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讚揚馬皇後，『母儀天下，慈德昭彰』。的確，在封建時代，她是賢妻良母的典範，是『母儀天下』者中的佼佼者。她幫助丈夫成就帝業，諫止丈夫的敗政，料理好家中、宮中事務，造成家庭和睦的局麵，她對於朱明王朝、對於朱元璋的家庭都作出了貢獻。封建時代稱頌她，有其道理，但是我們從馬皇後身上，也看到古代女子悲慘的一麵：她生活的一切就是為著丈夫，丈夫也就是她的生存價值；她沒有個人的意誌、愛好，沒有男人那樣的事業，沒有個性，沒有獨立的人格。在那個時代，賢妻良母與女子做獨立的人絕然對立，而且隻能是前者，社會不允許她與丈夫做對等的人。那時，賢妻良母就意味著婦女為丈夫、兒子犧牲自己，生活失去了多少意義!?時代變了，再宣揚封建式的賢妻良母，用那個標準要求婦女，與婦女的解放背道而馳，至少是容忍摧殘婦女的封建道德的存在，對現代婦女就太殘忍了。
第十節 明中葉四位庶吉士的讀書生活
明代中期有四個庶吉士出身的官員，官至尚書、大學士，為一時名相。他們青少年時代都有刻苦學習的生活經歷，也以所讀經書對人的規範立身行事，有的一度以寫作維持生計，這四個人是丘浚、劉健、李東陽和劉大夏。
丘浚(1420～1495)，字仲深，諡文莊，廣東瓊山人，幼年沒了父親，跟從母親李氏學文化，由於用心讀書和天資聰明，凡過目的書就能背誦出來。在求學時家庭經濟狀況不好，沒有什麽書可讀，於是向人家借閱，有時為了要讀某一種書，行走幾百裏去借書，不達到目的決不罷休。功夫不負苦心人，終於學有所成，考中廣東第一名舉人。景泰五年(1454)成進士，入翰林院為庶吉士，經過三年的學習，留在院裏為編修，從事文字工作，等於是邊工作邊學習，於是對明朝的歷史與政事非常熟悉（《明史·丘浚傳》)。
劉健(1433～1526)，字希賢，諡文正，河南洛陽人，父親劉亮是縣教諭，有學識，劉健好學有家傳的因素。他在年輕時與同鄉閻禹錫等交遊，閻是明代著名理學家薛瑄的弟子，所以在思想上受到薛瑄的影響。天順四年(1460)中進士，選為庶吉士，學成為翰林院編修。劉健為了多讀書，珍惜時間，不同人作無謂的往來，由於不懂得社交，被人看作是不隨和的人(《明史》)。
李東陽(1447～1516)，字賓之，諡文正。幼小學習，四歲就能寫出一尺大的字，明景帝聽說這個奇事，召他進宮，見他寫得好，很高興地把他抱著坐在膝上。後來景帝又兩次召見他，聽他講《尚書》的大意，很合景帝的意思，讓他進國子監學習。李東陽早學早熟，天順八年(1464)18歲時中進士，點為庶吉士，散館後與丘浚、劉健一樣成為翰林院編修（《明史》)。
劉大夏(1436～1516)，字時雍，諡忠宣，湖南華容人，父親劉仁宅是舉人。大夏20歲中解元，與李東陽是同年進士，選庶吉士，學習結束，經考核，也應該留在翰林院為編修，但他樂意從事行政事務，經過再試合格，出任兵部職方司主事(《明史·劉大夏傳》)。
這幾位庶吉士不僅在青年時代，而且做官以後，直到晚年，讀書生活都始終不變。丘浚閱讀用目力太勤，到老年依舊嗜學如命，致使右眼失明，但也沒有停止閱覽。
