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縱容家奴遊七，也是令士人非議的一件事。
遊七是張居正的心腹家奴，相當會看臉色行事。張居正任首輔後，遊七背倚大樹，“勢傾中外”。眾官都爭相巴結，托他在張居正麵前美言，因此而得美差的比比皆是。宮中的小太監、朝中的言官，都熱心與他交結，相互稱兄道弟。一二品的大臣見他，也都客客氣氣稱之為賢弟或者“楚濱先生”。邊防將帥甚至也有出自他門下的。
遊七不過是個“蒼頭”，奴才的大領班而已，何以囂張至此？皆因晚年張居正生活日漸奢糜，據說也有包二奶之類的嗜好。能辦此類事的，非遊七莫屬。此外最要緊的，是在權力之爭中，遊七是他最重要的耳目與信使。張居正令遊七與馮保的心腹徐爵結為兄弟，馮、張之間的一些密謀，就由這兩個奴僕來傳話。
當然，此輩並無長技，倚靠主子的威勢張揚跋扈，結怨甚多。主子一倒或者一死，政敵們也饒不了他們——往往叫他們死得最為難看。
執政後期的自我膨脹，使得張居正在處理與萬曆的關係上，也缺乏應變，過於執拗，從而埋下了身後名毀的伏筆。
萬曆初年，小皇帝還是一個孩子，受製於“鐵三角”的嚴密控製。他是一個很乖巧的少年，並不想試圖去衝破這牢籠，反而設法討張居正的歡心，以換得稍寬鬆一些的環境。
萬曆即位之初，他的男保姆——“大伴”馮保自恃擁護有功，對他約束得相當厲害。小皇帝稍有不軌，馮保就會去報告李太後。太後管束萬曆是出了名的嚴厲，常因小過失而“切責之”，而且總是要說：“假使張先生知道了，怎麽辦！”（《明史》）
張居正和馮保都不過是臣子，在皇權製度下，如何能約束得了皇帝？所以關鍵的因素還在李太後那裏。中國的人倫，在某些時候要大於皇權。李太後是在用母權壓製著皇權。“鐵三角”如果沒有李太後做實際的支撐，很難想像會有這麽大的能量。
但是在萬曆大婚以後，權力結構有所變化。李太後按祖製要退出幹清宮，回她的正地方慈寧宮去，不能再以母親名義與小皇帝同住了。
而且大婚也標誌著小皇帝已是成人，太後不能再幹政。
李太後的退出，使張居正成了唯一能管束住萬曆的人。這就使以往並不明顯的君臣權力分割的問題凸顯了出來。
以前是以臣誨君，以君諛臣。李太後退出政壇後，也還一時沒有變。但這個“權柄倒持”的格局，就不免顯得有些怪異了。
據韋慶遠先生研究，以萬曆六年二月皇帝大婚為界限，萬曆性格中貪財好貨、怠惰嬉遊的一麵有所爆發，而張居正也對是否能把萬歷史培養成一代聖君逐漸失去了信心。兩人關係的蜜月期，實際已經結束。表麵看來仍是一樣，卻已從原來的心甘情願，變成了不得不然。
韋慶遠先生還發現一個大可玩味的歷史細節，在萬曆六年一月底，皇帝大婚前夕，張居正不無憂慮地給已經搬到慈寧宮的李太後上了一道密奏，請求太後立刻搬回幹清宮，“看守”到二月十九日冊封萬曆原配王皇後之後，再搬走。他提出的理由是“皇上獨居幹清宮，朝夕供奉左右，不過宮人內使，萬一起居欠謹，則九仞之功，隳於一簣”雲雲。什麽“起居欠謹”？這無人管理的10多天，能發生什麽事情。張居正有難言之隱，韋先生也沒明說。其實就是他怕太監唆使萬曆去找“小姐”之類。這樣的事，以前肯定發生過。
聯想到張居正歸葬前向萬曆辭行時說的話：“皇上大婚之後，起居飲食，一定要小心。這是第一要緊事，臣為此日夜放心不下”，萬曆被太監慫恿著胡來的事情，肯定發生過不止一兩次了。
大婚後，萬曆從倫理上解脫了一個最大的枷鎖。
婚後第四天，他便首次下了求財詔書，要戶部和光祿寺各拿十萬兩來給他用。嚐到甜頭後，趁張居正回鄉葬父不在，又要兩部寺添加。
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不光是看中了有錢的戶部和光祿寺，還從馬政和治河專款那裏刮錢。朱東潤先生說，萬曆貴為天子，但畢竟是“小農的外孫”，貪財的毛病似乎有遺傳。一次，還曾發奇想，要鑄銅錢一億文給自己花，被張居正堅決頂住。
這類事情，直到張居正臨死前一個多月還在發生。
張居正頻繁的阻諫，必然使萬曆在行使至高無上的皇權時，有嚴重的受挫感。盡管他最後也往往妥協，但反感之心恐怕早已有之。
萬曆八年十一月發生的一件事，給萬曆與張居正的關係上蒙上了陰影。正史上一般都說，這件事是兩人關係開始惡化的導火索。
事起幹清宮的兩個執事太監孫海、客用，兩人跟萬曆的關係十分親密，好得跟穿了連襠褲子一般。他們無甚能耐，也就是無賴潑皮的那個素質，為討好萬曆，就常引導萬曆玩拳弄棍。幾個人小衣窄袖，在宮中走馬持刀，一副好興致。兩人又屢次進奇巧之物給萬曆玩，深得萬曆寵幸。馮保自詡是個知書達禮的人，願意讓皇上多習文，對兩個傢夥極為反感，經常責罵甚至體罰兩人。
孫海、客用受責不過，便伺機報復。一天晚上，兩人又引誘萬曆喝酒，喝醉了以後帶劍夜遊。
