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年間的大學士朱國禎是當時過來人，對此事有比較允當的看法。他說：“看來張欲殺高是無疑的。但張似不應如此愚蠢，或是當中有小人加以利用，也未可知。還有一種說法，是說出於馮保的主意，這應是準確的。”（《湧幢小品》）
王大臣一案，轟動中外，連朝鮮使臣也有耳聞，記錄下了王大臣一案在京城的民間說法，即構陷者是誰，“道路之言，皆指太監事。”（《荷穀先生朝天記》）
此案內中一些詳情，恐怕永遠不可為人所知了。各種著作中，也有一些不盡一致之處。譬如，曾有人說辛儒秘密給王大臣送去蟒袍與刀劍，劍柄上鑲有貓眼石，誘惑王大臣以此為贓證，用以加重此案的份量。
還有的書上說，朱希孝在東廠會審時，曾令王大臣辨認混雜在人群中的高拱家奴，王大臣茫然無所知，以此確知他的所謂口供均係捏造。
此案對高拱來說，可算是因禍得福。因這次誣陷失敗，張居正與馮保後來一直未再向高拱下手，以迴避清議。因此高拱得以享受一個平安晚年，在故鄉整理和寫作了大量著作，給後世留下了一些有價值的文獻。
從對此事的處理上，我們還可見出張居正在應對突發事件時的一個特點，就是易於感情用事，反應較為衝動。這與他平時的沉穩極不相稱，幾乎判若兩人。這個特點，在以後還會數次出現。
此外還有，張居正歷來有收買人心的一套手段，既做了事情，又不肯承認，反而標榜自己是解鈴人。這在此前此後，都有一些表現。不過這種“買好”往往功效不大，掩耳盜鈴而已。
最後還要說的是，他在狙擊政敵時，又往往在緊要時刻良心發現，或不願意把事做絕，不肯出手致命一擊，有時反而能為對手略做解脫。
官場功利與人性底限的衝突，在他身上交纏虯結，不可以非黑即白來概括。
近年一些評述張居正的小冊子，為描紅其“改革家”的形象，竟然將他排斥異己甚至誣陷政敵的行為，一古腦讚譽為大刀闊斧的改革措施。
改革家，就一定是德行無虧的麽？
改革家就沒有私慾了麽？
改革家就沒有萬劫不復的敗筆麽？
改革家就沒有窮凶極惡的麵目麽？
隻能笑當今之開明之世，當年“評法批儒”的套路還未有窮期！
還有的著作將王大臣案的戛然而止，說成是張居正胸懷遠大、高度明智所致，亦是讚美不止。
事實如何？怕是張居正心裏最清楚。
他大概唯有慶幸：當一天陰霾消於無形時，隻祭了一個王大臣，其他各方並無慘烈的損傷。萬曆初年剛穩定下來的政局，未遭到傷筋動骨的毀壞。
張居正僥倖擺脫了一次最大的危機，那麽，他現在可以向前走了。
十一、看他如何慨然以天下為己任
【大國之治怎能不以吏治為先】
這一瞬間如此輝煌！
當張居正終於位極台鼎、獨步政壇的這一刻，不知他是否在夕陽中登上東華門。如果曾有這樣的閑暇，他能看到的，該是京城九門浩茫如海的煙藹……
從這裏伸展開去，是何其遼闊的疆土！
北至庫頁島，西至烏斯藏（西藏），河山雄渾，哪裏不是西風殘照，何處沒有漢家陵闕？
這樣一個老邁的帝國，它將如何重生，如何奮起？將怎樣在萬丈塵埃中洗滌一新？
張居正從一個書生走到了這個製高點，“以藐然之軀，橫當天下之變”，他是從哪裏來的這無比勇氣？
“位卑未敢忘憂國”，這不錯，當年他一個青衫學子也曾經這樣做過。可是，國之興亡，真的隻是寄於匹夫的肩頭嗎？難道，高位者反倒可以“忘憂國”了嗎？
肉食者鄙，鄙在哪裏？大概就在於此！
海內多頹靡之政，綱紀已土崩瓦解，各路當道者卻還在自己掘自己的墓。不問民生，隻問錢途。國家的事情，哪還有半點神聖感？
獨有張居正攘臂而起，他不屈從於濁流，就是要在高位上發出迅雷疾風，搗破這醉生夢死的局！
張居正受過申不害、韓非法家思想的浸染，他相信隻要“掃除廓清，大破常格”，天下之弊不是不可除，沉陷人心不是不可救。
關鍵是，從哪裏開始救起？
他說：“事有機，政有要”，這個機要就是“安民生”。
大明帝國確實有很多事情不可思議：皇家富有四海，四海卻民不聊生。想那上古時候刀耕火種，先民們尚能溫飽，且有餘興手舞足蹈。而今百姓疲於奔命，卻苦於謀一粥一飯，往往難於上青天。
這原因又在哪裏？
有殘民枉法的官，就有嗷嗷待哺的民；有視百姓為草芥的為上者，就有視官吏為仇寇的布衣。
張居正早看出，“患不在盜賊，而患吏治之不清”，“安民之要，惟在於核吏治”。
民的問題，還在於官有了問題。
當時的官員腐敗、頹靡到了什麽程度？