李東陽善於寫篆書、隸書，詩文也做得好，作品流傳到域外。暮年致仕家居，經濟也不寬裕，請他寫字的、作詩文的接踵而至，他遂以潤筆補助生活。每當寫作，他的夫人幫助鋪紙、研墨，一天夫人已拿好紙筆，李東陽表示疲倦，不想寫了，夫人說：假使今日請客，桌上沒有魚肉可以嗎?李東陽想到生活，於是愉快地寫起來。
四位學人讀儒家的書，以其觀點作為自己的世界觀，作為做人、做臣的準則。劉健、劉大夏都經歷了明武宗荒唐、劉瑾用事的時代，他們都忠於臣職，規諫武宗，反對劉瑾。如劉健上書，引朱熹的話：『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表示在其位就要謀其政，因此就要反對劉瑾專擅，且不怕丟官去職。劉大夏曾經說：『居官以正己為先，不當獨戒利，亦當遠名。』又說：『人生蓋棺定論，一日未死，即一日懮責未已。』正己不僅不圖利，連名也不枉圖，而且要一貫如此。他們為公事，往往把自身利害置於度外，敢作敢為，不謀私利，看下述數事即可知我們說的不荒謬了。
丘浚以翰林院侍講參加《英宗實錄》的修撰，當寫到兵部尚書於謙之死問題時，有人要按照當時定的謀圖不軌的罪名來寫，丘浚不同意，認為要不是於謙守衛北京，大明江山可能都保不住了，這個功績不可磨滅。奪門之變時說他謀反，現在時間過去了，我們看清楚了，不是那麽回事，對他的誣陷不能不給洗刷。殺於謙是英宗復辟的需要，英宗才死不久，丘浚就敢於直言，是冒著較大風險的，可見他是正直的，因而不計個人利害。
劉健和另一位大學士謝遷與宦官劉瑾作鬥爭，堅決要求誅殺劉瑾等八人，沒有成功，致仕回籍，又遭迫害，削籍為民，毫不後悔。臨終遺表，規勸新皇帝明世宗『正身勤學，親賢遠佞』，要求國君勤政學習，做儒家規範的明君。
明憲宗時有人提出恢復鄭和下西洋的事業，皇帝向兵部索取下西洋圖。劉大夏正任兵部郎中，掌管地圖，他認為鄭和下西洋耗費錢糧太多，死傷的軍民也多，得到的珍寶對國家沒有什麽用處，反對再為找寶出洋，於是把地圖藏匿起來，不讓憲宗看（《殊域周諮錄·古裏》)。類似鄭和下西洋的事在當時根本不可能再進行，劉大夏的反對，表明他有膽有識。
第十節 明中葉四位庶吉士的讀書生活
明代中期有四個庶吉士出身的官員，官至尚書、大學士，為一時名相。他們青少年時代都有刻苦學習的生活經歷，也以所讀經書對人的規範立身行事，有的一度以寫作維持生計，這四個人是丘浚、劉健、李東陽和劉大夏。
丘浚(1420～1495)，字仲深，諡文莊，廣東瓊山人，幼年沒了父親，跟從母親李氏學文化，由於用心讀書和天資聰明，凡過目的書就能背誦出來。在求學時家庭經濟狀況不好，沒有什麽書可讀，於是向人家借閱，有時為了要讀某一種書，行走幾百裏去借書，不達到目的決不罷休。功夫不負苦心人，終於學有所成，考中廣東第一名舉人。景泰五年(1454)成進士，入翰林院為庶吉士，經過三年的學習，留在院裏為編修，從事文字工作，等於是邊工作邊學習，於是對明朝的歷史與政事非常熟悉（《明史·丘浚傳》)。
劉健(1433～1526)，字希賢，諡文正，河南洛陽人，父親劉亮是縣教諭，有學識，劉健好學有家傳的因素。他在年輕時與同鄉閻禹錫等交遊，閻是明代著名理學家薛瑄的弟子，所以在思想上受到薛瑄的影響。天順四年(1460)中進士，選為庶吉士，學成為翰林院編修。劉健為了多讀書，珍惜時間，不同人作無謂的往來，由於不懂得社交，被人看作是不隨和的人(《明史》)。
