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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家一起經歷唐朝盛典 作者：邢群麟+楊艷麗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建國伊始，百廢待興。唐高祖在戰火紛飛的內戰中要重建一個能行之有效的中央政府，必然會遇到很大的困難。
在公元617年唐軍攻克隋都的時候，紙張極為緊缺，官吏們隻得利用以前隋朝和北周的文卷的反麵來書寫。隋朝的國庫和倉儲本來幾乎空無所有，後來由於唐高祖喜歡大賞他的支持者而弄得更加空虛。經濟的不穩定讓人們的心理產生恐慌和疑問。唐王朝是否是個短命王朝？他還能繼續堅持多久？
李淵沒有讓唐人失望，唐王朝逐步擴大的領土統治權顯示了它的軍事力量，繼而恢復了它的財政地位並漸漸獲得了民眾的信任。費正清說：“唐王朝在高祖統治下勝利地建成了政治、經濟和軍事等製度。它們不僅成了唐代的標誌，在許多方麵繼續深深地影響了直至20世紀的中國的文明，並且還為受中國深刻影響的東亞新興諸國——日本、朝鮮和越南一一提供了基本製度的樣板。”
唐朝中央政府的基本結構承襲了隋代所用的三省製度，並逐步被合理化，每一省的職能都得到明確的分工。唐高祖擁有一個最信得過的領導班底：他的密友，他的老臣宿衛，他的親朋故舊。事實上，唐高祖的中央高級官員不外乎由下列三種人組成：經驗豐富的隋朝官吏；北周、北齊或隋代官吏的子孫；以前各朝代皇室的遺裔。
唐高祖是在摸著石頭過河，“他以這種方式組成的官僚體製，是它的力量的一種源泉。它的成員們絕大多數都有從政經驗。大部分高級官員都與皇室有關係，這有助於加強唐王朝的統治，而他們所體現的唐王朝的五湖四海的廣泛性則能消除全國不同人士的疑慮，從而促進國家的重新統一。”（費正清）
高祖在總結隋朝用人得失時候說：“隋末無道，上下互相蒙蔽，皇上驕橫，臣下諂媚奸佞之徒不斷。朕撥亂反正，誌在安邦定國，平定亂世要用武將，守城治國要靠文臣，使他們各盡其才，國家才能安枕無憂。”
因此，高祖開科取士。其中孫伏伽是唐代第一科狀元，很受李淵的重視。孫伏伽曾於武德初年上書，坦言三事：一是“開言路”；二是廢“百戲散樂”；三是請“為皇太子及諸王慎選僚友”，這三項建議非常中肯。李淵看後大喜，任命他為治書侍禦史，並賜帛三百匹作為獎勵。不久，孫伏伽又在滅王世充、竇建德後，建議李淵取消追究王、竇餘黨的命令，又為平定邊防、減稅賦等事頻頻上表獻策，又請設“諫官”一職，李淵都虛心採納了。可見李淵在納諫方麵也是可圈可點的。
《舊唐書》中稱讚唐高祖善於決策並知人善任，重用了大量有才之士，但也指出了李淵的一些過失。書中說他“誅文靜則議法不從，酬裴寂則曲恩太過”。這句話論述的是唐高祖斬殺劉文靜這件事。劉文靜是李淵起兵時候的功臣，是唐朝的開國元勛。他居功自傲，自恃才能遠過於裴寂。而裴寂卻位在其上，在他看來這隻是因為裴寂是李淵故舊。每論政事，劉文靜對裴寂多有駁難，有一次和自己的弟弟散騎常侍劉文起飲酒時，酒後亂言，拔刀擊柱說：“當斬寂！”結果被別人告知李淵。李淵派人審訊，劉文靜答道：“昔在大將軍府時，我和裴寂是一樣的官職。現在裴寂已是僕射了，居甲第，而臣卻官位低於他，家境也一般，怎能沒有怨言呢？”李淵說：“文靜此言，明擺著是要造反。”李世民也曾試圖營救劉文靜卻沒有成功。裴寂趁機說道：“文靜多權詭，而性猜險，忿不顧難，醜言怪節已暴驗，今天下未靖，恐為後憂。”李淵遂殺劉文靜。臨刑的時候，劉文靜拍著胸脯慨嘆道：“高鳥盡，良弓藏，果不妄。”這可能是李淵在用人上最大的過失。
