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金祥說：“你既然懂得國際法，那就請你回答，國際法哪一條規定一個國家可以侵略另一個國家？”
鹿毛繁太說：“我是來幫助滿洲國維持治安的。”
汪金祥說：“中國人民什麽時候請你們來維持治安的？”
鹿毛繁太說：“我是奉天皇陛下的命令。”
汪金祥說：“正因為你們忠實地執行日本天皇的命令，所以你們是名副其實的戰犯。”
鹿毛繁太雖然提出一連串的問題，由於汪金祥依照法律嚴厲予以駁斥，鹿毛繁太未敢繼續頑抗，隻得表示檢討。回監房後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寫了4遍才寫出來。汪金祥決定趁熱打鐵，又要鹿毛繁太在戰犯大會上公開檢討。鹿毛繁太無可奈何，隻得在大會上作了檢討，保證以後不再鬧監。鹿毛繁太在戰犯中被稱為“大和魂的榜樣”，未料也在中國人民麵前低下頭來。這次大會對所有戰犯起了極大的震動作用。為了利用這個典型，管理所所長孫明齋乘勢組織座談討論，要所有鬧監的戰犯做出檢討，保證接受管理改造。這時我們在朝鮮戰場上已經取得勝利，隨即向日本戰犯宣傳我軍強大的反攻，迫使美軍不得不步步南撤的戰爭局麵，打掉他們的幻想。同時開展政治攻勢，鼓勵表現好的、批判表現壞的，使這個似乎“鐵板一塊”的“戰犯營壘”，開始發生分化，許多戰犯寫了檢討，一些尉級戰犯，主動反映情況，揭露一些將校級戰犯的所作所為，從而孤立了極端頑固分子。從此以後，我們掌握住了他們的思想動態，鬧監現象也平息了下來。 押解改造日本戰犯(4) 這些戰犯不可能輕易屈膝認罪，他們雖不敢鬧監，但在暗地裏卻相互散布：“難忍者忍之，難受者受之，十年後日本國旗還要在此地上空飄揚。”一些戰犯背後說：“侵華戰爭是日本全民戰爭，如果說我們有罪，日本人民都有罪”，“我們是執行上官的命令，個人沒有責任”，“日本政府已向全世界謝了罪，我們沒有義務再謝罪”。可見他們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妄想多麽根深蒂固。要使他們認罪，單靠管理不行，必須攻破他們的反動思想。因此，我們採取了促使他們認罪服罪同教育改造結合進行的方針，做艱苦細緻的工作。根據他 們的表現，實行爭取下層、分化中層、動搖上層、孤立反動的做法，採取先尉級後將校級，先小批後大批的步驟，以及抓典型促一般的方法。從1951年開始，管理所開展了認罪活動。管理所的同誌一方麵按照周總理的指示，對他們實行人道主義待遇，不歧視、不侮辱、不打罵，尊重他們的人格，生活待遇適當從優，從日常生活中體現我們的政策。同時揭露他們侵華戰爭的種種罪行，批駁他們的反動思想，宣傳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和有關法律，從思想上給以強大壓力，引起這些戰犯強烈的思想鬥爭。
首先起來交代罪行的是一些尉級戰犯。他們經過教育逐漸認識到，侵略中國完全是受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毒害，不僅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而且敢於起來揭發他們上司的罪行。有5名尉級軍官，他們原屬日軍第六十五師團和第一一七師團，起來揭發日軍師團長鈴木啟久、岸川健一，旅團長下枝龍南等5名將級戰犯。指出他們在侵華期間，大肆推行殺光、搶光、燒光的“三光”政策，並且大批屠殺我國無辜群眾、強姦婦女、燒毀村莊、掠奪財物等等罪行。這些揭發，在戰犯中又是一次震動，一些將校級戰犯背後對“殺身成仁”，還是認罪服罪，動搖不定。管理所的同誌抓住這一時機，因勢利導，選擇認罪較早、態度較好、職位較高的古海忠之，促使他在戰犯大會上公開坦白認罪。
古海忠之是“滿洲國”的最高代表之一，是偽滿國務院總務次長，是溥儀的操縱者，在戰犯中是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在大會之前，許多戰犯議論：“古海忠之能向中國認罪嗎？他是日本天皇的代表，是侵華戰爭決策人之一，他能背叛天皇嗎？也許他會‘殺身成仁’為部下做出榜樣。”猜測紛紜。根據一些戰犯的揭發，古海忠之為了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曾頒布了“治安矯正法”，設立了“矯正輔導院”，從此監獄林立、警察橫行，殘殺我愛國誌士和無辜群眾以千萬計，甚至集體屠殺、刀劈示眾。古海忠之在戰犯大會上交代了以上的罪行，並說：“我犯了極為嚴重的滔天大罪，我向中國人民真誠地謝罪，過去我認為使中國人民遭受種種災難、悲慘和不幸，是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為了自己光宗耀祖。現在我認識到，我簡直是一個失去人性的惡魔，是一個不可饒恕的戰犯。許多日偽官吏，執行我製定的法令，犯了各種罪行，我應負重大責任，我推卸不掉奪去1200萬中國人民的寶貴生命、掠奪中國500億美元財富的重大責任，請求中國政府給我以正義的製裁，追究我的全部責任，處我死刑，以教育日本後一代，不再走我的路。”古海忠之的交代，不僅打動了中下級戰犯，也開始動搖了一些上層戰犯。但是，使將校級戰犯真正坦白交代還需要進行鬥爭。有些戰犯害怕坦白了會加重處罰，甚至會為中國當局提供殺頭的司法依據。我們研究，他們所以不作交代，還是因為他們有個精神支柱，就是“天皇至上”和“大和魂”、“武士道精神”。必須摧毀他們的精神支柱。