李東陽(1447～1516)，字賓之，諡文正。幼小學習，四歲就能寫出一尺大的字，明景帝聽說這個奇事，召他進宮，見他寫得好，很高興地把他抱著坐在膝上。後來景帝又兩次召見他，聽他講《尚書》的大意，很合景帝的意思，讓他進國子監學習。李東陽早學早熟，天順八年(1464)18歲時中進士，點為庶吉士，散館後與丘浚、劉健一樣成為翰林院編修（《明史》)。
劉大夏(1436～1516)，字時雍，諡忠宣，湖南華容人，父親劉仁宅是舉人。大夏20歲中解元，與李東陽是同年進士，選庶吉士，學習結束，經考核，也應該留在翰林院為編修，但他樂意從事行政事務，經過再試合格，出任兵部職方司主事(《明史·劉大夏傳》)。
這幾位庶吉士不僅在青年時代，而且做官以後，直到晚年，讀書生活都始終不變。丘浚閱讀用目力太勤，到老年依舊嗜學如命，致使右眼失明，但也沒有停止閱覽。
李東陽善於寫篆書、隸書，詩文也做得好，作品流傳到域外。暮年致仕家居，經濟也不寬裕，請他寫字的、作詩文的接踵而至，他遂以潤筆補助生活。每當寫作，他的夫人幫助鋪紙、研墨，一天夫人已拿好紙筆，李東陽表示疲倦，不想寫了，夫人說：假使今日請客，桌上沒有魚肉可以嗎?李東陽想到生活，於是愉快地寫起來。
四位學人讀儒家的書，以其觀點作為自己的世界觀，作為做人、做臣的準則。劉健、劉大夏都經歷了明武宗荒唐、劉瑾用事的時代，他們都忠於臣職，規諫武宗，反對劉瑾。如劉健上書，引朱熹的話：『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表示在其位就要謀其政，因此就要反對劉瑾專擅，且不怕丟官去職。劉大夏曾經說：『居官以正己為先，不當獨戒利，亦當遠名。』又說：『人生蓋棺定論，一日未死，即一日懮責未已。』正己不僅不圖利，連名也不枉圖，而且要一貫如此。他們為公事，往往把自身利害置於度外，敢作敢為，不謀私利，看下述數事即可知我們說的不荒謬了。
丘浚以翰林院侍講參加《英宗實錄》的修撰，當寫到兵部尚書於謙之死問題時，有人要按照當時定的謀圖不軌的罪名來寫，丘浚不同意，認為要不是於謙守衛北京，大明江山可能都保不住了，這個功績不可磨滅。奪門之變時說他謀反，現在時間過去了，我們看清楚了，不是那麽回事，對他的誣陷不能不給洗刷。殺於謙是英宗復辟的需要，英宗才死不久，丘浚就敢於直言，是冒著較大風險的，可見他是正直的，因而不計個人利害。
劉健和另一位大學士謝遷與宦官劉瑾作鬥爭，堅決要求誅殺劉瑾等八人，沒有成功，致仕回籍，又遭迫害，削籍為民，毫不後悔。臨終遺表，規勸新皇帝明世宗『正身勤學，親賢遠佞』，要求國君勤政學習，做儒家規範的明君。
明憲宗時有人提出恢復鄭和下西洋的事業，皇帝向兵部索取下西洋圖。劉大夏正任兵部郎中，掌管地圖，他認為鄭和下西洋耗費錢糧太多，死傷的軍民也多，得到的珍寶對國家沒有什麽用處，反對再為找寶出洋，於是把地圖藏匿起來，不讓憲宗看（《殊域周諮錄·古裏》)。類似鄭和下西洋的事在當時根本不可能再進行，劉大夏的反對，表明他有膽有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