李淵這麽做也是有自己的考慮，一方麵是警告李世民不要居功自傲，另一方麵是怕劉文靜泄露他當年屈節於突厥的事情。這些雖然是後人的分析，但是不管怎麽說，對待功臣如此，確實是他用人中的一個重大失誤，這可能是君王維護其權威的必要手段吧。
再完備的製度如果沒有經濟作為支撐也會變得軟弱無力。麵對唐朝建國初期的財政困境，李淵首先依靠唐軍擄掠的戰利品和從隋王朝的金庫及倉廒中所獵取的財物解了燃眉之急，但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所以，唐高祖恢復了由國家控製土地使用和土地分配的均田製度，這是在北魏時期建立的一種製度，後來在北朝和隋代都一直沿用。
李淵為什麽要建立這一製度呢？其用意是要根據成年男性納稅人的年齡和社會身份保證給他們一定數量的土地，並限製個人手中所擁有的土地數量和他們自由處理土地財產的權利。與此同時，政府還建立了一種直接稅製，即租一庸一調製，在這裏規定了每一個登記在籍的納稅人都得支付一定數量的穀物、布匹，並定期服勞役。
唐朝最初使用隋朝的五銖錢，後來唐高祖對唐代的貨幣製度也實行了改革。自從漢代滅亡以來，隋代第一次試圖給中國北方提供一個可行的貨幣製度，但事實證明，它是很不夠的；隋朝後期隨著公共秩序的瓦解，偽造貨幣之風十分猖獗。其結果是，人民使用各種商品以取代錢幣。公元621年，皇帝開始鑄造其大小、輕重和成色都劃一的新鑄幣。新幣取名為開元通寶，終唐之世它都是法定貨幣。
在公元617年唐軍攻克隋都的時候，紙張極為緊缺，官吏們隻得利用以前隋朝和北周的文卷的反麵來書寫。隋朝的國庫和倉儲本來幾乎空無所有，後來由於唐高祖喜歡大賞他的支持者而弄得更加空虛。經濟的不穩定讓人們的心理產生恐慌和疑問。唐王朝是否是個短命王朝？他還能繼續堅持多久？
李淵沒有讓唐人失望，唐王朝逐步擴大的領土統治權顯示了它的軍事力量，繼而恢復了它的財政地位並漸漸獲得了民眾的信任。費正清說：“唐王朝在高祖統治下勝利地建成了政治、經濟和軍事等製度。它們不僅成了唐代的標誌，在許多方麵繼續深深地影響了直至20世紀的中國的文明，並且還為受中國深刻影響的東亞新興諸國——日本、朝鮮和越南一一提供了基本製度的樣板。”
唐朝中央政府的基本結構承襲了隋代所用的三省製度，並逐步被合理化，每一省的職能都得到明確的分工。唐高祖擁有一個最信得過的領導班底：他的密友，他的老臣宿衛，他的親朋故舊。事實上，唐高祖的中央高級官員不外乎由下列三種人組成：經驗豐富的隋朝官吏；北周、北齊或隋代官吏的子孫；以前各朝代皇室的遺裔。
唐高祖是在摸著石頭過河，“他以這種方式組成的官僚體製，是它的力量的一種源泉。它的成員們絕大多數都有從政經驗。大部分高級官員都與皇室有關係，這有助於加強唐王朝的統治，而他們所體現的唐王朝的五湖四海的廣泛性則能消除全國不同人士的疑慮，從而促進國家的重新統一。”（費正清）
