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頁
和名家一起感受漢朝氣象 作者：邢群麟+付誌宏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如今到邛崍市的遊客大多是來感悟愛情，做一次關於愛情的朝聖之旅。那每個人靈魂深處都存在的夢境，那至真至純的理想愛情，瀰漫在這個小城的每一棵樹上每一朵花上，而最突出的無疑是文君井了。它是這個城市的靈魂。兩千年的雪雨風霜，臨邛城早已是變化成另外的樣子，隻有文君井，還是靜靜地佇立在小城的一角，等待著每一位為愛而來的人，為愛奔波的人，為愛瘋狂的人。“文君當壚、相如滌器”，這對才子佳人當年於市井中開酒肆賣酒的場景似乎已融入在我們的記憶中、我們的血液裏，並流傳至今。那文君井的井水，釀出的不單單是美酒，不單單是風流，那道不盡的是我們亙古不變的愛情信仰——不離不棄、患難與共，那說不完的是我們完美主義的愛情理想——逍遙同心、紅袖添香。
司馬遷與《史記》
漢太史司馬遷祠墓坐落在陝西韓城市城區以南十公裏的芝川鎮，拔地四十餘米高，麵對滾滾黃河，背負蒼蒼梁山，雲蒸霞蔚之勢，遠遠望去，天地無語，英風浩蕩。踏進“漢太史司馬祠”的古樸牌坊，即一腳踏進了兩千年前的大漢朝古道。這條古道全是巨石鋪成，雖歷經兩千餘年的風雨剝蝕，但車轍依然深沉地嵌在這古道的中間，向人們無聲地訴說著世道的變遷，訴說著司馬遷的偉大功勳和悲慘遭遇。
眾所周知，司馬遷是一個極其出眾的人物，他是個大歷史學家、大文學家，他和他的千秋名著《史記》是個絕對龐大的存在，聳立在中國歷史和文學的大道上，沒有誰能繞得過去，也沒有誰和誰的作品能取代。他的豐功偉績，他空前絕後的才華，他對中國歷史文化無人可取代的卓越貢獻，還有他作為男人遭遇的絕世屈辱，既讓人仰慕、信服和讚嘆，又讓人扼腕悲憫。
冷冷的彎月慘澹地掛在蒼穹，遠處誰家的狗在不時低沉地嗥叫，司馬遷若有所思地蹲坐在囚室裏，沮喪地打量著自己的下身，牆角如豆一般的燈火明明暗暗地映照著他的額頭，他要作出一個選擇，一個很不容易的選擇。眉頭緊鎖的他最後作出了決定，對他而言，生存還是死亡已經不成為一個問題，重要的是他還有遠比生死更為重要的事要做，那也是他的理想與誌願：他答應過父親，要寫一部書，一部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書，它上自黃帝，下至當代，包羅了人生的全部光榮、夢想、苦難、悲愴與人生精神。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而有《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作也。
於是，在漢王朝恢弘的文化大背景裏，《史記》就橫空出世了。
忍辱負重太史公
李陵兵敗投降的消息飛一樣傳到長安，漢武帝憤怒到了極點，滿朝的文武官員一改往日稱讚李陵英勇的常態，紛紛指責李陵的罪過。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於是說：“李陵隻率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孤軍奮戰，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的是赫赫功勞。在救兵無望、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衝鋒殺敵，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李陵自己陷於敗軍之中，而他對匈奴所造成的殺傷力，也足以顯赫於世了。他現在不死，投降了匈奴那邊，一定是想尋找最佳的機會來報答漢室，來取得更非凡的功業。”
他說的是真話。他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他們如今見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誇大其罪名，所以盡力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風範。
說真話，是很多人推崇的美德。可是，就是因為這次說真話，他將武帝觸怒了，司馬遷被施以腐刑。同樣，在歷史的軌跡裏，我們看到，中世紀的歐洲，布魯諾因為說真話被燒死在羅馬鮮花廣場，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張誌新因為說真話被割斷喉管而後槍決。
歷史專家指出，司馬遷所遭遇的酷刑，是封建專製製度下普遍存在，而且也是長久存在的。他們說，中國司法製度很早就分為兩個係統，一個是普通法庭——司法係統，另一個即司馬遷所碰到的詔獄法庭——軍法係統。此詔獄法庭的特徵是，犯法與犯罪是沒有關係的，法官的唯一任務就是運用手中的條文編撰一件符合統治者意願的判決書。司馬遷不過一個中級官員而已，他沒有違背的權利。即使是高級官員，隻要陷進詔獄係統，也是不能自保的。像削平七國之亂、拯救西漢王朝的大功臣，大權在握的周亞夫，他的兒子曾購買一些紙糊的刀槍之類的葬器，預備老爹死後焚化。有人告發周亞夫私藏刀槍武器預謀叛亂，周亞夫立刻就被投進詔獄。周亞夫解釋說那些隻是為死人預備的用具，審判官何嚐不知道那些葬器的作用，但他們的任務不是追尋真相，而是執行命令。事情的結果也就是周亞夫隻有死路一條。
