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命嶽母親，家務之外，給人家做針線活，每日不停，夜間做到雞叫，才休息一會，這樣一天可以掙十幾文錢。明季晉江大約400文可換一兩銀子，她一天針線活下來能得三分銀子手工錢，可以買將近兩升米。全家10口人，每天早、午兩餐各用米兩升五合，晚飯需米一升五合，全天要吃六升半米，家中缺糧時，一天隻能吃五六升米。為照顧老人，王命嶽母親淘米下鍋時，從定量中抓出一把米，存起來，間或給公公另做，讓他吃飽，而她本人就經常半飢半飽，麵容憔悴。靠她的縫紉工錢，王家就是這樣的生活也不能維持。
王命嶽在19歲中秀才後的第二年開始謀生，這一年有個朋友請他伴讀，隻供給一頓午餐，早晚還得在家裏吃。21歲時，這位友人請他輔導孩子讀書，辦法是書由朋友自教，王命嶽隻是給那個學童看文章，自身還可以另外找事幹。開始朋友講的報酬是：每月三鬥米，三錢銀子蔬菜錢。工錢微少，王命嶽核算一下認為合得來：東家留客相陪及知友請吃，以及參加學友社吃飯，大約一個月要去10天，自家開夥為20天；每日吃米七合五勺，20天用米一鬥五升，尚可餘米一鬥五升；三錢銀子合錢120文，每日用柴錢一文，三天用菜錢一文，20天用去27文，能剩93文，可買米一鬥五升。這樣自身吃食之外，有餘米三鬥，可供全家五六天吃食，有這點進項總比沒有強，於是就應允下來。但是還沒有去做事，那位朋友就變卦，表示願意供給他夥食，而不再給錢米。命嶽覺得這個辦法自己是吃飽了，卻沒有剩餘的銀米養家，於是同朋友磋商，按當初議的條件辦，但朋友堅持後一主意，不容商量，命嶽為餬口，也隻得照人家說的行事了。
王命嶽不甘心輔導學童一職，在教書、自學之外，日夜給人家抄寫，一天可以得七八分銀子錢，和母親的女紅錢合在一起，家中勉強度日。
王命嶽在東家用膳，吃的不會壞，想到老人吃不飽的情景心裏就難受。有朋友同情他家窮，給他送好吃的，或者送好飯，他就藉故將送飯人支開，把肉和飯送回家裏給老人吃，要支開送飯的人，是怕人家知道了笑話他。有時和東家一塊吃，飯菜好，他沒法省下來往家裏送，想到祖父、父母吃的糠秕之食，就難於下咽，索性裝病，連飯也不吃了。
所以他在東家盡管飯食好，但心情不舒暢。
王命嶽在貧困的煎熬下，仍盡可能地學習，在教書、抄寫的同時，提高自身文化水平，一旦有機會參加科舉，就有可能成功。他於23歲上死了父親，守喪不能參加考試，27歲成為廩生，次年母親故世，接著祖父亡故，如此兩次服喪，又不能進考場，喪服完畢，31歲就中了舉人。家裏奇窮，又連遭大故，王命嶽若沒有堅強的毅力，根本不可能堅持學習。貧寒人家的子弟，要改變家庭和自身的麵貌，往往能夠立誌，肯於吃大苦耐大勞，有不少人獲得成功，相比之下，富貴之家常常出浪蕩子弟，敗家毀身。可見對清貧寒素者不可輕視，不可侮辱。一個社會能允許這些人奮鬥，就有它好的因素，就值得肯定，可惜古代允許人們為改變自身地位而奮鬥的社會條件太少了。
