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是指誰說的？”亞歷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笑笑說。她放下書，站了起來。
“指所有你們這些人！”方友春轉身向前，“這些搞政治的人！”
亞歷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拍了拍他的後背。
“行了，消消氣吧，”她和解的說，“你這是何苦的呢，嗯？……我要是什麽也不知道。時間一到，就會把任務告訴我們的。被發神經了，走，吃飯去吧。……”
方友春哭喪著臉，從上鋪笨拙地爬了下來。
走廊裏空無一人。他們經過通道，又穿過一節車廂。方友春在前，亞歷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在後。快到餐車前，方友春站住了。
“你先去，我就來……”他用眼睛示意廁所的門，“就給我訂一份牛奶。餐車上的飯我不愛吃。”
餐車的門呯的關上之後，方友春又等了幾秒鍾，便從廁所裏溜出來。他掏出一把鐵路專用的三棱鑰匙，插到鑰匙孔裏轉了一下，門拉手的上方出現了“有人”的字樣。
他順道跑回自己的包房。進去後，回身把門反鎖上，一躍便跳到上鋪，把黃皮箱拿過來，先查看了一下鎖、皮帶，有用耳朵仔細聽了聽，沒有什麽異樣。這時他不慌不忙地解開皮帶，從小茶幾上的筐裏的毛線球中，順手抽出一支毛活針，把尖的一端插進鎖孔裏去。
“穩住，穩住，”方友春不停安慰自己，“時間還有。”
鎖扣哢噠一聲，開了。箱子裏放著男人的衣物。幾件汗衫、領帶和內衣內褲，還有方友春每天早晨穿著跑步的那件睡衣，是幾天前才送到洗衣店去的。
方友春小心翼翼地盡量不把衣服弄皺，一件件從箱子裏取出來，疊放在沙發上。拿空之後，他又把箱子拎在手中掂了掂分量，覺得沉甸甸的。他用手把蓋和底摸了一遍，沒有發現什麽可疑的跡象。有查看裏一下四框，嗷，原來如此，在後框上有個夾層。
方友春用毛線針尖端仔細地起開暗蓋，暗蓋打開了。夾層裏麵放著一支手槍。方友春用手帕墊著，把槍輕輕地從箱子裏拿了出來。手槍柄上刻著一圈字：“獎給英勇的紅軍指揮員、為實現世界革命的理想而奮鬥的戰士。第七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一九二零年十一月十七號。”方友春墊著手帕的另一角握著槍管，先把子彈取出來，然後又把槍機拆開，輕輕地把撞針簧拿出，放到口袋裏。
他把手槍放回原處，又把衣服一件件地放回了箱子。他心裏推斷：“既然這隻手槍瞞著我，那就很可能是來對付我的。需要時再安裝彈簧並不難，現在這樣倒是安全些。”
餐車裏是空曠的，沒有幾個人。除了亞歷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之外，用餐者隻有田村先生和他的那個年輕護衛。
“日安，夫人，您來點什麽？”侍應生笑眯眯地說。
“先給我丈夫來杯牛奶，他這就來。”亞歷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看了看表。
自從亞歷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第一次見到方友春之後，一種莫名奇妙的不安和煩躁就總在纏繞著她。這樣一個又愚笨、又瑣碎、又膽小的傢夥，時不時地用用一雙狗眼瞟著她，整宿整宿地唉聲嘆氣－－－簡直叫人不堪忍受！自從亞歷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與日本人合作以來，她還是第一次感到這樣不自在。
