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先生說，這是亂說。張居正入閣之初，吏部尚書楊博、戶部尚書葛守禮官都比他大，能力和官聲都相當不錯，居正要是“倨見”的話，人家也不可能買帳。這兩人，都是張居正平時比較敬畏的大佬，資歷就在那裏擺著，張居正一日躥升，就敢慢待人家，是決不可能的。
朱先生還舉了日後發生的一件事為例，說後來萬曆即位的時候，張居正當國（做首輔），啟用陸樹聲為禮部尚書。陸是嘉靖二十年進士，比張居正早兩科（早六年），張居正見陸，用的是後輩見先輩禮。一次，老陸到內閣拜訪張居正，見待客的座位放得太偏，這禮部首長就是不肯落座（因為不合乎禮）。張居正連忙改正了座次，老傢夥才坐下來。此事也見出張居正是個知道深淺的人物。我以為朱東潤先生說得有道理。
張居正入閣後不久，就擔任了《世宗實錄》總裁（總編輯），為死掉的嘉靖寫編年史，這又是隆慶皇帝的特別看重。
到了四月，春暖花開，麵向龍椅，吉星又一次爆發出強光。隆慶皇帝以重校“永樂大典成”的功勞，升張居正為禮部尚書（正二品），兼英武殿大學士。正二品的官兒，已經趕上當年賞識他的那個顧璘大人了，可以挎著犀帶而招搖過市。
然而勢頭還沒有停止。到隆慶二年正月，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這已是從一品的虛銜了！
噹噹噹噹！
張居正真的是吉星高照，額頭放光了！從一個以前的從五品侍講，僅一年多的時間，就頂上了從一品的榮銜，這是連升八級。就連為他寫明史本傳的人，在寫到他的遷升之速時，也禁不住用了驚嘆的筆調——“去學士五品僅歲餘”！
且驚且嘆。可以想像得出，執筆人在燭光下使勁拍桌子的那種樣子。
令人驚奇的還有呢，按照明代的官製，大學士這一職務的品級是有彈性的。它本身的官階僅有正五品，不高。但如果兼任了尚書、侍郎，則品秩可加得很高，從武宗時期起固定加官為正一品。也就是說，張居正的入閣，是以侍郎兼大學士的，官階是正一品！“從五品”——“正一品”，這是整整升了九級！
在中國近代的戲文中，“連升三級”，基本就是個理想化的概念，甚至帶有荒誕意味，但在張居正的身上，荒誕變成了無法搖撼的事實。
當然，這僅是金光閃閃的一麵。
我們再來看另一麵。自嘉靖年間起，內閣地位空前提高，六部尚書完全淪為內閣的屬吏，事事須向閣臣請示，內閣成了一塊香餑餑。而在內閣的內部，也分出了首輔、次輔、群輔三個檔次，首輔的權力遠高過其他人，諸閣臣隻能望其項背。
這樣失衡的權力設置，相差如此懸殊的政治地位，必然引得很多人去爭首輔之位。因此閣臣之間“內相猜若水火”的事，就接二連三地發生。有人說，嘉靖以來的首輔，莫不是依靠傾軋排擠得來的，這完全是事實。政壇老將張璁就曾哀嘆：“從來內閣之臣，鮮有能善終者。”（《明神宗實錄》）
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玩火者的終局是自焚——沒有人能笑到最後。
所以，入閣實際是一場懸崖之舞，很少有人不失手的。
最可怕的是，皇帝對於內閣的授權或放權，是沒有法律界定的，全憑一己的好惡。皇帝對於輔臣的評價，也是非理性的居多，有如小家千金豢養寵物。大臣地位甚至不如寵物，錦衣衛、東廠（秘密警察）就是對付大臣的。輔臣的言行，甚至輔臣家中僕人的舉動，都在被監視之中。高官之途，就是一條鋼絲繩，“盪呀麽盪悠悠”，險象環生。
一旦帝眷衰退，或者什麽言論觸了“逆鱗”（觸犯了皇帝的脾氣），那就會失權、丟位、甚至掉腦袋。如夏言、嚴嵩那樣的行政高手，也都在所不免。
所以入閣就是一場賭博，是皇帝拿著殽子，讓大臣下注，輸贏是皇帝說了算，而不是你自己玩得高明不高明。
在職的輝煌和失位的倉皇，構成了一個最有吸引力的賭局。不斷有人甘願飛蛾撲火。
這就是人性。
這就是“權力尊嚴”的魅力。為看到屬官的諂媚，為看到賄金源源不斷，人們隻迷醉於這隻夜光杯美酒蕩漾的時候，不大考慮它被粉碎的時候。
張居正眼下踏入的，就是這種高處不勝寒的地方。
他考慮到後果沒有？他預測過前景沒有？他究竟有多少勝算？客觀地說，他有過考慮，但不可能清晰地預見到來日的禍福。
他的選擇，是一往無前。因為他所尊崇的人生哲學，與他的老師大不相同。徐階崇拜的是“陸（象山）王（陽明）心學”，認為凡事“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心之本體即是天理”，主張“致良知”。
什麽叫“良知”？天知道！大概就是前幾年我們這裏流行的“人文關懷”吧？反正是求諸個人道德淨化，遇事可以權變，不要固執，不能硬來。治國，講究一個靜，一個平衡，維持現狀為好。老宰相“一味甘草”的外號，就是這麽來的。
