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俗的真情戀，受到一點同情、理解或尊重淪落女子被認為是隻認錢不認人，不講感情的人，並因此受到鄙視。其實她們中許多人像前述徐月英一樣，厭惡那種人不人、鬼不鬼的處境，渴望有正常的家庭生活，盼望從良嫁人，哪怕是去做妾。但是這也僅是她們的追求，難於實現。有的人有了意中人，為覓求合法的結合，不惜殉情而死。河中府娼崔徽，與從興元節度使署來的幕客裴敬中相愛。裴離開後，崔極度懷念他，托人給他帶去自己的畫像，並傳話說，若裴見不到畫中人，那就是她為情郎而死了。後來真的思念成疾，得了精神分裂症而死亡。
還有一位太原妓戀慕歐陽詹，歐陽離開太原時約定回來迎娶她，於是她日日夜夜盼著情人的到來，想出了病，又把髮髻剪下連同情詩一併寄給他，但是過了約定日期歐陽還是沒有到，她絕望地寫下了遺恨詩而死。詩曰：『自從別後滅榮光，半是思郎半恨郎。卻識舊來雲髻樣，為奴開取縷金箱。』恨愛交織，最終仍為愛而死。歐陽聞訊之後，傷心成病而離開人世。『不是情人不淚流』，他顯然不是負心郎，是客觀的因素，造成這對情人的悲劇。『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是人們的美好願望，而這對於淪落女子卻難實現。
男子也有為淪落女子癡情亡故的。唐朝左庶子薛宜僚愛戀樂籍段東美，奉派出使新羅時，思念段氏不已，終因病重辭世。待到靈柩運返青州，段氏趕到驛館，痛哭身亡。薛與段、太原妓與歐陽詹之類的愛情悲劇，被古人當作逸聞趣事記載下來。對於士人的死世人多以為是怪誕不值，而對煙花女子則認為是殉情，很難得，故給予同情。
古人的同情，也表現在小說戲曲中對負心郎的譴責。
唐人小說《霍小玉傳》，寫公子李益的忘情負義，拋棄名妓小玉而同盧氏結縭，迫使小玉臥病，痛斥其非而死。後人以此衍化出明人的平話《杜十娘怒沈百寶箱》和湯顯祖的傳奇《紫簫記》、《紫釵記》。這種文藝作品表達的對淪落女子的同情，與文獻對薛濤等真實人物記錄中所流露的感情相一致，表明古代確實有人多少能理解淪落女子的愛情。
『才』在人們心中的實際展示：愛才與重才輕德著名淪落女子的有才，不必贅述了。古人之所以讚賞她們，在很大程度上是欣賞她們的才華，尤其是文采，因而原諒她們的卑賤身世和下賤生活。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傳》裏寫了薛濤的才智之後說：『殊不意裙裾之下，出此異物，豈得以非其人而棄其學哉?』人們說不以人而廢言，他這是不以學而廢人。持這類觀點的人不少，前麵提到過的樓藜然，說薛濤『不幸流入樂籍，不獲以名節顯，(猶幸)以才自拔，儼然與卓文君、巴寡婦鼎峙於蜀都也，烏得以妓少之哉?』據說，清代文壇怪傑、杭州人袁枚有『蘇小鄉親』閑章，竟然與妓女認同鄉，從而招致他人的譏笑。他卻說，幾百年後人還知道蘇小小，不會曉得吾輩，為什麽嫌丟人呢?也就是說著名淪落女子能以才彥而留名。因才留名是好事，哪裏是恥辱!才華——盛名——留芳，『才』是先決條件。對人的評價，中國的傳統觀念和評論標準，雖說是德才兼顧，但在官方，主要以德行衡人，所謂崇人倫優於重事功，實際是重德輕才。對於女子的三從四德要求，盡管有婦功的內容，然而基本上是德的條件。可是在對著名淪落女子的評價中，有些人與官方準則相反，輕忽倫理，注重才學。
