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強調指出，陛下應責令戶部反思，為什麽天天琢磨來錢的方法卻財政匱乏？其弊端何在？現在準備的新舉措，是根據什麽原則？當今風俗奢侈，官民穿華麗衣服、造豪華大宅都沒有什麽限製，加上豪強兼併土地，賦稅不公平，偷稅漏稅，恃強不納，田賦征糧偏重於小民。各衙門小金庫到底存了多少錢糧，漫無查稽，誰也不清楚。假公濟私盛行，官吏當然要滋生貪汙之心。
張居正痛心疾首地指出，上述種種，皆耗財病民之大者。如果能嚴厲追查那些私吞國家財產的傢夥，把他們幹掉，又何必求索於窮困之民、而消耗國家的元氣呢？
——張居正先生一點也沒有危言聳聽。明代自正統年間以來，財政情況就一蟹不如一蟹，每況愈下。《真定府誌》載，成化以前，民間除了兩稅、草馬（供給邊防用）之外，不過給官家服幾天役而已。到了弘治以後，中央和地方兩級每年增派的稅收多了十倍。凡是官員級別高一點的，都盯著下麵的財富，公派的私加的，像老鷹攫肉，必獲乃已。小民怎能不因貧困而逃走？村裏壯丁不足服勞役的數，就加派田賦。這情景怎麽得了！
史載，當時的官員考核，就是一個稅收情況如何（長吏考課，唯問錢糧），其餘公務，不過虛應故事。到了這位隆慶爺，更是專派禦史到各地去“清庫”，有點錢就運回皇宮來供他玩樂。天天晚上狂遊燈會，喝酒取樂，以為盛世已經千秋萬代。
真的就千秋萬代了麽？燈山酒海裏，人也難清醒。草莽之夜哭泣，難以越高牆。
可是張先生關於“危民易於為非”的警告，並不是在嚇唬他。皇爺，禍起蕭牆的時候，上吊可都找不到安靜的地方！
最後一條，第六議，講的是邊防的事。這事，也是當務之急。
就在張居正上這道疏的前一年，隆慶元年九月，秋高馬肥，俺答曾率6萬騎犯邊，寇大同，陷石州，另一彪人馬土蠻部落犯薊鎮，抵灤河。北京再次戒嚴，有人甚至嚇得棄官逃走。到十月敵人才退去。大明帝國又被折騰一回。
張居正是個博覽群書的人，頗知兵事，負責國防後，更是相才將才兼備，確有些詭異的天賦。他對軍餉、兵源、選將等諸多事宜都有獨到見解，這裏就不詳述了。同時他還提出了舉行“大閱”的建議。大閱，就是大閱兵。一是能夠檢驗官兵能力勇氣如何，二是可宣示遠近，讓人知道皇帝已加緊了軍備，以此煞一煞狂虜的銳氣。
從嘉靖二十八年張居正上《論時政疏》起，迄今已經19年過去。這19年，官場歷練把他造就成了一個真正的相才。當年還不過是書生論政，頗逞意氣，現在提出的這幾條，都是成熟的治國之道。
《陳六事疏》的命運，也比以前的那一道疏好些，隆慶好歹批了幾個字，說“覽卿奏，俱深切時務，其見謀國忠懇，該院部看議行”。
奏疏交到各部去議了，有些大臣不禁感到興奮，總還可以談論一下實事了。都禦史王廷、戶部尚書馬森、兵部尚書霍冀，都有談感想的摺子上來。不過說一通，也就罷了。
張居正可能會失望，也可能會徹底明白——明朝的變革，靠的不是觀念，而是權力。一個末相，說得再多又怎樣。當然萬曆年間也有人看出來了。他這奏疏，雖然沒有毛遂自薦，但自我推銷的心機已經表露無遺（《國朝典故》）。張居正多年後回憶，說此舉是“往者冒昧，妄有所陳，誠激於時弊，不得已耳。”（《答廣西熊巡撫》）
