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樓藜然在《靈峰草堂本洪度集序》裏，認為薛濤的留名後世，是歷史上有些鬚眉男子所無法比擬；又以為，若薛濤生在『震旦維新，女校林立』的時代，『教習員中必當高置一席』對待她。康正果在《風騷與絕情》一書中對古人讚揚淪落女子的立足點和某些論點頗不以為然，提出著眼於維護女性尊嚴的觀察角度，認為『妓怨詩的中心願望：嚮往一種與男人建立倫理關係的生活』，並從魚玄機的《遊崇真觀南樓睹新及第題名處》七律，看到女詩人提出了過去從來沒有提出的懷才不遇的新問題。
1988年喬以鋼在《中國女性的文學世界》一書中指出唐代女冠、樂妓生活方式上有開放型特點，從而放任不羈地表現愛情心理成為其詩歌創作的一個重要內容。
名妓受褒獎的原因為失三從泣淚頻，此身何用處人倫。
雖然日逐笙歌樂，長羨荊釵與布裙。（《全唐詩》卷八○二）清吳友如繪《古今百美圖·徐月英》唐代江淮間娼妓徐月英的沈痛《敘懷》，正如康正果所說，表達出她們要求的是正當的、也是正常的兩性生活和家庭關係。由此可見，在研究淪落女子歷史時，需要摒棄男性中心觀念，隻用女子主體論也不理想，而要考察兩性關係和使用性別理念。綜觀古往今來人們對著名淪落女子褒獎的原因，筆者以為可以歸納為下述幾點：
適應上層男性社會生活需要，被捧成名角與上層男性交往的淪落女子，知名度歷久不衰的，自然有其自身的條件，同時也是受知於男性，是被男子捧出來的。在古代，對於傷風敗俗的女子，詛咒猶恐玷汙了嘴，怎麽會彰揚呢?原來在『男女授受不親』的社會規範環境下，男性為尋求異性刺激和抒發抑鬱感情，為研討詩文，為顯示雅士風度，為出風頭和提高名聲，需要名妓配合，著名淪落女子就是這些因素的綜合產物。唐代科舉製度正式確立，進士中式時，大會曲江池，招引官妓，縱情調笑。更有甚者，平時帶著妓女，駕著小牛車，前往名園曲沼遊玩，脫去帽子，又把衣服脫掉，用草遮蓋，並且狂呼大叫，不拘禮節，也不管旁觀的人怎麽看，還將這種情形叫作『顛飲』。著名淪落女子往往聰慧過人，談吐風雅詼諧，深諳音律，擅長詩賦，是文士雅集的理想座客和監令，有她們出場，男士們興致就上來了。據《唐語林》記載，一次西蜀官員聚會，薛濤在座，行酒令，要求語帶禽魚鳥獸內容，一位刺史說『有虞陶唐』，其實『有虞氏』非魚，說錯了，大家忍住沒笑出來；輪到薛濤，她說『佐時阿衡』，眾人說她話裏沒有魚鳥，應當罰酒，她卻笑著辯解：『衡』字裏有小魚子，刺史大人的『有虞陶唐』才沒有一點魚呢!說得眾人大笑起來，那位刺史也才恍然大悟。薛濤機智風趣的應付，令滿座生輝，妙趣橫生，士大夫當然要徵召她們遊宴了。
士人雅聚，往往要吟詩作賦，工詞賦的淪落女子，可以參與討論，並可即席演唱，主人自然高興與她們唱和。
文士特別愛讀她們的詩詞，因為她們寫的情詩，比較能反映心聲。如同喬以鋼所說，不像良家婦女那樣受禮教觀念的約束，男士當然愛看，而讚賞她們有才。所以元稹《寄贈薛濤》說：『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個個公侯欲夢刀。』薛濤寫了那麽多的贈答詩，原因就在這裏。在『伴君如伴虎』的年代，官員地位不穩定，妓女年老色衰就更悲慘，兩者之間有著命運無常的共同點。是以被貶江州的白居易，見到『老大嫁作商人婦』的長安妓，同病相憐，寫出『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有名詩句。
在『內諱不踰閑』的古代，良家女子的筆墨不宜傳諸社會，避免人家把她們的詩詞與僧道、娼妓的放在一起，而淪落女子的文字不存在這個問題，士人盡可評說。良賤女子作詩的不同社會處境，令男士較欣賞淪落女子的作品。不僅如此，士人還需要妓女傳播他們的詩詞，以提高和保持知名度。淪落女子歌唱詞曲，為其作者揚名，白居易就是受益者。白離開杭州任所幾年，猶贈詩雲：『故妓數人憑問訊，新詩兩首倩流傳。』把他的新作請舊識的妓女去歌唱傳播。因為他的歌普及民間，許多淪落女子知道他，以至他在漢南，主人請客，他一露麵，諸妓就知道是《秦中吟》、《長恨歌》的作者到了。
妓女，尤其是官妓，要想出頭，必須自身素質好，並得到士人的賞識。但士人能抬舉她們，也能貶抑她們。據說以寫俠士詩著名的唐人崔涯，每將詩題於娼肆，不脛而走。他的毀譽，能令這個娼館或者車馬絡繹不絕，或者門可羅雀。他寫詩嘲笑李端端，李懮心如焚，請他可憐，另寫一首好的，他應允了，於是豪富爭到李家去。南曲妓顏令賓能作詩詞，見到舉人就盡禮侍奉，並乞求他們寫詩歌，結果裝滿了箱子；病重時，宴請士人，請求他們為她寫輓詞，他們照辦了。顏死後，人們按那些詞給她唱輓歌，聲調悲愴，以後長安人送葬也唱這種輓歌，顏令賓因此而有詩遺留下來，並被收在《全唐詩》裏。由這兩個事例可知，淪落女子出名與否，在名士的掌握之中。因此，不論她們的本意如何，總要竭力逢迎名士。
