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決心要實事求是，正己肅下，自己帶個好頭。法律要求嚴懲的，雖是權貴，也不寬恕。凡是有才幹可重用的人，雖是被人疏遠無人理睬的，也不能遺漏（法所宜加，貴近不宥；才有可用，孤遠不遺）。
說起來，張居正目前已位極人臣，若像嚴嵩那樣以固寵為要，也可保一生榮華。但他不屑為之。人之為人，就在於有慨然丈夫之誌。滔滔東逝水，已淹沒了多少鼠輩，人豈可朝下走、貪小利、等同螻蟻而耗完一生？
眼見得國家已經如病貓，何日得重見雄風？大丈夫怎能安坐？大明確實已到了一個關口。滿天下隻懂得如何做官，卻不留意如何幹事。國家養了官，卻日日在擾民害民。這不是跟朱老皇帝淮右起義的初衷開起了大玩笑麽？打碎了一個，又來一個，那麽，當初浴血，又是何必？
國家養官，用的是來自老百姓上繳的稅糧。養一個這樣龐大的隊伍，國家與百姓本來就不堪重負，而這個官僚群體要是再不幹事，那作的孽可就大了！
大明時代的中晚期，不幸就是這個樣子。龐大的官僚機器所謂的行政工作，可以說就是無數的“公文旅行”。比方說，某官上奏一件事情應該抓緊辦，皇帝照準，“批紅”讓有關部院去辦，部院便下文叫各省撫按去調查並辦理。公文到了下麵，如果事情難辦，或有人請託，或部門利益有糾紛，這公文就可以無限期地被扣押住，不辦也不回復，一拖幾十年的也有。
張居正說：“各衙門批覆需要辦理的奏章，天天都有。然而公文雖勤，而實效極少。”以言官的工作而論，“言官議建一法，朝廷曰可，置郵（通過驛站）而傳之四方，則言官之責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言官提議的新辦法以文件形式發下去，是否好用，就無人過問了。就算是皇帝下旨催問效果，答覆也僅僅是“正在採取有力措施”——讓你皇上的文件也成一紙空文。
因此，在明朝，“一令之出，隨則廢弛”的事一點也不奇怪。
國家，就這樣成了一架奇怪的機器。六部忙忙碌碌，公文雪片般往來，卻沒做一件實事。光見機器轉動，不見產品出來。國家費盡心機徵稅，百姓如牛負重納稅，就供著這幾萬官員“過家家玩”。
這是一個紙糊的國家。無怪一個僅有10萬騎兵的蒙古部落，就能把擁有270萬常備軍的大帝國打得鼻青臉腫。是船不堅炮不利嗎？是大明的科技落後嗎？是將士的勇氣不如人嗎？
隻要想想，二萬多文官、十萬多武官、五萬多吏員一天到晚忙的就是迎來送往、吃吃喝喝，有空了往公文上寫寫“正在採取措施”——我們還指望能夠戰勝誰？
嘉靖年間，這種惰政愈演愈烈。有的衙門有了官缺也隱瞞不報，等有了合適的親戚朋友再來頂上。有的官員到京接受考核，不先到吏部報導，而是去鑽營門路，趟好了路子再說。有的官員對任命不滿意，就稱病不領文書，直至任命作廢，再去活動好的職務。
張居正對此忍無可忍，於萬曆元年，推出了著名的“考成法”。考成，就是考核成績，做了還是沒做，必須查得一清二楚。
考成法規定，六部和都察院必須將所有往來公文登記造冊，每月底註銷一次（檢查是否辦完）。除了例行公事、不必考察的之外（比方賀歲奏章等），其他凡是需要查詢、互商、回報、督促檢查的公文，都要另外造登記冊一式二份，一份送六科備查，一份送內閣備案。六科根據這個登記冊逐一檢查，到下個月底陸續完銷（落實辦結）。這樣，就能確保絕大部分事情不會拖過兩個月再辦完。然後，每半年再匯總核查一次，如有拖延沒辦完的，要開列清單報給內閣，並下文件到部追查，部裏要講明原因。第二年的每個季度，六科都要再對上一年沒辦完的事清查一遍，直到查明完銷為止。
各省如果有拖延辦事的官員，由部院舉報；部院註銷不實的，由六科舉報；六科有隱瞞的，由內閣舉報。所有的公務，隻要逾期未完，負有責任的官員名單都將上報給內閣，由內閣擬旨查問。無正當理由而不辦的，要給以懲罰。
這就是“聲必中實，事可責成”——說辦就必須來實的，事情才能辦得成。
形成如此一個層層監督的網絡，內閣對下麵的辦事效率和進展情況，就心中有數了。六科也有了正經事幹，沒功夫去胡說八道了。
這個辦法，看起來沒什麽神奇，不過是把一個雞蛋豎了起來。
但是，堂堂大明朝200年，誰也沒想起這個雞蛋其實是可以豎起來的。
即使是聰明蓋世的朱老皇帝，也隻是製定了一套要求公文備案的製度，也沒想起來要製定相應的落實製度。
朱老皇帝白當了一回農民，他居然會不明白，驢子不抽它是不走的！
考成法出來後，兵部率先執行，其他的部院紛紛跟上，效果奇佳。萬曆三年正月，鳳陽、廣東、浙江三地的巡撫因上年未辦結事而被罰俸三個月，全國官員震動。萬曆四年，地方撫按中有63人未完成134事，為此，郭思極等人因未完成11事以上而被奪俸。萬曆五年十一月，戶部員外郎賈實等48人因瀆職而被勒令致仕。萬曆六年，共查上年應辦的137件事，有76人被查出逾期。
