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成法，點石成金了！
張居正以一人的意誌與權威，終於終結了龐大帝國無效的“空轉”。《明史》稱，考成法一出，“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為肅”，“雖萬裏之外，朝下而夕奉行”。萬曆六年戶科給事中石應嶽說：“考成之法一立，數十年廢弛叢積之政，漸次修。”萬曆時人沈鯉也曾說：“天下再無不奉法之吏，朝廷亦無製定了而推行不了的法律。”
張居正由此建立了極大的威望，“中外無不想望其風采”!
考成法為帝國的車軸加了油，張居正還對不大靈便的車軸也進行了修理。與考成法相輔相成的，還有以下幾個措施——
首先是不拘一格選人才。
明朝的文官，出身有三種途徑，一為進士、二為舉人、監生、貢生，三為吏員。監生、貢生分別是由地方學官推薦，考入中央大學和省級大學的“大學生”。吏員是通過服吏役而獲得做官資格的人。明代農民、士兵家有兩三男丁以上的，須抽一名能識字的到官府服役，為期三年，抄抄寫寫，跑跑總務。三年後，優異者可進入京城各衙門服役三年，而後就可做官了。這種做法實在堪可玩味——幾乎是強迫普通的老百姓一定要做官了。
洪武年間，上述三類人都可當官。永樂以後，開始講究文憑。“吏部用人專以資格”。提拔最快和能升到高位的，惟有進士；舉人、貢生則多受限製，吏員更是不用提。部、院和地方正官，全部由進士出身的壟斷（老百姓做官哪能那麽容易）。
嘉靖皇帝曾經有意改正這一弊病，恢復“三途並用”，但實行了兩年，各地巡按保薦上來的官員仍是“進士十之七八，舉人百之一二，歲貢則絕不齒及”（《明會要》）。到了隆慶年間，更是發展到進士無論怎樣的廢物，都是一流人才。持有高學歷文憑者，不分青紅皂白都是香餑餑；文憑低一點的，則被視為無用之人。比如，進士出身的為政如果寬厚，往往被譽為愛民；若舉人為政寬厚，則被斥為姑息養奸。進士為政嚴厲，被譽為精明強幹；舉人嚴厲，那就是暴虐無道了——天生的小媳婦，怎麽也沒個好！
此種選人辦法，可謂比傻瓜還傻。其後果就是，一旦科舉考中了進士，即大功告成，人人皆不再求上進，其中有卑劣的更是放縱自己，驕狂不可一世。未得到進士出身的，先天地就被定為劣等人才，註定升不上去，於是心灰意懶、得過且過。
這種“文憑=才幹”的選幹製度，根本就不是激勵機製，而是反激勵機製。導致士人在考試前，人人皆思進取、想報國。一旦考完，中了進士的就不用再努力了，有恃無恐；未中進士的，前途無望，紛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兩種人都缺少認真幹活的動力，國家哪裏還有什麽可用的人才？
早在隆慶年間，高拱就開始了用人方麵的改革，要求“授官之後，則惟考其政績而不必問其出身”。張居正主持內閣後，並不因人廢政，繼續執行這一政策，主張“良吏不專在甲科（進士），甲科未必盡良吏”。曾有明文規定，推薦官員“毋得偏重甲科”。
為了對付官僚群體對新的選拔思路的抵製，他對科道官員的推舉幹脆規定了比例：進士占四分之三，舉、貢占四之一，確保總能有一部分優秀的舉貢人才進入科道。對太常寺（禮樂司）、鴻臚寺（禮儀司）及五城兵馬司（首都警備區司令）等衙門的主官，均取消了出身限製，非進士的也可擔任。
有一個他“破格用人”的例子最為搶眼。吏員出身的黃清曾任通判，為官一貫清廉，被譽為“天下第一等清官”，且富有才智，善於應變。後任嘉興同知，主持修建2700餘丈長的海鹽縣海塘，工程至為堅固，費用最為節省（因為不貪汙）。此人什麽都好，就是與上級、同僚的關係處不好。張居正不顧下麵的議論，將其提拔為兩淮鹽運使同知（副省級），讓他主持修建漕河關鍵部位——高寶內堤。此堤在這之前長期完不了工，黃清一去，兩年即告完工。張居正激賞此人能力，又提升他為太僕卿（馬政司主官）。黃清死後，張居正應總理河道大臣潘季馴的請求，為黃清立了祠，以供百姓紀念。小小一名吏員，“編製之外的”，竟受器重若此，對當時官場震動極大。
明代的官員任職，還有一大弊病，就是任期過短。本來明初洪武至正德之前，官員任期一般是九年，叫做“考滿”，考滿了才能調動。如果政績卓著，上下都很滿意，則任期也可能長於九年。各時期都有任期超過十五年的地方官。永樂至正統年間，任吏部尚書的蹇義甚至連任三十三年，幾乎幹了一輩子“太宰”。
到正德年間，這個好傳統被武宗毀壞，任職更調過於頻繁。一官到任，屁股還沒坐熱就走了，談何了解一方民情？辦妥一件實事？官員在任時，都毫無長期打算。隻要“無過”就可升遷，誰還願意多事？所以皆“不以民事為急，崇尚虛文，計日待遷”。有那說得天花亂墜如孔孟再生、實際事務一樣不幹的，也許反而升得更快。
嘉靖年間也曾經有過規定，官員必須期滿才調動，“不許無故更調”，但卻實行不了。隆慶年間，有所好轉。張居正則在萬曆二年，明確了久任之法，規定知府通過兩考（三年一次考核）才能升職，如滿了三考也就是任職九年，就可升布政使、按察使（正省級），不滿九年的隻能升副職，這中間差了兩個級別。還規定，各省提學官沒處理完本年科舉事宜，不得升調。
張居正以一人的意誌與權威，終於終結了龐大帝國無效的“空轉”。《明史》稱，考成法一出，“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為肅”，“雖萬裏之外，朝下而夕奉行”。萬曆六年戶科給事中石應嶽說：“考成之法一立，數十年廢弛叢積之政，漸次修。”萬曆時人沈鯉也曾說：“天下再無不奉法之吏，朝廷亦無製定了而推行不了的法律。”
張居正由此建立了極大的威望，“中外無不想望其風采”!