官方的哲學與人們的實際觀念常常脫節，對著名淪落女子的品評差異，正好說明這一點。
高貴與卑賤的政治情操對比：抒發政治情懷，鞭撻無恥男性肯定著名淪落女子的人常常對國家、民族前途具有高度的責任感，並從這個角度比較達官貴人與淪落女子對重大政治事件的不同態度，以抒發他們嚮往清明政治的理想，展現他們愛憎分明的愛國精神。
淪落女子對自身的不幸往往發出無可奈何的哀怨，薛濤更為自己被發配鬆州流露不快，她在《罰赴邊有懷上韋令公》二首中寫道：『聞道邊城苦，而今到始知。羞將門下曲，唱與隴頭兒。』『黠虜猶違命，烽煙直北愁。卻教嚴譴妾，不敢向鬆州。』使用對比的方法表現自己的不滿。唐朝受吐蕃侵擾，不能保護百姓，卻把賤妓罰到邊疆勞軍，這算什麽道理!楊慎在《升庵詩話》中就此稱道她的詩『有諷喻而不露，得詩人之妙，使李白見之，亦當叩首，元、白流紛紛停筆，不亦宜乎?』把李、元、白非要比下去，並非公允之見。但這番評論既同情薛濤的不幸遭遇，又對唐代中期腐敗政治表示含蓄的譴責。
對比法被人們更明顯、廣泛地運用於明清之際的人事上。吳偉業《圓圓曲》、丁傳靖《淪桑艷》，不是為陳圓圓而作，書寫『衝冠一怒為紅顏』，是斥責吳三桂假復明之名而降清。雖然吳偉業本人不足道，但是此曲本意是明確的。王書奴以高風亮節評價董小宛、柳如是等人，是把做不到的士大夫比下去。陳寅恪欣賞桂劇《桃花扇》有感，賦詩雲：『殉國堅貞出酒家，玉顏同盡更堪嗟。可憐蜀世佳公子，不及辛夷況李花。』褒獎李香君的堅貞，譴責參加清朝科舉的侯方域之流。他在失明臏足的晚年寫《柳如是別傳》，發『奇女』之『幽光』，是為『痛哭古人，留贈來者』，寓意深矣!這種政治態度的對比，就作者來講，有兩種情況：一是一般性地發點感慨，古人多如此；另一是懷有高度的懮國懮民意識，藉助著名淪落女子的政治氣節，抒發自身的感情，鞭撻無恥政客和欺世盜名的文人。因此這種評論是針對不同類型的男女兩性人物，是表彰性與抨擊性同時並存，不單是為淪落女子而發。
還有一位太原妓戀慕歐陽詹，歐陽離開太原時約定回來迎娶她，於是她日日夜夜盼著情人的到來，想出了病，又把髮髻剪下連同情詩一併寄給他，但是過了約定日期歐陽還是沒有到，她絕望地寫下了遺恨詩而死。詩曰：『自從別後滅榮光，半是思郎半恨郎。卻識舊來雲髻樣，為奴開取縷金箱。』恨愛交織，最終仍為愛而死。歐陽聞訊之後，傷心成病而離開人世。『不是情人不淚流』，他顯然不是負心郎，是客觀的因素，造成這對情人的悲劇。『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是人們的美好願望，而這對於淪落女子卻難實現。
男子也有為淪落女子癡情亡故的。唐朝左庶子薛宜僚愛戀樂籍段東美，奉派出使新羅時，思念段氏不已，終因病重辭世。待到靈柩運返青州，段氏趕到驛館，痛哭身亡。薛與段、太原妓與歐陽詹之類的愛情悲劇，被古人當作逸聞趣事記載下來。對於士人的死世人多以為是怪誕不值，而對煙花女子則認為是殉情，很難得，故給予同情。
古人的同情，也表現在小說戲曲中對負心郎的譴責。
唐人小說《霍小玉傳》，寫公子李益的忘情負義，拋棄名妓小玉而同盧氏結縭，迫使小玉臥病，痛斥其非而死。後人以此衍化出明人的平話《杜十娘怒沈百寶箱》和湯顯祖的傳奇《紫簫記》、《紫釵記》。這種文藝作品表達的對淪落女子的同情，與文獻對薛濤等真實人物記錄中所流露的感情相一致，表明古代確實有人多少能理解淪落女子的愛情。