而張居正不同。他是講究“實學”的，痛恨“士習人情，漸落晚宋窠臼”（《答少司馬楊二山》）。他說，現在的迂闊虛談之士，動不動就拿宋末的亂政來影射現在，然而都是別人嚼過的糟粕，無助於實用。
朱先生還舉了日後發生的一件事為例，說後來萬曆即位的時候，張居正當國（做首輔），啟用陸樹聲為禮部尚書。陸是嘉靖二十年進士，比張居正早兩科（早六年），張居正見陸，用的是後輩見先輩禮。一次，老陸到內閣拜訪張居正，見待客的座位放得太偏，這禮部首長就是不肯落座（因為不合乎禮）。張居正連忙改正了座次，老傢夥才坐下來。此事也見出張居正是個知道深淺的人物。我以為朱東潤先生說得有道理。
張居正入閣後不久，就擔任了《世宗實錄》總裁（總編輯），為死掉的嘉靖寫編年史，這又是隆慶皇帝的特別看重。
到了四月，春暖花開，麵向龍椅，吉星又一次爆發出強光。隆慶皇帝以重校“永樂大典成”的功勞，升張居正為禮部尚書（正二品），兼英武殿大學士。正二品的官兒，已經趕上當年賞識他的那個顧璘大人了，可以挎著犀帶而招搖過市。
然而勢頭還沒有停止。到隆慶二年正月，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這已是從一品的虛銜了！
噹噹噹噹！
張居正真的是吉星高照，額頭放光了！從一個以前的從五品侍講，僅一年多的時間，就頂上了從一品的榮銜，這是連升八級。就連為他寫明史本傳的人，在寫到他的遷升之速時，也禁不住用了驚嘆的筆調——“去學士五品僅歲餘”！
且驚且嘆。可以想像得出，執筆人在燭光下使勁拍桌子的那種樣子。
令人驚奇的還有呢，按照明代的官製，大學士這一職務的品級是有彈性的。它本身的官階僅有正五品，不高。但如果兼任了尚書、侍郎，則品秩可加得很高，從武宗時期起固定加官為正一品。也就是說，張居正的入閣，是以侍郎兼大學士的，官階是正一品！“從五品”——“正一品”，這是整整升了九級！
在中國近代的戲文中，“連升三級”，基本就是個理想化的概念，甚至帶有荒誕意味，但在張居正的身上，荒誕變成了無法搖撼的事實。
當然，這僅是金光閃閃的一麵。
我們再來看另一麵。自嘉靖年間起，內閣地位空前提高，六部尚書完全淪為內閣的屬吏，事事須向閣臣請示，內閣成了一塊香餑餑。而在內閣的內部，也分出了首輔、次輔、群輔三個檔次，首輔的權力遠高過其他人，諸閣臣隻能望其項背。
這樣失衡的權力設置，相差如此懸殊的政治地位，必然引得很多人去爭首輔之位。因此閣臣之間“內相猜若水火”的事，就接二連三地發生。有人說，嘉靖以來的首輔，莫不是依靠傾軋排擠得來的，這完全是事實。政壇老將張璁就曾哀嘆：“從來內閣之臣，鮮有能善終者。”（《明神宗實錄》）
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玩火者的終局是自焚——沒有人能笑到最後。
所以，入閣實際是一場懸崖之舞，很少有人不失手的。
最可怕的是，皇帝對於內閣的授權或放權，是沒有法律界定的，全憑一己的好惡。皇帝對於輔臣的評價，也是非理性的居多，有如小家千金豢養寵物。大臣地位甚至不如寵物，錦衣衛、東廠（秘密警察）就是對付大臣的。輔臣的言行，甚至輔臣家中僕人的舉動，都在被監視之中。高官之途，就是一條鋼絲繩，“盪呀麽盪悠悠”，險象環生。
一旦帝眷衰退，或者什麽言論觸了“逆鱗”（觸犯了皇帝的脾氣），那就會失權、丟位、甚至掉腦袋。如夏言、嚴嵩那樣的行政高手，也都在所不免。
所以入閣就是一場賭博，是皇帝拿著殽子，讓大臣下注，輸贏是皇帝說了算，而不是你自己玩得高明不高明。
在職的輝煌和失位的倉皇，構成了一個最有吸引力的賭局。不斷有人甘願飛蛾撲火。
這就是人性。
這就是“權力尊嚴”的魅力。為看到屬官的諂媚，為看到賄金源源不斷，人們隻迷醉於這隻夜光杯美酒蕩漾的時候，不大考慮它被粉碎的時候。
張居正眼下踏入的，就是這種高處不勝寒的地方。
他考慮到後果沒有？他預測過前景沒有？他究竟有多少勝算？客觀地說，他有過考慮，但不可能清晰地預見到來日的禍福。
他的選擇，是一往無前。因為他所尊崇的人生哲學，與他的老師大不相同。徐階崇拜的是“陸（象山）王（陽明）心學”，認為凡事“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心之本體即是天理”，主張“致良知”。
什麽叫“良知”？天知道！大概就是前幾年我們這裏流行的“人文關懷”吧？反正是求諸個人道德淨化，遇事可以權變，不要固執，不能硬來。治國，講究一個靜，一個平衡，維持現狀為好。老宰相“一味甘草”的外號，就是這麽來的。
而張居正不同。他是講究“實學”的，痛恨“士習人情，漸落晚宋窠臼”（《答少司馬楊二山》）。他說，現在的迂闊虛談之士，動不動就拿宋末的亂政來影射現在，然而都是別人嚼過的糟粕，無助於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