遊七是張居正的心腹家奴，相當會看臉色行事。張居正任首輔後，遊七背倚大樹，“勢傾中外”。眾官都爭相巴結，托他在張居正麵前美言，因此而得美差的比比皆是。宮中的小太監、朝中的言官，都熱心與他交結，相互稱兄道弟。一二品的大臣見他，也都客客氣氣稱之為賢弟或者“楚濱先生”。邊防將帥甚至也有出自他門下的。
遊七不過是個“蒼頭”，奴才的大領班而已，何以囂張至此？皆因晚年張居正生活日漸奢糜，據說也有包二奶之類的嗜好。能辦此類事的，非遊七莫屬。此外最要緊的，是在權力之爭中，遊七是他最重要的耳目與信使。張居正令遊七與馮保的心腹徐爵結為兄弟，馮、張之間的一些密謀，就由這兩個奴僕來傳話。
當然，此輩並無長技，倚靠主子的威勢張揚跋扈，結怨甚多。主子一倒或者一死，政敵們也饒不了他們——往往叫他們死得最為難看。
執政後期的自我膨脹，使得張居正在處理與萬曆的關係上，也缺乏應變，過於執拗，從而埋下了身後名毀的伏筆。
萬曆初年，小皇帝還是一個孩子，受製於“鐵三角”的嚴密控製。他是一個很乖巧的少年，並不想試圖去衝破這牢籠，反而設法討張居正的歡心，以換得稍寬鬆一些的環境。
萬曆即位之初，他的男保姆——“大伴”馮保自恃擁護有功，對他約束得相當厲害。小皇帝稍有不軌，馮保就會去報告李太後。太後管束萬曆是出了名的嚴厲，常因小過失而“切責之”，而且總是要說：“假使張先生知道了，怎麽辦！”（《明史》）
張居正和馮保都不過是臣子，在皇權製度下，如何能約束得了皇帝？所以關鍵的因素還在李太後那裏。中國的人倫，在某些時候要大於皇權。李太後是在用母權壓製著皇權。“鐵三角”如果沒有李太後做實際的支撐，很難想像會有這麽大的能量。
但是在萬曆大婚以後，權力結構有所變化。李太後按祖製要退出幹清宮，回她的正地方慈寧宮去，不能再以母親名義與小皇帝同住了。
而且大婚也標誌著小皇帝已是成人，太後不能再幹政。
李太後的退出，使張居正成了唯一能管束住萬曆的人。這就使以往並不明顯的君臣權力分割的問題凸顯了出來。
以前是以臣誨君，以君諛臣。李太後退出政壇後，也還一時沒有變。但這個“權柄倒持”的格局，就不免顯得有些怪異了。
據韋慶遠先生研究，以萬曆六年二月皇帝大婚為界限，萬曆性格中貪財好貨、怠惰嬉遊的一麵有所爆發，而張居正也對是否能把萬歷史培養成一代聖君逐漸失去了信心。兩人關係的蜜月期，實際已經結束。表麵看來仍是一樣，卻已從原來的心甘情願，變成了不得不然。
韋慶遠先生還發現一個大可玩味的歷史細節，在萬曆六年一月底，皇帝大婚前夕，張居正不無憂慮地給已經搬到慈寧宮的李太後上了一道密奏，請求太後立刻搬回幹清宮，“看守”到二月十九日冊封萬曆原配王皇後之後，再搬走。他提出的理由是“皇上獨居幹清宮，朝夕供奉左右，不過宮人內使，萬一起居欠謹，則九仞之功，隳於一簣”雲雲。什麽“起居欠謹”？這無人管理的10多天，能發生什麽事情。張居正有難言之隱，韋先生也沒明說。其實就是他怕太監唆使萬曆去找“小姐”之類。這樣的事，以前肯定發生過。
聯想到張居正歸葬前向萬曆辭行時說的話：“皇上大婚之後，起居飲食，一定要小心。這是第一要緊事，臣為此日夜放心不下”，萬曆被太監慫恿著胡來的事情，肯定發生過不止一兩次了。
大婚後，萬曆從倫理上解脫了一個最大的枷鎖。
婚後第四天，他便首次下了求財詔書，要戶部和光祿寺各拿十萬兩來給他用。嚐到甜頭後，趁張居正回鄉葬父不在，又要兩部寺添加。
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不光是看中了有錢的戶部和光祿寺，還從馬政和治河專款那裏刮錢。朱東潤先生說，萬曆貴為天子，但畢竟是“小農的外孫”，貪財的毛病似乎有遺傳。一次，還曾發奇想，要鑄銅錢一億文給自己花，被張居正堅決頂住。
這類事情，直到張居正臨死前一個多月還在發生。
張居正頻繁的阻諫，必然使萬曆在行使至高無上的皇權時，有嚴重的受挫感。盡管他最後也往往妥協，但反感之心恐怕早已有之。
萬曆八年十一月發生的一件事，給萬曆與張居正的關係上蒙上了陰影。正史上一般都說，這件事是兩人關係開始惡化的導火索。
事起幹清宮的兩個執事太監孫海、客用，兩人跟萬曆的關係十分親密，好得跟穿了連襠褲子一般。他們無甚能耐，也就是無賴潑皮的那個素質，為討好萬曆，就常引導萬曆玩拳弄棍。幾個人小衣窄袖，在宮中走馬持刀，一副好興致。兩人又屢次進奇巧之物給萬曆玩，深得萬曆寵幸。馮保自詡是個知書達禮的人，願意讓皇上多習文，對兩個傢夥極為反感，經常責罵甚至體罰兩人。
孫海、客用受責不過，便伺機報復。一天晚上，兩人又引誘萬曆喝酒，喝醉了以後帶劍夜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