她是二十一歲那年從蘇聯逃亡出來的，出身於維亞特卡的一個舊軍官家庭，父母挖空心思想使自己的女兒幸福，而他們對女兒幸福的設想有都和列寧格勒聯繫在一起。他們使盡了各種正當和不正當的手段，總算拉上了為數不多的幾個關係，並攀上了唯一一門列寧格勒的親戚－－－－一位退役的將軍的遺孀，這樣他們才得以把薩沙送進斯莫爾尼學院。
薩沙後來每當回想起自己最初幾年的學習生活時，總覺得除了種種的羞辱－－－自己的卑躬屈膝、自尊心所受到的ling辱以及由於貧窮和土氣而受到的嘲弄－－－歷歷在目以外，便在再無其他的東西了。她對自己的過去感到羞恥。當然，對童年她也有溫情脈脈的回憶，她會想起小時候坐到陽光投到地板上所形成的一個小光斑中的情景，或者是第一次看到河中行駛著輪船那種神奇的感受；可是一想起家中的地板是木板刷油的，而不是橡木的，家鄉的河也並不是兩岸花崗岩堤岸的涅瓦河；而隻是兩岸蔥綠的，架著小木橋的，村婦在岸邊捶打著衣物的，一年一度跑著冰排的維亞特卡河－－－－一想起這些，薩沙美好的回憶就全都被破壞了。
薩沙選了父母有權有勢的瓦連卡·裏沃娃做朋友，是毫不奇怪的。瓦連卡嫵媚而又單純。她夠不上優等生，因為世界上她最喜愛的是跳舞、女紅和夜間在宿舍裏唧唧喳喳地講鬼故事。瓦連卡很佩服薩沙，薩沙在學校裏名列前茅，博聞多識，最叫瓦連卡羨慕的是薩沙能夠記住讀過的東西。
薩沙也眷戀著瓦連卡。觸動薩沙心的，與其說是裏沃夫家中的豪華和闊氣，不如說是瓦連卡接待她時的那種隨隨便便的態度和得知薩沙自己梳頭、自己編髮辮後的那種打心眼裏吃驚的神態……
越接近畢業，姑娘們在談話中就越經常地涉及到“未婚夫”啦，“出嫁”啦，“嫁妝”啦，這一類的事情。那個唯一可以暢通無阻地從外麵直接進入學院的賣油炸包的小販，也越來越頻繁地在藍底把秘密情書夾帶進來。宿舍裏直到深夜還是一片嘰嘰喳喳的耳語，不過誰也沒興趣再講那些神鬼故事了。
“指所有你們這些人！”方友春轉身向前，“這些搞政治的人！”
亞歷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拍了拍他的後背。
“行了，消消氣吧，”她和解的說，“你這是何苦的呢，嗯？……我要是什麽也不知道。時間一到，就會把任務告訴我們的。被發神經了，走，吃飯去吧。……”
方友春哭喪著臉，從上鋪笨拙地爬了下來。
走廊裏空無一人。他們經過通道，又穿過一節車廂。方友春在前，亞歷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在後。快到餐車前，方友春站住了。
“你先去，我就來……”他用眼睛示意廁所的門，“就給我訂一份牛奶。餐車上的飯我不愛吃。”
餐車的門呯的關上之後，方友春又等了幾秒鍾，便從廁所裏溜出來。他掏出一把鐵路專用的三棱鑰匙，插到鑰匙孔裏轉了一下，門拉手的上方出現了“有人”的字樣。
他順道跑回自己的包房。進去後，回身把門反鎖上，一躍便跳到上鋪，把黃皮箱拿過來，先查看了一下鎖、皮帶，有用耳朵仔細聽了聽，沒有什麽異樣。這時他不慌不忙地解開皮帶，從小茶幾上的筐裏的毛線球中，順手抽出一支毛活針，把尖的一端插進鎖孔裏去。
“穩住，穩住，”方友春不停安慰自己，“時間還有。”
鎖扣哢噠一聲，開了。箱子裏放著男人的衣物。幾件汗衫、領帶和內衣內褲，還有方友春每天早晨穿著跑步的那件睡衣，是幾天前才送到洗衣店去的。
方友春小心翼翼地盡量不把衣服弄皺，一件件從箱子裏取出來，疊放在沙發上。拿空之後，他又把箱子拎在手中掂了掂分量，覺得沉甸甸的。他用手把蓋和底摸了一遍，沒有發現什麽可疑的跡象。有查看裏一下四框，嗷，原來如此，在後框上有個夾層。
