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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家一起經歷唐朝盛典 作者：邢群麟+楊艷麗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東市”在隋代時被稱為“都會市”，唐朝時改為東市。位於長安城東，東西南北各長六百步(約1000米)。四麵各開二門，中有“井”字形四條大街，把該市劃分成九個方形區域。據北宋初宋敏求作的《長安誌》記載，東市經營的商品門類有220行，“四方珍奇，皆所積集”。唐武宗時，一天東市失火，燒毀曹門以西12行4000多家。由此推算，一行有300多家，東市的220行，店鋪總數估計應超萬家，可想當時東市的繁榮景象。
“西市”在隋代被稱為“利人市”，唐代改為西市。位於長安城西，四麵各開二門，市內有四條大街，把該市分成九個方形區域。街寬各百步，兩側有衣肆、藥材肆、墳典肆、鞧轡行、絹行、秤行、麩行、帛行、寄附鋪，經營各種商品交易的商賈近千家。大街四周又設有很多旅舍、旗亭酒肆及飲食攤點。通過絲綢之路來到長安經商的西域及中亞、西亞等地的“胡人”也多聚集該市，經營金銀珠寶，併購買有中國特點的絲綢、瓷器等運回國去轉賣。盛唐以後，西市的繁榮超過了東市，被人稱為“金市”。
費正清先生指出：“長安的這種布局從一個側麵展示了唐朝初期的統治是多麽井井有條。寬闊壯觀的市容代表了王朝的繁榮富強。中國在7世紀時是遙遙領先於世界各國的。漢朝時中國與地中海地區並駕齊驅，而唐朝開始的1000年中，中國成為世界上最為強大、富裕和先進的國家。”
唐代長安城在規劃和建設方麵的經驗對其後中國國都及國外城市建設起到了重要的借鑑作用。如宋代開封城和元、明、清北京城就沿襲了長安城的特點。日本的京都城和奈良城的建設也吸收了唐長安城的經驗。
根據考古學家發掘和史籍記載，長安工商業的發展超過隋代。這首先表現在人口的數量上，當時的長安擁有近200萬人口，需要消耗大量的物資，因此來自四麵八方的商人都匯集在長安，興販貿易，推動長安東、西兩市的商業走向興旺繁茂。
當你走在唐朝的京城看到應有盡有、琳琅滿目的商品時，你一定會為唐人高度發達的手工業而驚嘆不已。
一般而言，在比較綜合國力的各項內容時，經濟指數應該是第一位的。唐朝與前朝相比較，其經濟上的進步乃至飛躍是多方麵的，除了農業，還有手工業和商業，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商業都市。
織紝是民間最廣泛的手工業。定州、益州、揚州都以織造特種花紋的綾錦聞名。我們從唐人的服飾上便可窺見一斑了。唐代女性時尚的主要潮流是：服裝樣式由遮蔽而趨暴露，花紋由簡單趨於複雜，風格由簡樸趨於奢華，體型由清秀而趨豐腴。服裝的麵料也是相當講究：綢裙、羅裙、紗裙、金縷裙、銀泥裙等等，讓你眼花繚亂。這裏麵還有一段小故事：唐中宗之女安樂公主的裙子用了各種奇禽的毛織成，正看為一色，側看為一色，日中為一色，影中為一色，而且裙上呈現出百鳥的形態，可謂曠世罕見的奇美奢絕。此後官員、百姓紛紛仿效，“山林奇禽異獸，搜山滿穀，掃地無遺”——導致了一場野生珍禽異獸的浩劫。從動物保護的角度來看，這種做法是要受到批判的，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也證明了唐朝織紝技藝的高超。
唐朝的製瓷技術享譽世界。邢州白瓷像銀木麗雪，越州青瓷木麗玉木麗冰。還有最著名的“唐三彩”，在白地陶胎上，刷上無色釉，再用黃、綠、青三色加以裝飾，多姿多彩、花團錦簇，可視為盛唐氣象的一大寫照。
東漢蔡倫的造紙術在唐代有了更大的發展。新型材料的不斷被發現，讓紙的價格迅速下降，也讓包括書籍在內的各種紙製品在社會生活中得到普及。
這些隻是許多手工業的一小部分，唐朝的手工業確實超過了以前各代。在手工業增長的同時，農業卻沒有顯著的提高。範文瀾分析道：“手工業的進展與統治階級從農業方麵取得財務的增加是聯繫著的。隋唐以及後來的封建王朝，盡管每畝產量不比兩漢有所提高，但中國南部的繼續開發，卻使統治者取得大量的財物，藉以滿足奢侈品的需要。”因此，從唐朝中期開始，農民破產流亡，農業一直在下降，手工業卻一直在上升，與手工業聯繫緊密的商業也在上升。
從“飛錢”到“揚一益二”的商業繁榮
蓋飛錢之行，大都由巨商為之(特別為茶商)，初非政府所定之製度，且為政府所嫌惡，觀《舊唐書·食貨誌》上明言“茶商等公私便換見錢，並須禁斷”可知。
——李劍農
在唐代興旺的商業活動中出現了一種新事物——“飛錢”。