高祖在總結隋朝用人得失時候說：“隋末無道，上下互相蒙蔽，皇上驕橫，臣下諂媚奸佞之徒不斷。朕撥亂反正，誌在安邦定國，平定亂世要用武將，守城治國要靠文臣，使他們各盡其才，國家才能安枕無憂。”
因此，高祖開科取士。其中孫伏伽是唐代第一科狀元，很受李淵的重視。孫伏伽曾於武德初年上書，坦言三事：一是“開言路”；二是廢“百戲散樂”；三是請“為皇太子及諸王慎選僚友”，這三項建議非常中肯。李淵看後大喜，任命他為治書侍禦史，並賜帛三百匹作為獎勵。不久，孫伏伽又在滅王世充、竇建德後，建議李淵取消追究王、竇餘黨的命令，又為平定邊防、減稅賦等事頻頻上表獻策，又請設“諫官”一職，李淵都虛心採納了。可見李淵在納諫方麵也是可圈可點的。
《舊唐書》中稱讚唐高祖善於決策並知人善任，重用了大量有才之士，但也指出了李淵的一些過失。書中說他“誅文靜則議法不從，酬裴寂則曲恩太過”。這句話論述的是唐高祖斬殺劉文靜這件事。劉文靜是李淵起兵時候的功臣，是唐朝的開國元勛。他居功自傲，自恃才能遠過於裴寂。而裴寂卻位在其上，在他看來這隻是因為裴寂是李淵故舊。每論政事，劉文靜對裴寂多有駁難，有一次和自己的弟弟散騎常侍劉文起飲酒時，酒後亂言，拔刀擊柱說：“當斬寂！”結果被別人告知李淵。李淵派人審訊，劉文靜答道：“昔在大將軍府時，我和裴寂是一樣的官職。現在裴寂已是僕射了，居甲第，而臣卻官位低於他，家境也一般，怎能沒有怨言呢？”李淵說：“文靜此言，明擺著是要造反。”李世民也曾試圖營救劉文靜卻沒有成功。裴寂趁機說道：“文靜多權詭，而性猜險，忿不顧難，醜言怪節已暴驗，今天下未靖，恐為後憂。”李淵遂殺劉文靜。臨刑的時候，劉文靜拍著胸脯慨嘆道：“高鳥盡，良弓藏，果不妄。”這可能是李淵在用人上最大的過失。
李淵這麽做也是有自己的考慮，一方麵是警告李世民不要居功自傲，另一方麵是怕劉文靜泄露他當年屈節於突厥的事情。這些雖然是後人的分析，但是不管怎麽說，對待功臣如此，確實是他用人中的一個重大失誤，這可能是君王維護其權威的必要手段吧。
再完備的製度如果沒有經濟作為支撐也會變得軟弱無力。麵對唐朝建國初期的財政困境，李淵首先依靠唐軍擄掠的戰利品和從隋王朝的金庫及倉廒中所獵取的財物解了燃眉之急，但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所以，唐高祖恢復了由國家控製土地使用和土地分配的均田製度，這是在北魏時期建立的一種製度，後來在北朝和隋代都一直沿用。
李淵為什麽要建立這一製度呢？其用意是要根據成年男性納稅人的年齡和社會身份保證給他們一定數量的土地，並限製個人手中所擁有的土地數量和他們自由處理土地財產的權利。與此同時，政府還建立了一種直接稅製，即租一庸一調製，在這裏規定了每一個登記在籍的納稅人都得支付一定數量的穀物、布匹，並定期服勞役。
唐朝最初使用隋朝的五銖錢，後來唐高祖對唐代的貨幣製度也實行了改革。自從漢代滅亡以來，隋代第一次試圖給中國北方提供一個可行的貨幣製度，但事實證明，它是很不夠的；隋朝後期隨著公共秩序的瓦解，偽造貨幣之風十分猖獗。其結果是，人民使用各種商品以取代錢幣。公元621年，皇帝開始鑄造其大小、輕重和成色都劃一的新鑄幣。新幣取名為開元通寶，終唐之世它都是法定貨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