方友春用毛線針尖端仔細地起開暗蓋，暗蓋打開了。夾層裏麵放著一支手槍。方友春用手帕墊著，把槍輕輕地從箱子裏拿了出來。手槍柄上刻著一圈字：“獎給英勇的紅軍指揮員、為實現世界革命的理想而奮鬥的戰士。第七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一九二零年十一月十七號。”方友春墊著手帕的另一角握著槍管，先把子彈取出來，然後又把槍機拆開，輕輕地把撞針簧拿出，放到口袋裏。
他把手槍放回原處，又把衣服一件件地放回了箱子。他心裏推斷：“既然這隻手槍瞞著我，那就很可能是來對付我的。需要時再安裝彈簧並不難，現在這樣倒是安全些。”
餐車裏是空曠的，沒有幾個人。除了亞歷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之外，用餐者隻有田村先生和他的那個年輕護衛。
“日安，夫人，您來點什麽？”侍應生笑眯眯地說。
“先給我丈夫來杯牛奶，他這就來。”亞歷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看了看表。
自從亞歷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第一次見到方友春之後，一種莫名奇妙的不安和煩躁就總在纏繞著她。這樣一個又愚笨、又瑣碎、又膽小的傢夥，時不時地用用一雙狗眼瞟著她，整宿整宿地唉聲嘆氣－－－簡直叫人不堪忍受！自從亞歷山德拉·季莫菲耶芙娜與日本人合作以來，她還是第一次感到這樣不自在。
她是二十一歲那年從蘇聯逃亡出來的，出身於維亞特卡的一個舊軍官家庭，父母挖空心思想使自己的女兒幸福，而他們對女兒幸福的設想有都和列寧格勒聯繫在一起。他們使盡了各種正當和不正當的手段，總算拉上了為數不多的幾個關係，並攀上了唯一一門列寧格勒的親戚－－－－一位退役的將軍的遺孀，這樣他們才得以把薩沙送進斯莫爾尼學院。
薩沙後來每當回想起自己最初幾年的學習生活時，總覺得除了種種的羞辱－－－自己的卑躬屈膝、自尊心所受到的ling辱以及由於貧窮和土氣而受到的嘲弄－－－歷歷在目以外，便在再無其他的東西了。她對自己的過去感到羞恥。當然，對童年她也有溫情脈脈的回憶，她會想起小時候坐到陽光投到地板上所形成的一個小光斑中的情景，或者是第一次看到河中行駛著輪船那種神奇的感受；可是一想起家中的地板是木板刷油的，而不是橡木的，家鄉的河也並不是兩岸花崗岩堤岸的涅瓦河；而隻是兩岸蔥綠的，架著小木橋的，村婦在岸邊捶打著衣物的，一年一度跑著冰排的維亞特卡河－－－－一想起這些，薩沙美好的回憶就全都被破壞了。
薩沙選了父母有權有勢的瓦連卡·裏沃娃做朋友，是毫不奇怪的。瓦連卡嫵媚而又單純。她夠不上優等生，因為世界上她最喜愛的是跳舞、女紅和夜間在宿舍裏唧唧喳喳地講鬼故事。瓦連卡很佩服薩沙，薩沙在學校裏名列前茅，博聞多識，最叫瓦連卡羨慕的是薩沙能夠記住讀過的東西。
薩沙也眷戀著瓦連卡。觸動薩沙心的，與其說是裏沃夫家中的豪華和闊氣，不如說是瓦連卡接待她時的那種隨隨便便的態度和得知薩沙自己梳頭、自己編髮辮後的那種打心眼裏吃驚的神態……
越接近畢業，姑娘們在談話中就越經常地涉及到“未婚夫”啦，“出嫁”啦，“嫁妝”啦，這一類的事情。那個唯一可以暢通無阻地從外麵直接進入學院的賣油炸包的小販，也越來越頻繁地在藍底把秘密情書夾帶進來。宿舍裏直到深夜還是一片嘰嘰喳喳的耳語，不過誰也沒興趣再講那些神鬼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