王家10口人，能有收入的是王命嶽母子，命嶽在其開始養家時祖父年已70，顯然這位老人不能從事什麽勞動了，而命嶽母子的精力還不能全部投入創收勞動中——一個管家務，一個兼顧學習，這樣的家庭，真是生之者寡，食之者眾，又怎麽能不窮困呢?今天看來，他們的饑寒交迫生活令人同情，但不能節製人口生育，那麽多的人不能創造生業，誰又能養活他們呢?這倒是在社會製度問題之外，人們應當總結的人類自身再生產的規律問題。明末時期的王家，一點點收入全用於購買糧食，王命嶽母子勤勞的目的似乎就在於把全家人的肚子填飽，此外別無他求，也不可能有其他的需求。什麽穿暖衣裳，什麽文化娛樂，什麽人際禮尚往來的交往，一概不能奢想。人隻為取得一點糧食而活著，與動物覓食雖然有本質的區別，但又太相似了。人若貧窮到那個份上，生活就太沒有意思了。人不能像動物隻要填飽肚皮。人要過人的生活，看來首先得搞好生產，用物質產品豐富生活，進而謀求精神生活的充實、高尚。
王命嶽的經歷，使我們知道一些讀書人的生活很悲慘。試想，王命嶽中秀才是有功名的人，屬於社會上為數不多的知識分子一族，但是給人家教育學童，一個月僅有幾鬥米的報酬，還不能保障，是多麽難得的收入呀!在這種情形下，他隻好一文錢一文錢地計算著開支，一文錢竟是三天的菜金，一天的燒柴是一文錢，可這一文錢攤作三天的菜錢，哪裏還有菜吃!知識人士的生活慘到這步田地，還要怎麽悲慘呢!中國古今的知識人士大概有一個共同的命運，就是清貧，『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社會之不公平，假如還有正義感的話，大約是不會不憤慨的!剷除這種不公平，社會才能進步。
古代貧苦人士把出路寄托在科舉上。的確，有的人從中走出來了，王命嶽家庭後來的變化就是一例，但能由這條道路上升的人畢竟太少了，廣大的士人隻能對舉業向隅而泣，所以科舉又是他們的囹圄，使他們永遠擺不脫貧窮的困境。在古代，特別是清代，現實一點的讀書人，在科舉路上走不通時，改而經商、務農，一樣可以發家，還可以用錢去捐官，得到功名品級，真正是名利雙收。這大約是聰明人的做法，比那些古稀童生、耄耋秀才進考場的人應當有更好的生活。那些死守著科舉之路不放的老秀才可能看不慣他們，那也隻是瞎生氣，不過是自己氣自己，氣壞了活該!誰叫你死守一條道，抱著貧窮捨不得放呢!如若還以貧寒為光彩，為清高，為守正，如此窮酸，更是可憐，令人不屑論道了。
王命嶽在19歲中秀才後的第二年開始謀生，這一年有個朋友請他伴讀，隻供給一頓午餐，早晚還得在家裏吃。21歲時，這位友人請他輔導孩子讀書，辦法是書由朋友自教，王命嶽隻是給那個學童看文章，自身還可以另外找事幹。開始朋友講的報酬是：每月三鬥米，三錢銀子蔬菜錢。工錢微少，王命嶽核算一下認為合得來：東家留客相陪及知友請吃，以及參加學友社吃飯，大約一個月要去10天，自家開夥為20天；每日吃米七合五勺，20天用米一鬥五升，尚可餘米一鬥五升；三錢銀子合錢120文，每日用柴錢一文，三天用菜錢一文，20天用去27文，能剩93文，可買米一鬥五升。這樣自身吃食之外，有餘米三鬥，可供全家五六天吃食，有這點進項總比沒有強，於是就應允下來。但是還沒有去做事，那位朋友就變卦，表示願意供給他夥食，而不再給錢米。命嶽覺得這個辦法自己是吃飽了，卻沒有剩餘的銀米養家，於是同朋友磋商，按當初議的條件辦，但朋友堅持後一主意，不容商量，命嶽為餬口，也隻得照人家說的行事了。
王命嶽不甘心輔導學童一職，在教書、自學之外，日夜給人家抄寫，一天可以得七八分銀子錢，和母親的女紅錢合在一起，家中勉強度日。
王命嶽在東家用膳，吃的不會壞，想到老人吃不飽的情景心裏就難受。有朋友同情他家窮，給他送好吃的，或者送好飯，他就藉故將送飯人支開，把肉和飯送回家裏給老人吃，要支開送飯的人，是怕人家知道了笑話他。有時和東家一塊吃，飯菜好，他沒法省下來往家裏送，想到祖父、父母吃的糠秕之食，就難於下咽，索性裝病，連飯也不吃了。