考成法為帝國的車軸加了油，張居正還對不大靈便的車軸也進行了修理。與考成法相輔相成的，還有以下幾個措施——
首先是不拘一格選人才。
明朝的文官，出身有三種途徑，一為進士、二為舉人、監生、貢生，三為吏員。監生、貢生分別是由地方學官推薦，考入中央大學和省級大學的“大學生”。吏員是通過服吏役而獲得做官資格的人。明代農民、士兵家有兩三男丁以上的，須抽一名能識字的到官府服役，為期三年，抄抄寫寫，跑跑總務。三年後，優異者可進入京城各衙門服役三年，而後就可做官了。這種做法實在堪可玩味——幾乎是強迫普通的老百姓一定要做官了。
洪武年間，上述三類人都可當官。永樂以後，開始講究文憑。“吏部用人專以資格”。提拔最快和能升到高位的，惟有進士；舉人、貢生則多受限製，吏員更是不用提。部、院和地方正官，全部由進士出身的壟斷（老百姓做官哪能那麽容易）。
嘉靖皇帝曾經有意改正這一弊病，恢復“三途並用”，但實行了兩年，各地巡按保薦上來的官員仍是“進士十之七八，舉人百之一二，歲貢則絕不齒及”（《明會要》）。到了隆慶年間，更是發展到進士無論怎樣的廢物，都是一流人才。持有高學歷文憑者，不分青紅皂白都是香餑餑；文憑低一點的，則被視為無用之人。比如，進士出身的為政如果寬厚，往往被譽為愛民；若舉人為政寬厚，則被斥為姑息養奸。進士為政嚴厲，被譽為精明強幹；舉人嚴厲，那就是暴虐無道了——天生的小媳婦，怎麽也沒個好！
此種選人辦法，可謂比傻瓜還傻。其後果就是，一旦科舉考中了進士，即大功告成，人人皆不再求上進，其中有卑劣的更是放縱自己，驕狂不可一世。未得到進士出身的，先天地就被定為劣等人才，註定升不上去，於是心灰意懶、得過且過。
這種“文憑=才幹”的選幹製度，根本就不是激勵機製，而是反激勵機製。導致士人在考試前，人人皆思進取、想報國。一旦考完，中了進士的就不用再努力了，有恃無恐；未中進士的，前途無望，紛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兩種人都缺少認真幹活的動力，國家哪裏還有什麽可用的人才？
早在隆慶年間，高拱就開始了用人方麵的改革，要求“授官之後，則惟考其政績而不必問其出身”。張居正主持內閣後，並不因人廢政，繼續執行這一政策，主張“良吏不專在甲科（進士），甲科未必盡良吏”。曾有明文規定，推薦官員“毋得偏重甲科”。
為了對付官僚群體對新的選拔思路的抵製，他對科道官員的推舉幹脆規定了比例：進士占四分之三，舉、貢占四之一，確保總能有一部分優秀的舉貢人才進入科道。對太常寺（禮樂司）、鴻臚寺（禮儀司）及五城兵馬司（首都警備區司令）等衙門的主官，均取消了出身限製，非進士的也可擔任。
有一個他“破格用人”的例子最為搶眼。吏員出身的黃清曾任通判，為官一貫清廉，被譽為“天下第一等清官”，且富有才智，善於應變。後任嘉興同知，主持修建2700餘丈長的海鹽縣海塘，工程至為堅固，費用最為節省（因為不貪汙）。此人什麽都好，就是與上級、同僚的關係處不好。張居正不顧下麵的議論，將其提拔為兩淮鹽運使同知（副省級），讓他主持修建漕河關鍵部位——高寶內堤。此堤在這之前長期完不了工，黃清一去，兩年即告完工。張居正激賞此人能力，又提升他為太僕卿（馬政司主官）。黃清死後，張居正應總理河道大臣潘季馴的請求，為黃清立了祠，以供百姓紀念。小小一名吏員，“編製之外的”，竟受器重若此，對當時官場震動極大。
明代的官員任職，還有一大弊病，就是任期過短。本來明初洪武至正德之前，官員任期一般是九年，叫做“考滿”，考滿了才能調動。如果政績卓著，上下都很滿意，則任期也可能長於九年。各時期都有任期超過十五年的地方官。永樂至正統年間，任吏部尚書的蹇義甚至連任三十三年，幾乎幹了一輩子“太宰”。
到正德年間，這個好傳統被武宗毀壞，任職更調過於頻繁。一官到任，屁股還沒坐熱就走了，談何了解一方民情？辦妥一件實事？官員在任時，都毫無長期打算。隻要“無過”就可升遷，誰還願意多事？所以皆“不以民事為急，崇尚虛文，計日待遷”。有那說得天花亂墜如孔孟再生、實際事務一樣不幹的，也許反而升得更快。
嘉靖年間也曾經有過規定，官員必須期滿才調動，“不許無故更調”，但卻實行不了。隆慶年間，有所好轉。張居正則在萬曆二年，明確了久任之法，規定知府通過兩考（三年一次考核）才能升職，如滿了三考也就是任職九年，就可升布政使、按察使（正省級），不滿九年的隻能升副職，這中間差了兩個級別。還規定，各省提學官沒處理完本年科舉事宜，不得升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