撫順車站戒備森嚴，製高點上架設了機槍。列車停穩後，戰犯拿著自己的行李由看守人員帶領下車。下車後，老弱病殘的戰犯乘卡車，大部分年輕體健的戰犯步行，經過一條兩旁都布了哨兵的街道，來到戰犯管理所。
關押在戰犯管理所的日本戰犯有：偽滿洲國總務長武部六藏、中將師團長鈴木啟久、日本憲兵大佐齋滕美夫等。日本戰犯武部六藏，操縱偽滿洲國的大權，頒布過“思想矯正法”、“時局特別法”、“糧穀出荷法”等一係列法西斯法令，在執行“治安維持法”的5年中，抓捕我國同胞17.7萬多人；鈴木啟久在河南、河北等地瘋狂製造“無人區”，在河北灤縣一次就殺死我國同胞1200多人；齋滕美夫製定“反共防諜對策”，先後捕殺共產黨員和抗日群眾63000多人；日本七三一細菌部隊少佐支隊長枷原秀夫，秘密製造細菌武器，將我國四萬多名同胞做細菌試驗，殘酷折磨，然後慘無人道地丟進煉人爐裏。他們的血腥罪行，使中華民族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對這批戰犯、漢奸採取什麽政策對待，黨中央、周總理及時做了指示。指出：“對他們要採取革命人道主義的改造政策。”“抓緊開展認罪悔罪教育，將他們逐步改造成為反軍國主義的、為中日友好事業服務的新人。”“要認真做好我方幹部、戰士的思想工作，以便對他們進行安全管理，做到不跑一個，不死一個。”
為了貫徹中央的指示，管理所的人員從調查研究入手，摸清日本戰犯的思想動態和行動表現，做到有針對性的教育改造。日本戰犯押到戰犯管理所時，個個表現驕橫狂妄。有的頭戴戰鬥帽，身穿將校服，肩佩軍章，足蹬馬靴，依然是一副法西斯的猙獰麵目。有的早上起床後，向東京遙拜，祈禱“天皇陛下萬歲”，表示“寧願為法西斯軍國主義而死”。戰犯拒絕看管理所的報紙，不聽管理所的廣播，以示對抗。對於我們給予的人道主義待遇，認為是我們的“軟弱”。更為普遍的是他們公然否認有罪，宣稱他們侵略中國是“幫助中國建立新秩序”。叫嚷他們是“戰俘”，不是戰犯。誣衊中國“將他們關進戰犯管理所，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戰犯來到管理所不久，美國發動了侵朝戰爭，且戰火燒到了中國的家門口。這時戰犯的思想開始活躍起來，他們破壞監規，抗拒改造，幻想美軍盡快打進中國境內，把他們從管理所營救出去。每天報紙一來，他們爭先恐後閱讀有關報導朝鮮戰場的消息，然後湊到一起，眉飛色舞地分析形勢的發展，用不流利的中國話，挑釁地對看押哨兵說：“過去日本都被美國打敗了，現在朝鮮頂不住，你們中國也不行。” 押解改造日本戰犯(3) 為防止意外情況發生，看押部隊和管理所對戰犯採取了相應措施：增加了固定哨，加強了流動哨；圍牆電網晝夜放電，以防外麵劫獄；管理所利用廣播加強宣傳，對戰犯進行形勢教育。當日本戰犯聽到“美帝國主義是一隻紙老虎”，“朝鮮人民必勝，美帝國主義必敗”的廣播時，有的戰犯用棉花團堵上耳朵拒聽，有的譏笑說是“胡說八道”，是“欺人之談”。有一次，部隊同管理所組織防空演習，事先沒有告訴戰犯，他們真的以為美國飛機來了，又驚又喜。驚的是怕在這緊急關頭我們實施民族報復手段，喜的是美國空軍來搭救他們，馬 上就可以獲得自由了。後來一看不是那麽一回事，又都垂頭喪氣不吭聲了。
根據朝鮮戰場形勢的發展變化，在我誌願軍出國參戰的前夕，周總理命令戰犯管理所北遷。1950年10月18日和19日，將戰犯分成兩批全部轉移到當時的鬆江省(今黑龍江省)哈爾濱市。
當時怕引起戰犯誤解發生問題，轉移押解之前，由所裏通過廣播，告訴這次北遷是為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等形勢好轉後還要回來。戰犯聽了議論紛紛，公開要求無條件地釋放他們，不然將來他們要到聯合國控告。有的懷疑北遷是假，秘密處決是真，嚇得膽戰心驚。為了不使戰犯產生錯覺，這次轉移押解，沒有戒備森嚴，沒有造多大聲勢，一路上不動聲色，就像一次平常坐車旅行。但越是這樣，他們越是心生狐疑，一路上不住地觀察動向。直到發現一切正常，沒有什麽異常現象，才逐漸放下心來。到哈爾濱後，將校級戰犯關押在道裏監獄，尉以下的戰犯大部分關押在呼蘭縣監獄，偽滿戰犯關押在道外景陽街看守所。