要言之，士人的社會生活需要捧出名妓，雙方相得益彰。但是前者站在主動地位，而後者則處於被動和屈辱境地。
1988年喬以鋼在《中國女性的文學世界》一書中指出唐代女冠、樂妓生活方式上有開放型特點，從而放任不羈地表現愛情心理成為其詩歌創作的一個重要內容。
名妓受褒獎的原因為失三從泣淚頻，此身何用處人倫。
雖然日逐笙歌樂，長羨荊釵與布裙。（《全唐詩》卷八○二）清吳友如繪《古今百美圖·徐月英》唐代江淮間娼妓徐月英的沈痛《敘懷》，正如康正果所說，表達出她們要求的是正當的、也是正常的兩性生活和家庭關係。由此可見，在研究淪落女子歷史時，需要摒棄男性中心觀念，隻用女子主體論也不理想，而要考察兩性關係和使用性別理念。綜觀古往今來人們對著名淪落女子褒獎的原因，筆者以為可以歸納為下述幾點：
適應上層男性社會生活需要，被捧成名角與上層男性交往的淪落女子，知名度歷久不衰的，自然有其自身的條件，同時也是受知於男性，是被男子捧出來的。在古代，對於傷風敗俗的女子，詛咒猶恐玷汙了嘴，怎麽會彰揚呢?原來在『男女授受不親』的社會規範環境下，男性為尋求異性刺激和抒發抑鬱感情，為研討詩文，為顯示雅士風度，為出風頭和提高名聲，需要名妓配合，著名淪落女子就是這些因素的綜合產物。唐代科舉製度正式確立，進士中式時，大會曲江池，招引官妓，縱情調笑。更有甚者，平時帶著妓女，駕著小牛車，前往名園曲沼遊玩，脫去帽子，又把衣服脫掉，用草遮蓋，並且狂呼大叫，不拘禮節，也不管旁觀的人怎麽看，還將這種情形叫作『顛飲』。著名淪落女子往往聰慧過人，談吐風雅詼諧，深諳音律，擅長詩賦，是文士雅集的理想座客和監令，有她們出場，男士們興致就上來了。據《唐語林》記載，一次西蜀官員聚會，薛濤在座，行酒令，要求語帶禽魚鳥獸內容，一位刺史說『有虞陶唐』，其實『有虞氏』非魚，說錯了，大家忍住沒笑出來；輪到薛濤，她說『佐時阿衡』，眾人說她話裏沒有魚鳥，應當罰酒，她卻笑著辯解：『衡』字裏有小魚子，刺史大人的『有虞陶唐』才沒有一點魚呢!說得眾人大笑起來，那位刺史也才恍然大悟。薛濤機智風趣的應付，令滿座生輝，妙趣橫生，士大夫當然要徵召她們遊宴了。
士人雅聚，往往要吟詩作賦，工詞賦的淪落女子，可以參與討論，並可即席演唱，主人自然高興與她們唱和。
文士特別愛讀她們的詩詞，因為她們寫的情詩，比較能反映心聲。如同喬以鋼所說，不像良家婦女那樣受禮教觀念的約束，男士當然愛看，而讚賞她們有才。所以元稹《寄贈薛濤》說：『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個個公侯欲夢刀。』薛濤寫了那麽多的贈答詩，原因就在這裏。在『伴君如伴虎』的年代，官員地位不穩定，妓女年老色衰就更悲慘，兩者之間有著命運無常的共同點。是以被貶江州的白居易，見到『老大嫁作商人婦』的長安妓，同病相憐，寫出『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有名詩句。
在『內諱不踰閑』的古代，良家女子的筆墨不宜傳諸社會，避免人家把她們的詩詞與僧道、娼妓的放在一起，而淪落女子的文字不存在這個問題，士人盡可評說。良賤女子作詩的不同社會處境，令男士較欣賞淪落女子的作品。不僅如此，士人還需要妓女傳播他們的詩詞，以提高和保持知名度。淪落女子歌唱詞曲，為其作者揚名，白居易就是受益者。白離開杭州任所幾年，猶贈詩雲：『故妓數人憑問訊，新詩兩首倩流傳。』把他的新作請舊識的妓女去歌唱傳播。因為他的歌普及民間，許多淪落女子知道他，以至他在漢南，主人請客，他一露麵，諸妓就知道是《秦中吟》、《長恨歌》的作者到了。
妓女，尤其是官妓，要想出頭，必須自身素質好，並得到士人的賞識。但士人能抬舉她們，也能貶抑她們。據說以寫俠士詩著名的唐人崔涯，每將詩題於娼肆，不脛而走。他的毀譽，能令這個娼館或者車馬絡繹不絕，或者門可羅雀。他寫詩嘲笑李端端，李懮心如焚，請他可憐，另寫一首好的，他應允了，於是豪富爭到李家去。南曲妓顏令賓能作詩詞，見到舉人就盡禮侍奉，並乞求他們寫詩歌，結果裝滿了箱子；病重時，宴請士人，請求他們為她寫輓詞，他們照辦了。顏死後，人們按那些詞給她唱輓歌，聲調悲愴，以後長安人送葬也唱這種輓歌，顏令賓因此而有詩遺留下來，並被收在《全唐詩》裏。由這兩個事例可知，淪落女子出名與否，在名士的掌握之中。因此，不論她們的本意如何，總要竭力逢迎名士。
要言之，士人的社會生活需要捧出名妓，雙方相得益彰。但是前者站在主動地位，而後者則處於被動和屈辱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