嚴格說來，“飛錢”隻是唐人俗稱。《新唐書·食貨誌》記載：“（憲宗）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憑紙券取錢而不必運輸，錢無翅而飛，故曰“飛錢”。在官府文案中，這種現象叫“便換”。
關於飛錢的產生，李劍農先生認為：“蓋飛錢之行，大都由巨商為之(特別為茶商)，初非政府所定之製度，且為政府所嫌惡，觀《舊唐書·食貨誌》上明言’‘茶商等公私便換見錢，並須禁斷’‘可知。”
“西市”在隋代被稱為“利人市”，唐代改為西市。位於長安城西，四麵各開二門，市內有四條大街，把該市分成九個方形區域。街寬各百步，兩側有衣肆、藥材肆、墳典肆、鞧轡行、絹行、秤行、麩行、帛行、寄附鋪，經營各種商品交易的商賈近千家。大街四周又設有很多旅舍、旗亭酒肆及飲食攤點。通過絲綢之路來到長安經商的西域及中亞、西亞等地的“胡人”也多聚集該市，經營金銀珠寶，併購買有中國特點的絲綢、瓷器等運回國去轉賣。盛唐以後，西市的繁榮超過了東市，被人稱為“金市”。
費正清先生指出：“長安的這種布局從一個側麵展示了唐朝初期的統治是多麽井井有條。寬闊壯觀的市容代表了王朝的繁榮富強。中國在7世紀時是遙遙領先於世界各國的。漢朝時中國與地中海地區並駕齊驅，而唐朝開始的1000年中，中國成為世界上最為強大、富裕和先進的國家。”
唐代長安城在規劃和建設方麵的經驗對其後中國國都及國外城市建設起到了重要的借鑑作用。如宋代開封城和元、明、清北京城就沿襲了長安城的特點。日本的京都城和奈良城的建設也吸收了唐長安城的經驗。
根據考古學家發掘和史籍記載，長安工商業的發展超過隋代。這首先表現在人口的數量上，當時的長安擁有近200萬人口，需要消耗大量的物資，因此來自四麵八方的商人都匯集在長安，興販貿易，推動長安東、西兩市的商業走向興旺繁茂。
當你走在唐朝的京城看到應有盡有、琳琅滿目的商品時，你一定會為唐人高度發達的手工業而驚嘆不已。
一般而言，在比較綜合國力的各項內容時，經濟指數應該是第一位的。唐朝與前朝相比較，其經濟上的進步乃至飛躍是多方麵的，除了農業，還有手工業和商業，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商業都市。
織紝是民間最廣泛的手工業。定州、益州、揚州都以織造特種花紋的綾錦聞名。我們從唐人的服飾上便可窺見一斑了。唐代女性時尚的主要潮流是：服裝樣式由遮蔽而趨暴露，花紋由簡單趨於複雜，風格由簡樸趨於奢華，體型由清秀而趨豐腴。服裝的麵料也是相當講究：綢裙、羅裙、紗裙、金縷裙、銀泥裙等等，讓你眼花繚亂。這裏麵還有一段小故事：唐中宗之女安樂公主的裙子用了各種奇禽的毛織成，正看為一色，側看為一色，日中為一色，影中為一色，而且裙上呈現出百鳥的形態，可謂曠世罕見的奇美奢絕。此後官員、百姓紛紛仿效，“山林奇禽異獸，搜山滿穀，掃地無遺”——導致了一場野生珍禽異獸的浩劫。從動物保護的角度來看，這種做法是要受到批判的，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也證明了唐朝織紝技藝的高超。
唐朝的製瓷技術享譽世界。邢州白瓷像銀木麗雪，越州青瓷木麗玉木麗冰。還有最著名的“唐三彩”，在白地陶胎上，刷上無色釉，再用黃、綠、青三色加以裝飾，多姿多彩、花團錦簇，可視為盛唐氣象的一大寫照。
東漢蔡倫的造紙術在唐代有了更大的發展。新型材料的不斷被發現，讓紙的價格迅速下降，也讓包括書籍在內的各種紙製品在社會生活中得到普及。
這些隻是許多手工業的一小部分，唐朝的手工業確實超過了以前各代。在手工業增長的同時，農業卻沒有顯著的提高。範文瀾分析道：“手工業的進展與統治階級從農業方麵取得財務的增加是聯繫著的。隋唐以及後來的封建王朝，盡管每畝產量不比兩漢有所提高，但中國南部的繼續開發，卻使統治者取得大量的財物，藉以滿足奢侈品的需要。”因此，從唐朝中期開始，農民破產流亡，農業一直在下降，手工業卻一直在上升，與手工業聯繫緊密的商業也在上升。
從“飛錢”到“揚一益二”的商業繁榮
蓋飛錢之行，大都由巨商為之(特別為茶商)，初非政府所定之製度，且為政府所嫌惡，觀《舊唐書·食貨誌》上明言“茶商等公私便換見錢，並須禁斷”可知。
——李劍農
在唐代興旺的商業活動中出現了一種新事物——“飛錢”。
嚴格說來，“飛錢”隻是唐人俗稱。《新唐書·食貨誌》記載：“（憲宗）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憑紙券取錢而不必運輸，錢無翅而飛，故曰“飛錢”。在官府文案中，這種現象叫“便換”。
關於飛錢的產生，李劍農先生認為：“蓋飛錢之行，大都由巨商為之(特別為茶商)，初非政府所定之製度，且為政府所嫌惡，觀《舊唐書·食貨誌》上明言’‘茶商等公私便換見錢，並須禁斷’‘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