請看張居正對他們的描述——虛文浮誇相沿成習，剝下奉上以求政績，奔走趨承以圖升職，強製攤派以謀達標，敷衍草率以推罪責。
真是活畫出一群人的嘴臉。
王大臣一案，轟動中外，連朝鮮使臣也有耳聞，記錄下了王大臣一案在京城的民間說法，即構陷者是誰，“道路之言，皆指太監事。”（《荷穀先生朝天記》）
此案內中一些詳情，恐怕永遠不可為人所知了。各種著作中，也有一些不盡一致之處。譬如，曾有人說辛儒秘密給王大臣送去蟒袍與刀劍，劍柄上鑲有貓眼石，誘惑王大臣以此為贓證，用以加重此案的份量。
還有的書上說，朱希孝在東廠會審時，曾令王大臣辨認混雜在人群中的高拱家奴，王大臣茫然無所知，以此確知他的所謂口供均係捏造。
此案對高拱來說，可算是因禍得福。因這次誣陷失敗，張居正與馮保後來一直未再向高拱下手，以迴避清議。因此高拱得以享受一個平安晚年，在故鄉整理和寫作了大量著作，給後世留下了一些有價值的文獻。
從對此事的處理上，我們還可見出張居正在應對突發事件時的一個特點，就是易於感情用事，反應較為衝動。這與他平時的沉穩極不相稱，幾乎判若兩人。這個特點，在以後還會數次出現。
此外還有，張居正歷來有收買人心的一套手段，既做了事情，又不肯承認，反而標榜自己是解鈴人。這在此前此後，都有一些表現。不過這種“買好”往往功效不大，掩耳盜鈴而已。
最後還要說的是，他在狙擊政敵時，又往往在緊要時刻良心發現，或不願意把事做絕，不肯出手致命一擊，有時反而能為對手略做解脫。
官場功利與人性底限的衝突，在他身上交纏虯結，不可以非黑即白來概括。
近年一些評述張居正的小冊子，為描紅其“改革家”的形象，竟然將他排斥異己甚至誣陷政敵的行為，一古腦讚譽為大刀闊斧的改革措施。
改革家，就一定是德行無虧的麽？
改革家就沒有私慾了麽？
改革家就沒有萬劫不復的敗筆麽？
改革家就沒有窮凶極惡的麵目麽？
隻能笑當今之開明之世，當年“評法批儒”的套路還未有窮期！
還有的著作將王大臣案的戛然而止，說成是張居正胸懷遠大、高度明智所致，亦是讚美不止。
事實如何？怕是張居正心裏最清楚。
他大概唯有慶幸：當一天陰霾消於無形時，隻祭了一個王大臣，其他各方並無慘烈的損傷。萬曆初年剛穩定下來的政局，未遭到傷筋動骨的毀壞。
張居正僥倖擺脫了一次最大的危機，那麽，他現在可以向前走了。
十一、看他如何慨然以天下為己任
【大國之治怎能不以吏治為先】
這一瞬間如此輝煌！
當張居正終於位極台鼎、獨步政壇的這一刻，不知他是否在夕陽中登上東華門。如果曾有這樣的閑暇，他能看到的，該是京城九門浩茫如海的煙藹……
從這裏伸展開去，是何其遼闊的疆土！
北至庫頁島，西至烏斯藏（西藏），河山雄渾，哪裏不是西風殘照，何處沒有漢家陵闕？
這樣一個老邁的帝國，它將如何重生，如何奮起？將怎樣在萬丈塵埃中洗滌一新？
張居正從一個書生走到了這個製高點，“以藐然之軀，橫當天下之變”，他是從哪裏來的這無比勇氣？
“位卑未敢忘憂國”，這不錯，當年他一個青衫學子也曾經這樣做過。可是，國之興亡，真的隻是寄於匹夫的肩頭嗎？難道，高位者反倒可以“忘憂國”了嗎？
肉食者鄙，鄙在哪裏？大概就在於此！
海內多頹靡之政，綱紀已土崩瓦解，各路當道者卻還在自己掘自己的墓。不問民生，隻問錢途。國家的事情，哪還有半點神聖感？
獨有張居正攘臂而起，他不屈從於濁流，就是要在高位上發出迅雷疾風，搗破這醉生夢死的局！
張居正受過申不害、韓非法家思想的浸染，他相信隻要“掃除廓清，大破常格”，天下之弊不是不可除，沉陷人心不是不可救。
關鍵是，從哪裏開始救起？
他說：“事有機，政有要”，這個機要就是“安民生”。
大明帝國確實有很多事情不可思議：皇家富有四海，四海卻民不聊生。想那上古時候刀耕火種，先民們尚能溫飽，且有餘興手舞足蹈。而今百姓疲於奔命，卻苦於謀一粥一飯，往往難於上青天。
這原因又在哪裏？
有殘民枉法的官，就有嗷嗷待哺的民；有視百姓為草芥的為上者，就有視官吏為仇寇的布衣。
張居正早看出，“患不在盜賊，而患吏治之不清”，“安民之要，惟在於核吏治”。
民的問題，還在於官有了問題。
當時的官員腐敗、頹靡到了什麽程度？
請看張居正對他們的描述——虛文浮誇相沿成習，剝下奉上以求政績，奔走趨承以圖升職，強製攤派以謀達標，敷衍草率以推罪責。
真是活畫出一群人的嘴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