司馬遷在承其父司馬談之職後一直記得父親的遺誌，他決心效法孔子編纂《春秋》,寫出一部同樣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馬遷在主持曆法修改工作的同時，正式動手寫他的偉大著作《史記》。天漢二年，正當司馬遷全身心地撰寫《史記》之時，卻遇上了這場飛來橫禍。
司馬遷與《史記》
漢太史司馬遷祠墓坐落在陝西韓城市城區以南十公裏的芝川鎮，拔地四十餘米高，麵對滾滾黃河，背負蒼蒼梁山，雲蒸霞蔚之勢，遠遠望去，天地無語，英風浩蕩。踏進“漢太史司馬祠”的古樸牌坊，即一腳踏進了兩千年前的大漢朝古道。這條古道全是巨石鋪成，雖歷經兩千餘年的風雨剝蝕，但車轍依然深沉地嵌在這古道的中間，向人們無聲地訴說著世道的變遷，訴說著司馬遷的偉大功勳和悲慘遭遇。
眾所周知，司馬遷是一個極其出眾的人物，他是個大歷史學家、大文學家，他和他的千秋名著《史記》是個絕對龐大的存在，聳立在中國歷史和文學的大道上，沒有誰能繞得過去，也沒有誰和誰的作品能取代。他的豐功偉績，他空前絕後的才華，他對中國歷史文化無人可取代的卓越貢獻，還有他作為男人遭遇的絕世屈辱，既讓人仰慕、信服和讚嘆，又讓人扼腕悲憫。
冷冷的彎月慘澹地掛在蒼穹，遠處誰家的狗在不時低沉地嗥叫，司馬遷若有所思地蹲坐在囚室裏，沮喪地打量著自己的下身，牆角如豆一般的燈火明明暗暗地映照著他的額頭，他要作出一個選擇，一個很不容易的選擇。眉頭緊鎖的他最後作出了決定，對他而言，生存還是死亡已經不成為一個問題，重要的是他還有遠比生死更為重要的事要做，那也是他的理想與誌願：他答應過父親，要寫一部書，一部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書，它上自黃帝，下至當代，包羅了人生的全部光榮、夢想、苦難、悲愴與人生精神。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而有《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作也。
於是，在漢王朝恢弘的文化大背景裏，《史記》就橫空出世了。
忍辱負重太史公
李陵兵敗投降的消息飛一樣傳到長安，漢武帝憤怒到了極點，滿朝的文武官員一改往日稱讚李陵英勇的常態，紛紛指責李陵的罪過。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於是說：“李陵隻率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孤軍奮戰，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的是赫赫功勞。在救兵無望、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衝鋒殺敵，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李陵自己陷於敗軍之中，而他對匈奴所造成的殺傷力，也足以顯赫於世了。他現在不死，投降了匈奴那邊，一定是想尋找最佳的機會來報答漢室，來取得更非凡的功業。”
他說的是真話。他痛恨那些見風使舵的大臣，他們如今見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誇大其罪名，所以盡力為李陵辯護。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風範。
說真話，是很多人推崇的美德。可是，就是因為這次說真話，他將武帝觸怒了，司馬遷被施以腐刑。同樣，在歷史的軌跡裏，我們看到，中世紀的歐洲，布魯諾因為說真話被燒死在羅馬鮮花廣場，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張誌新因為說真話被割斷喉管而後槍決。
歷史專家指出，司馬遷所遭遇的酷刑，是封建專製製度下普遍存在，而且也是長久存在的。他們說，中國司法製度很早就分為兩個係統，一個是普通法庭——司法係統，另一個即司馬遷所碰到的詔獄法庭——軍法係統。此詔獄法庭的特徵是，犯法與犯罪是沒有關係的，法官的唯一任務就是運用手中的條文編撰一件符合統治者意願的判決書。司馬遷不過一個中級官員而已，他沒有違背的權利。即使是高級官員，隻要陷進詔獄係統，也是不能自保的。像削平七國之亂、拯救西漢王朝的大功臣，大權在握的周亞夫，他的兒子曾購買一些紙糊的刀槍之類的葬器，預備老爹死後焚化。有人告發周亞夫私藏刀槍武器預謀叛亂，周亞夫立刻就被投進詔獄。周亞夫解釋說那些隻是為死人預備的用具，審判官何嚐不知道那些葬器的作用，但他們的任務不是追尋真相，而是執行命令。事情的結果也就是周亞夫隻有死路一條。
司馬遷在承其父司馬談之職後一直記得父親的遺誌，他決心效法孔子編纂《春秋》,寫出一部同樣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馬遷在主持曆法修改工作的同時，正式動手寫他的偉大著作《史記》。天漢二年，正當司馬遷全身心地撰寫《史記》之時，卻遇上了這場飛來橫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