鹿毛繁太說：“我是來幫助滿洲國維持治安的。”
汪金祥說：“中國人民什麽時候請你們來維持治安的？”
鹿毛繁太說：“我是奉天皇陛下的命令。”
汪金祥說：“正因為你們忠實地執行日本天皇的命令，所以你們是名副其實的戰犯。”
鹿毛繁太雖然提出一連串的問題，由於汪金祥依照法律嚴厲予以駁斥，鹿毛繁太未敢繼續頑抗，隻得表示檢討。回監房後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寫了4遍才寫出來。汪金祥決定趁熱打鐵，又要鹿毛繁太在戰犯大會上公開檢討。鹿毛繁太無可奈何，隻得在大會上作了檢討，保證以後不再鬧監。鹿毛繁太在戰犯中被稱為“大和魂的榜樣”，未料也在中國人民麵前低下頭來。這次大會對所有戰犯起了極大的震動作用。為了利用這個典型，管理所所長孫明齋乘勢組織座談討論，要所有鬧監的戰犯做出檢討，保證接受管理改造。這時我們在朝鮮戰場上已經取得勝利，隨即向日本戰犯宣傳我軍強大的反攻，迫使美軍不得不步步南撤的戰爭局麵，打掉他們的幻想。同時開展政治攻勢，鼓勵表現好的、批判表現壞的，使這個似乎“鐵板一塊”的“戰犯營壘”，開始發生分化，許多戰犯寫了檢討，一些尉級戰犯，主動反映情況，揭露一些將校級戰犯的所作所為，從而孤立了極端頑固分子。從此以後，我們掌握住了他們的思想動態，鬧監現象也平息了下來。 押解改造日本戰犯(4) 這些戰犯不可能輕易屈膝認罪，他們雖不敢鬧監，但在暗地裏卻相互散布：“難忍者忍之，難受者受之，十年後日本國旗還要在此地上空飄揚。”一些戰犯背後說：“侵華戰爭是日本全民戰爭，如果說我們有罪，日本人民都有罪”，“我們是執行上官的命令，個人沒有責任”，“日本政府已向全世界謝了罪，我們沒有義務再謝罪”。可見他們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妄想多麽根深蒂固。要使他們認罪，單靠管理不行，必須攻破他們的反動思想。因此，我們採取了促使他們認罪服罪同教育改造結合進行的方針，做艱苦細緻的工作。根據他 們的表現，實行爭取下層、分化中層、動搖上層、孤立反動的做法，採取先尉級後將校級，先小批後大批的步驟，以及抓典型促一般的方法。從1951年開始，管理所開展了認罪活動。管理所的同誌一方麵按照周總理的指示，對他們實行人道主義待遇，不歧視、不侮辱、不打罵，尊重他們的人格，生活待遇適當從優，從日常生活中體現我們的政策。同時揭露他們侵華戰爭的種種罪行，批駁他們的反動思想，宣傳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和有關法律，從思想上給以強大壓力，引起這些戰犯強烈的思想鬥爭。
首先起來交代罪行的是一些尉級戰犯。他們經過教育逐漸認識到，侵略中國完全是受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毒害，不僅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而且敢於起來揭發他們上司的罪行。有5名尉級軍官，他們原屬日軍第六十五師團和第一一七師團，起來揭發日軍師團長鈴木啟久、岸川健一，旅團長下枝龍南等5名將級戰犯。指出他們在侵華期間，大肆推行殺光、搶光、燒光的“三光”政策，並且大批屠殺我國無辜群眾、強姦婦女、燒毀村莊、掠奪財物等等罪行。這些揭發，在戰犯中又是一次震動，一些將校級戰犯背後對“殺身成仁”，還是認罪服罪，動搖不定。管理所的同誌抓住這一時機，因勢利導，選擇認罪較早、態度較好、職位較高的古海忠之，促使他在戰犯大會上公開坦白認罪。
古海忠之是“滿洲國”的最高代表之一，是偽滿國務院總務次長，是溥儀的操縱者，在戰犯中是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在大會之前，許多戰犯議論：“古海忠之能向中國認罪嗎？他是日本天皇的代表，是侵華戰爭決策人之一，他能背叛天皇嗎？也許他會‘殺身成仁’為部下做出榜樣。”猜測紛紜。根據一些戰犯的揭發，古海忠之為了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曾頒布了“治安矯正法”，設立了“矯正輔導院”，從此監獄林立、警察橫行，殘殺我愛國誌士和無辜群眾以千萬計，甚至集體屠殺、刀劈示眾。古海忠之在戰犯大會上交代了以上的罪行，並說：“我犯了極為嚴重的滔天大罪，我向中國人民真誠地謝罪，過去我認為使中國人民遭受種種災難、悲慘和不幸，是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為了自己光宗耀祖。現在我認識到，我簡直是一個失去人性的惡魔，是一個不可饒恕的戰犯。許多日偽官吏，執行我製定的法令，犯了各種罪行，我應負重大責任，我推卸不掉奪去1200萬中國人民的寶貴生命、掠奪中國500億美元財富的重大責任，請求中國政府給我以正義的製裁，追究我的全部責任，處我死刑，以教育日本後一代，不再走我的路。”古海忠之的交代，不僅打動了中下級戰犯，也開始動搖了一些上層戰犯。但是，使將校級戰犯真正坦白交代還需要進行鬥爭。有些戰犯害怕坦白了會加重處罰，甚至會為中國當局提供殺頭的司法依據。我們研究，他們所以不作交代，還是因為他們有個精神支柱，就是“天皇至上”和“大和魂”、“武士道精神”。必須摧毀他們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