冒昧我看倒談不上，有激情才是真的。
政治上的作為不作為，全在於有沒有激情。在位者若沒有激情，老百姓也就過悶罐式的日子吧。年年說皇恩浩蕩，年年卻是積弊如山，河清有日乎——我等到花兒都謝了！連街頭販夫都看得清的事，以皇帝的天縱英明，為什麽老看不見呢？
張居正的條陳一上，與高拱的思想不謀而合。高拱在嘉靖四十五年，也有一個《除八弊疏》準備上奏，不巧老皇帝要咽氣，就壓下一直沒交。高拱的條陳，簡直就是張居正《陳六事疏》的另一版本。我想，自此他對張居正另眼相看，視為同道，是大有可能的。
《陳六事疏》中法家的痕跡太重，當朝的心學一派和因循官僚自然如芒在背，誣張居正為“小人”的輿論也就從此發端（然忌我者也自此始矣）。
可是張居正白白背了這個黑鍋。
條陳在皇帝那裏幾乎沒有反響。但隆慶獨獨對“大閱”十分感興趣，他和武宗一樣，都願披戰袍、跨駿馬，裝一回大將軍。上疏第二年五月，隆慶下詔要準備秋季大閱。到九月，十多萬人馬齊集京城，京營、邊將、爵爺、錦衣衛特務輪翻操練、比試騎射。“龍旗照耀虎豹營”，一時間也是煙塵滾滾，煞有介事。
當時和後來都有人反對這次大閱，說是勞民傷財，花了二百萬（有誇張），擺個花架子；說是張居正為了討好皇帝才出的這餿主意，天下能有被你大閱兵嚇住的敵人嗎？有錢還不如接濟一下邊防軍家屬。但是閱兵畢竟起了點心理作用，境內就曾一度哄傳要收復河套了，估計俺答也知道了風聲——漢家郎畢竟不是好惹的。
隆慶初年張居正的這個上疏，不過是他後來龍吟虎嘯的一聲初啼。入閣後，他這還是頭一次露鋒芒。昏昏者隻見其奇談怪論，昭昭者卻能見出他誌在廓清。我們明白了他的抱負之後，也就可以索解他後來與高拱愈走愈近的原因。
張居正痛心疾首地指出，上述種種，皆耗財病民之大者。如果能嚴厲追查那些私吞國家財產的傢夥，把他們幹掉，又何必求索於窮困之民、而消耗國家的元氣呢？
——張居正先生一點也沒有危言聳聽。明代自正統年間以來，財政情況就一蟹不如一蟹，每況愈下。《真定府誌》載，成化以前，民間除了兩稅、草馬（供給邊防用）之外，不過給官家服幾天役而已。到了弘治以後，中央和地方兩級每年增派的稅收多了十倍。凡是官員級別高一點的，都盯著下麵的財富，公派的私加的，像老鷹攫肉，必獲乃已。小民怎能不因貧困而逃走？村裏壯丁不足服勞役的數，就加派田賦。這情景怎麽得了！
史載，當時的官員考核，就是一個稅收情況如何（長吏考課，唯問錢糧），其餘公務，不過虛應故事。到了這位隆慶爺，更是專派禦史到各地去“清庫”，有點錢就運回皇宮來供他玩樂。天天晚上狂遊燈會，喝酒取樂，以為盛世已經千秋萬代。
真的就千秋萬代了麽？燈山酒海裏，人也難清醒。草莽之夜哭泣，難以越高牆。
可是張先生關於“危民易於為非”的警告，並不是在嚇唬他。皇爺，禍起蕭牆的時候，上吊可都找不到安靜的地方！
最後一條，第六議，講的是邊防的事。這事，也是當務之急。
就在張居正上這道疏的前一年，隆慶元年九月，秋高馬肥，俺答曾率6萬騎犯邊，寇大同，陷石州，另一彪人馬土蠻部落犯薊鎮，抵灤河。北京再次戒嚴，有人甚至嚇得棄官逃走。到十月敵人才退去。大明帝國又被折騰一回。