說起來，張居正目前已位極人臣，若像嚴嵩那樣以固寵為要，也可保一生榮華。但他不屑為之。人之為人，就在於有慨然丈夫之誌。滔滔東逝水，已淹沒了多少鼠輩，人豈可朝下走、貪小利、等同螻蟻而耗完一生？
眼見得國家已經如病貓，何日得重見雄風？大丈夫怎能安坐？大明確實已到了一個關口。滿天下隻懂得如何做官，卻不留意如何幹事。國家養了官，卻日日在擾民害民。這不是跟朱老皇帝淮右起義的初衷開起了大玩笑麽？打碎了一個，又來一個，那麽，當初浴血，又是何必？
國家養官，用的是來自老百姓上繳的稅糧。養一個這樣龐大的隊伍，國家與百姓本來就不堪重負，而這個官僚群體要是再不幹事，那作的孽可就大了！
大明時代的中晚期，不幸就是這個樣子。龐大的官僚機器所謂的行政工作，可以說就是無數的“公文旅行”。比方說，某官上奏一件事情應該抓緊辦，皇帝照準，“批紅”讓有關部院去辦，部院便下文叫各省撫按去調查並辦理。公文到了下麵，如果事情難辦，或有人請託，或部門利益有糾紛，這公文就可以無限期地被扣押住，不辦也不回復，一拖幾十年的也有。
張居正說：“各衙門批覆需要辦理的奏章，天天都有。然而公文雖勤，而實效極少。”以言官的工作而論，“言官議建一法，朝廷曰可，置郵（通過驛站）而傳之四方，則言官之責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言官提議的新辦法以文件形式發下去，是否好用，就無人過問了。就算是皇帝下旨催問效果，答覆也僅僅是“正在採取有力措施”——讓你皇上的文件也成一紙空文。
因此，在明朝，“一令之出，隨則廢弛”的事一點也不奇怪。
國家，就這樣成了一架奇怪的機器。六部忙忙碌碌，公文雪片般往來，卻沒做一件實事。光見機器轉動，不見產品出來。國家費盡心機徵稅，百姓如牛負重納稅，就供著這幾萬官員“過家家玩”。
這是一個紙糊的國家。無怪一個僅有10萬騎兵的蒙古部落，就能把擁有270萬常備軍的大帝國打得鼻青臉腫。是船不堅炮不利嗎？是大明的科技落後嗎？是將士的勇氣不如人嗎？
隻要想想，二萬多文官、十萬多武官、五萬多吏員一天到晚忙的就是迎來送往、吃吃喝喝，有空了往公文上寫寫“正在採取措施”——我們還指望能夠戰勝誰？
嘉靖年間，這種惰政愈演愈烈。有的衙門有了官缺也隱瞞不報，等有了合適的親戚朋友再來頂上。有的官員到京接受考核，不先到吏部報導，而是去鑽營門路，趟好了路子再說。有的官員對任命不滿意，就稱病不領文書，直至任命作廢，再去活動好的職務。
張居正對此忍無可忍，於萬曆元年，推出了著名的“考成法”。考成，就是考核成績，做了還是沒做，必須查得一清二楚。
考成法規定，六部和都察院必須將所有往來公文登記造冊，每月底註銷一次（檢查是否辦完）。除了例行公事、不必考察的之外（比方賀歲奏章等），其他凡是需要查詢、互商、回報、督促檢查的公文，都要另外造登記冊一式二份，一份送六科備查，一份送內閣備案。六科根據這個登記冊逐一檢查，到下個月底陸續完銷（落實辦結）。這樣，就能確保絕大部分事情不會拖過兩個月再辦完。然後，每半年再匯總核查一次，如有拖延沒辦完的，要開列清單報給內閣，並下文件到部追查，部裏要講明原因。第二年的每個季度，六科都要再對上一年沒辦完的事清查一遍，直到查明完銷為止。
各省如果有拖延辦事的官員，由部院舉報；部院註銷不實的，由六科舉報；六科有隱瞞的，由內閣舉報。所有的公務，隻要逾期未完，負有責任的官員名單都將上報給內閣，由內閣擬旨查問。無正當理由而不辦的，要給以懲罰。
這就是“聲必中實，事可責成”——說辦就必須來實的，事情才能辦得成。
形成如此一個層層監督的網絡，內閣對下麵的辦事效率和進展情況，就心中有數了。六科也有了正經事幹，沒功夫去胡說八道了。
這個辦法，看起來沒什麽神奇，不過是把一個雞蛋豎了起來。
但是，堂堂大明朝200年，誰也沒想起這個雞蛋其實是可以豎起來的。
即使是聰明蓋世的朱老皇帝，也隻是製定了一套要求公文備案的製度，也沒想起來要製定相應的落實製度。
朱老皇帝白當了一回農民，他居然會不明白，驢子不抽它是不走的！
考成法出來後，兵部率先執行，其他的部院紛紛跟上，效果奇佳。萬曆三年正月，鳳陽、廣東、浙江三地的巡撫因上年未辦結事而被罰俸三個月，全國官員震動。萬曆四年，地方撫按中有63人未完成134事，為此，郭思極等人因未完成11事以上而被奪俸。萬曆五年十一月，戶部員外郎賈實等48人因瀆職而被勒令致仕。萬曆六年，共查上年應辦的137件事，有76人被查出逾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