所以他在東家盡管飯食好，但心情不舒暢。
王命嶽在貧困的煎熬下，仍盡可能地學習，在教書、抄寫的同時，提高自身文化水平，一旦有機會參加科舉，就有可能成功。他於23歲上死了父親，守喪不能參加考試，27歲成為廩生，次年母親故世，接著祖父亡故，如此兩次服喪，又不能進考場，喪服完畢，31歲就中了舉人。家裏奇窮，又連遭大故，王命嶽若沒有堅強的毅力，根本不可能堅持學習。貧寒人家的子弟，要改變家庭和自身的麵貌，往往能夠立誌，肯於吃大苦耐大勞，有不少人獲得成功，相比之下，富貴之家常常出浪蕩子弟，敗家毀身。可見對清貧寒素者不可輕視，不可侮辱。一個社會能允許這些人奮鬥，就有它好的因素，就值得肯定，可惜古代允許人們為改變自身地位而奮鬥的社會條件太少了。
王家10口人，能有收入的是王命嶽母子，命嶽在其開始養家時祖父年已70，顯然這位老人不能從事什麽勞動了，而命嶽母子的精力還不能全部投入創收勞動中——一個管家務，一個兼顧學習，這樣的家庭，真是生之者寡，食之者眾，又怎麽能不窮困呢?今天看來，他們的饑寒交迫生活令人同情，但不能節製人口生育，那麽多的人不能創造生業，誰又能養活他們呢?這倒是在社會製度問題之外，人們應當總結的人類自身再生產的規律問題。明末時期的王家，一點點收入全用於購買糧食，王命嶽母子勤勞的目的似乎就在於把全家人的肚子填飽，此外別無他求，也不可能有其他的需求。什麽穿暖衣裳，什麽文化娛樂，什麽人際禮尚往來的交往，一概不能奢想。人隻為取得一點糧食而活著，與動物覓食雖然有本質的區別，但又太相似了。人若貧窮到那個份上，生活就太沒有意思了。人不能像動物隻要填飽肚皮。人要過人的生活，看來首先得搞好生產，用物質產品豐富生活，進而謀求精神生活的充實、高尚。
王命嶽的經歷，使我們知道一些讀書人的生活很悲慘。試想，王命嶽中秀才是有功名的人，屬於社會上為數不多的知識分子一族，但是給人家教育學童，一個月僅有幾鬥米的報酬，還不能保障，是多麽難得的收入呀!在這種情形下，他隻好一文錢一文錢地計算著開支，一文錢竟是三天的菜金，一天的燒柴是一文錢，可這一文錢攤作三天的菜錢，哪裏還有菜吃!知識人士的生活慘到這步田地，還要怎麽悲慘呢!中國古今的知識人士大概有一個共同的命運，就是清貧，『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社會之不公平，假如還有正義感的話，大約是不會不憤慨的!剷除這種不公平，社會才能進步。
古代貧苦人士把出路寄托在科舉上。的確，有的人從中走出來了，王命嶽家庭後來的變化就是一例，但能由這條道路上升的人畢竟太少了，廣大的士人隻能對舉業向隅而泣，所以科舉又是他們的囹圄，使他們永遠擺不脫貧窮的困境。在古代，特別是清代，現實一點的讀書人，在科舉路上走不通時，改而經商、務農，一樣可以發家，還可以用錢去捐官，得到功名品級，真正是名利雙收。這大約是聰明人的做法，比那些古稀童生、耄耋秀才進考場的人應當有更好的生活。那些死守著科舉之路不放的老秀才可能看不慣他們，那也隻是瞎生氣，不過是自己氣自己，氣壞了活該!誰叫你死守一條道，抱著貧窮捨不得放呢!如若還以貧寒為光彩，為清高，為守正，如此窮酸，更是可憐，令人不屑論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