天象、動物、器物的圖像，三公諸侯是九種，九卿以下官員是7種，庶民沒有（《後漢書·誌·輿服》)，商人穿章服違製，所以仲長統說是怪現象。南朝劉宋中軍錄事參軍周朗說，當時『商販之室，飾等王侯，傭賣之身，製均後妃』（《宋書·周朗傳》)，可見商人及其家屬在服製和住宅方麵都不守定製，好為華麗之服和雕樑畫棟之宅。唐高宗給雍州長史李義玄下令，嚴厲管製服色與喪葬違製的人，因為『紫服赤衣，閭閻公然服用；兼商賈富人，厚葬越禮』（《舊唐書·高宗紀》)。在這裏商人是服色、喪葬逾製的主要成員。
明人呂坤說織金妝花衣裳本是王府仕宦人家的品服，但如今『商賈工農之家一概穿著』（《實政錄·禁約風俗》），商人又是主要的服色違製者。這類記載甚多，不必臚陳，反正是商人不安於本等服色，競著新麗之衣，政府禁止，隻有一時的效應，不久商人又逾製了，商人與政府在服製上不停地鬥爭。
歷朝政府製定服飾法規，強製執行，各種人都不得違犯，特別是社會下層和賤民，監督比較嚴格。這種監督來自兩方麵。一是官方的，依法處理。不按規定穿衣，叫作『服色違製』，或叫『服色逾製』，政府有處理辦法。如元朝規定：『服色等第，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違者，職官解現任，期年後降一等敘，餘人決五十七下。違禁之物，付告捉人充賞。有司禁治不嚴，從監察禦史、廉訪司究治。』(《元史·輿服》)一般人要犯禁，得挨57板，服飾被沒收賞給告發人。朱元璋特別向民間發出告示，不得在服裝、首飾、器物、住宅方麵違製，舉例指出：『本用布絹而用綾錦紵絲紗羅』，嚴懲不貸（《大誥續編·居處僭分》）。政府獎勵告發者，因而產生另外一方麵的監督，即民眾之間，高服製等次的人不允許低等次的人穿著本等次的衣服，同等次的人也不願意看見本等次的人服飾變為高檔次。如清初葉夢珠在《閱世編》中所說，若平民出身的讀書人沒有取得功名，穿上秀才的服裝，士人必然『群起而嘩之』，指斥他到『無顏立於人世』的地步。在服色逾製中，商人違製，歷來是官員攻擊和糾正的目標，朱元璋指出的本用布絹而用綾錦的就是指商人。
歷朝統治者何以都要製定和執行服飾法規呢?杜佑等人的話給我們解了疑惑。杜佑在《通典》卷六十一《禮典·君臣服章製度》裏說：聖王製衣裳，作五色與章服的區別，目的是通過它把人區分為貴賤等第，並據此採取相應的治理原則與方法。在杜佑以前，西漢人王吉說：『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漢書·王吉傳》)杜佑以後，南宋人王在《燕翼詒謀錄》中寫宋太宗製定服飾製度，是『以別貴賤』。古人的認識是一致的，衣飾製度中尊貴者的質地好，有紋章，是為了表彰他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衣裝是為區別人們的社會身份和地位，把它作為人的貴賤身份的一種標誌。表彰尊貴者及區別貴賤還不是終極目標，它是以此令人思想統一，承認各自的身份地位，特別是老百姓要承認被人治理的下層的社會地位，這就是孔子所說的：『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禮記》)明人丘浚說人君治理天下，而使臣民聽我治理，與我合作，不在別的因素，就在『爵號之名，車服之器』（《大學衍義補》卷二）。君主以服飾製度作為治理人民的有效手段之一。服飾製度所反映的是等級製度，社會本來就存在各種身份地位的人，統治者用服飾製度把它固定化，法律化，維護等級製，實質上是維護上層等級，而使下層等級屈服。服飾製度是等級製度的產物，又是維護產生它的製度的上層建築。
《清明上河圖》中的勞動者在服製中，商人、工匠的規格低於百官、士人很容易理解，為何低於農民?而農民家中若有一個人經商，全家在服飾上要降低一等，這不明明白白地輕視商人嗎?商人有經濟條件穿好衣服，偏偏低於財力尚不如他的農民，不就清楚不過地表明政府有意地壓製他嗎?是的，歷代王朝都有重本抑末政策，重農業壓製工商業及其從業人員，不許商人穿高貴的華麗衣服，是表示他政治地位低，不買他經濟上的帳，相反還要通過政治上壓製他的經濟力量的發展，所以商人的服製，是重農抑商方針的體現，也是施行這個方針的一種手段。這一點，前人早就注意到了。《仁恕堂筆記》的作者黎士宏就朱元璋的服飾政策，說這是『陰寓重本抑末之意』（上海古今圖書局輯《古今筆記精華》卷四）。對此，統治者在製定政策時更是明確的。金章宗和參知政事張萬公都覺得風俗侈糜，要用分別貴賤的各種製度來製約，左丞守貞因而要求更定服飾之製，金章宗說如果那樣做的話，怕要失人心，守貞回答說『止是商賈有不悅者』(《金史·輿服誌》)，因此不用怕，於是定了新的服製。統治者不顧忌商人的反抗力量，而是考慮怎樣壓製它，賤商的服製就是這樣問世的。
商人有資財，自然要藉以改變自身卑下的政治地位，他們往往不怕服色逾製，要同貴人比高低。東漢仲長統說大商人『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後漢書·仲長統傳》)。商人沒有爵秩，甚至連嗇夫、伍長也不是，可是竟然穿著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圖案的貴人之服。東漢正式確立十二章服製度，天子衣服繪畫12種天象、動物、器物的圖像，三公諸侯是九種，九卿以下官員是7種，庶民沒有（《後漢書·誌·輿服》)，商人穿章服違製，所以仲長統說是怪現象。南朝劉宋中軍錄事參軍周朗說，當時『商販之室，飾等王侯，傭賣之身，製均後妃』（《宋書·周朗傳》)，可見商人及其家屬在服製和住宅方麵都不守定製，好為華麗之服和雕樑畫棟之宅。唐高宗給雍州長史李義玄下令，嚴厲管製服色與喪葬違製的人，因為『紫服赤衣，閭閻公然服用；兼商賈富人，厚葬越禮』（《舊唐書·高宗紀》)。在這裏商人是服色、喪葬逾製的主要成員。
明人呂坤說織金妝花衣裳本是王府仕宦人家的品服，但如今『商賈工農之家一概穿著』（《實政錄·禁約風俗》），商人又是主要的服色違製者。這類記載甚多，不必臚陳，反正是商人不安於本等服色，競著新麗之衣，政府禁止，隻有一時的效應，不久商人又逾製了，商人與政府在服製上不停地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