張居正是個博覽群書的人，頗知兵事，負責國防後，更是相才將才兼備，確有些詭異的天賦。他對軍餉、兵源、選將等諸多事宜都有獨到見解，這裏就不詳述了。同時他還提出了舉行“大閱”的建議。大閱，就是大閱兵。一是能夠檢驗官兵能力勇氣如何，二是可宣示遠近，讓人知道皇帝已加緊了軍備，以此煞一煞狂虜的銳氣。
從嘉靖二十八年張居正上《論時政疏》起，迄今已經19年過去。這19年，官場歷練把他造就成了一個真正的相才。當年還不過是書生論政，頗逞意氣，現在提出的這幾條，都是成熟的治國之道。
《陳六事疏》的命運，也比以前的那一道疏好些，隆慶好歹批了幾個字，說“覽卿奏，俱深切時務，其見謀國忠懇，該院部看議行”。
奏疏交到各部去議了，有些大臣不禁感到興奮，總還可以談論一下實事了。都禦史王廷、戶部尚書馬森、兵部尚書霍冀，都有談感想的摺子上來。不過說一通，也就罷了。
張居正可能會失望，也可能會徹底明白——明朝的變革，靠的不是觀念，而是權力。一個末相，說得再多又怎樣。當然萬曆年間也有人看出來了。他這奏疏，雖然沒有毛遂自薦，但自我推銷的心機已經表露無遺（《國朝典故》）。張居正多年後回憶，說此舉是“往者冒昧，妄有所陳，誠激於時弊，不得已耳。”（《答廣西熊巡撫》）
冒昧我看倒談不上，有激情才是真的。
政治上的作為不作為，全在於有沒有激情。在位者若沒有激情，老百姓也就過悶罐式的日子吧。年年說皇恩浩蕩，年年卻是積弊如山，河清有日乎——我等到花兒都謝了！連街頭販夫都看得清的事，以皇帝的天縱英明，為什麽老看不見呢？
張居正的條陳一上，與高拱的思想不謀而合。高拱在嘉靖四十五年，也有一個《除八弊疏》準備上奏，不巧老皇帝要咽氣，就壓下一直沒交。高拱的條陳，簡直就是張居正《陳六事疏》的另一版本。我想，自此他對張居正另眼相看，視為同道，是大有可能的。
《陳六事疏》中法家的痕跡太重，當朝的心學一派和因循官僚自然如芒在背，誣張居正為“小人”的輿論也就從此發端（然忌我者也自此始矣）。
可是張居正白白背了這個黑鍋。
條陳在皇帝那裏幾乎沒有反響。但隆慶獨獨對“大閱”十分感興趣，他和武宗一樣，都願披戰袍、跨駿馬，裝一回大將軍。上疏第二年五月，隆慶下詔要準備秋季大閱。到九月，十多萬人馬齊集京城，京營、邊將、爵爺、錦衣衛特務輪翻操練、比試騎射。“龍旗照耀虎豹營”，一時間也是煙塵滾滾，煞有介事。
當時和後來都有人反對這次大閱，說是勞民傷財，花了二百萬（有誇張），擺個花架子；說是張居正為了討好皇帝才出的這餿主意，天下能有被你大閱兵嚇住的敵人嗎？有錢還不如接濟一下邊防軍家屬。但是閱兵畢竟起了點心理作用，境內就曾一度哄傳要收復河套了，估計俺答也知道了風聲——漢家郎畢竟不是好惹的。
隆慶初年張居正的這個上疏，不過是他後來龍吟虎嘯的一聲初啼。入閣後，他這還是頭一次露鋒芒。昏昏者隻見其奇談怪論，昭昭者卻能見出他誌在廓清。我們明白了他的抱負之後，也就可以索解他後來與高拱愈走愈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