『才』在人們心中的實際展示：愛才與重才輕德著名淪落女子的有才，不必贅述了。古人之所以讚賞她們，在很大程度上是欣賞她們的才華，尤其是文采，因而原諒她們的卑賤身世和下賤生活。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傳》裏寫了薛濤的才智之後說：『殊不意裙裾之下，出此異物，豈得以非其人而棄其學哉?』人們說不以人而廢言，他這是不以學而廢人。持這類觀點的人不少，前麵提到過的樓藜然，說薛濤『不幸流入樂籍，不獲以名節顯，(猶幸)以才自拔，儼然與卓文君、巴寡婦鼎峙於蜀都也，烏得以妓少之哉?』據說，清代文壇怪傑、杭州人袁枚有『蘇小鄉親』閑章，竟然與妓女認同鄉，從而招致他人的譏笑。他卻說，幾百年後人還知道蘇小小，不會曉得吾輩，為什麽嫌丟人呢?也就是說著名淪落女子能以才彥而留名。因才留名是好事，哪裏是恥辱!才華——盛名——留芳，『才』是先決條件。對人的評價，中國的傳統觀念和評論標準，雖說是德才兼顧，但在官方，主要以德行衡人，所謂崇人倫優於重事功，實際是重德輕才。對於女子的三從四德要求，盡管有婦功的內容，然而基本上是德的條件。可是在對著名淪落女子的評價中，有些人與官方準則相反，輕忽倫理，注重才學。
官方的哲學與人們的實際觀念常常脫節，對著名淪落女子的品評差異，正好說明這一點。
高貴與卑賤的政治情操對比：抒發政治情懷，鞭撻無恥男性肯定著名淪落女子的人常常對國家、民族前途具有高度的責任感，並從這個角度比較達官貴人與淪落女子對重大政治事件的不同態度，以抒發他們嚮往清明政治的理想，展現他們愛憎分明的愛國精神。
淪落女子對自身的不幸往往發出無可奈何的哀怨，薛濤更為自己被發配鬆州流露不快，她在《罰赴邊有懷上韋令公》二首中寫道：『聞道邊城苦，而今到始知。羞將門下曲，唱與隴頭兒。』『黠虜猶違命，烽煙直北愁。卻教嚴譴妾，不敢向鬆州。』使用對比的方法表現自己的不滿。唐朝受吐蕃侵擾，不能保護百姓，卻把賤妓罰到邊疆勞軍，這算什麽道理!楊慎在《升庵詩話》中就此稱道她的詩『有諷喻而不露，得詩人之妙，使李白見之，亦當叩首，元、白流紛紛停筆，不亦宜乎?』把李、元、白非要比下去，並非公允之見。但這番評論既同情薛濤的不幸遭遇，又對唐代中期腐敗政治表示含蓄的譴責。
對比法被人們更明顯、廣泛地運用於明清之際的人事上。吳偉業《圓圓曲》、丁傳靖《淪桑艷》，不是為陳圓圓而作，書寫『衝冠一怒為紅顏』，是斥責吳三桂假復明之名而降清。雖然吳偉業本人不足道，但是此曲本意是明確的。王書奴以高風亮節評價董小宛、柳如是等人，是把做不到的士大夫比下去。陳寅恪欣賞桂劇《桃花扇》有感，賦詩雲：『殉國堅貞出酒家，玉顏同盡更堪嗟。可憐蜀世佳公子，不及辛夷況李花。』褒獎李香君的堅貞，譴責參加清朝科舉的侯方域之流。他在失明臏足的晚年寫《柳如是別傳》，發『奇女』之『幽光』，是為『痛哭古人，留贈來者』，寓意深矣!這種政治態度的對比，就作者來講，有兩種情況：一是一般性地發點感慨，古人多如此；另一是懷有高度的懮國懮民意識，藉助著名淪落女子的政治氣節，抒發自身的感情，鞭撻無恥政客和欺世盜名的文人。因此這種評論是針對不同類型的男女兩性人物，是表彰性與抨擊性同時並存，不單是為淪落女子而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