1950年10月25日，我國政府莊嚴宣告“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中國人民誌願軍將跨過鴨綠江參戰。戰犯一聽到這消息，高興地得意忘形，說這下好了，美國進攻中國找到藉口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爆發了。他們認為新中國剛成立不久，若同美英為首的聯合國軍較量，好比“雞蛋碰石頭，自取滅亡”。他們認為時機已到，在獄中大鬧特鬧，呼反動口號，唱反動歌曲，遙拜天皇，繪製日本國旗，聯合簽名遞抗議書，對我哨兵高聲叫罵，有時用拳頭砸鐵窗，歇斯底裏地喊叫。他們還利用放風的機會，互相傳遞紙條，密謀勾結監外日僑越獄暴動，妄圖在美國攻占東北時來個裏應外合。
為了達到對日本戰犯改造的目的，首先要壓下他們狂妄囂張的氣焰，整頓監規，製止鬧監。他們鬧監是有組織的，帶頭的是偽滿錦州警察局警正鹿毛繁太。此人極端反動，武士道精神十足。東北公安總處處長汪金祥決定抓住這個典型，找鹿毛繁太談話。汪金祥還沒來得及問話，鹿毛繁太就氣勢洶洶地問：“我是戰俘，憑什麽關押我？你們懂不懂國際法？”
關押在戰犯管理所的日本戰犯有：偽滿洲國總務長武部六藏、中將師團長鈴木啟久、日本憲兵大佐齋滕美夫等。日本戰犯武部六藏，操縱偽滿洲國的大權，頒布過“思想矯正法”、“時局特別法”、“糧穀出荷法”等一係列法西斯法令，在執行“治安維持法”的5年中，抓捕我國同胞17.7萬多人；鈴木啟久在河南、河北等地瘋狂製造“無人區”，在河北灤縣一次就殺死我國同胞1200多人；齋滕美夫製定“反共防諜對策”，先後捕殺共產黨員和抗日群眾63000多人；日本七三一細菌部隊少佐支隊長枷原秀夫，秘密製造細菌武器，將我國四萬多名同胞做細菌試驗，殘酷折磨，然後慘無人道地丟進煉人爐裏。他們的血腥罪行，使中華民族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對這批戰犯、漢奸採取什麽政策對待，黨中央、周總理及時做了指示。指出：“對他們要採取革命人道主義的改造政策。”“抓緊開展認罪悔罪教育，將他們逐步改造成為反軍國主義的、為中日友好事業服務的新人。”“要認真做好我方幹部、戰士的思想工作，以便對他們進行安全管理，做到不跑一個，不死一個。”
為了貫徹中央的指示，管理所的人員從調查研究入手，摸清日本戰犯的思想動態和行動表現，做到有針對性的教育改造。日本戰犯押到戰犯管理所時，個個表現驕橫狂妄。有的頭戴戰鬥帽，身穿將校服，肩佩軍章，足蹬馬靴，依然是一副法西斯的猙獰麵目。有的早上起床後，向東京遙拜，祈禱“天皇陛下萬歲”，表示“寧願為法西斯軍國主義而死”。戰犯拒絕看管理所的報紙，不聽管理所的廣播，以示對抗。對於我們給予的人道主義待遇，認為是我們的“軟弱”。更為普遍的是他們公然否認有罪，宣稱他們侵略中國是“幫助中國建立新秩序”。叫嚷他們是“戰俘”，不是戰犯。誣衊中國“將他們關進戰犯管理所，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戰犯來到管理所不久，美國發動了侵朝戰爭，且戰火燒到了中國的家門口。這時戰犯的思想開始活躍起來，他們破壞監規，抗拒改造，幻想美軍盡快打進中國境內，把他們從管理所營救出去。每天報紙一來，他們爭先恐後閱讀有關報導朝鮮戰場的消息，然後湊到一起，眉飛色舞地分析形勢的發展，用不流利的中國話，挑釁地對看押哨兵說：“過去日本都被美國打敗了，現在朝鮮頂不住，你們中國也不行。” 押解改造日本戰犯(3) 為防止意外情況發生，看押部隊和管理所對戰犯採取了相應措施：增加了固定哨，加強了流動哨；圍牆電網晝夜放電，以防外麵劫獄；管理所利用廣播加強宣傳，對戰犯進行形勢教育。當日本戰犯聽到“美帝國主義是一隻紙老虎”，“朝鮮人民必勝，美帝國主義必敗”的廣播時，有的戰犯用棉花團堵上耳朵拒聽，有的譏笑說是“胡說八道”，是“欺人之談”。有一次，部隊同管理所組織防空演習，事先沒有告訴戰犯，他們真的以為美國飛機來了，又驚又喜。驚的是怕在這緊急關頭我們實施民族報復手段，喜的是美國空軍來搭救他們，馬 上就可以獲得自由了。後來一看不是那麽一回事，又都垂頭喪氣不吭聲了。
根據朝鮮戰場形勢的發展變化，在我誌願軍出國參戰的前夕，周總理命令戰犯管理所北遷。1950年10月18日和19日，將戰犯分成兩批全部轉移到當時的鬆江省(今黑龍江省)哈爾濱市。
當時怕引起戰犯誤解發生問題，轉移押解之前，由所裏通過廣播，告訴這次北遷是為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等形勢好轉後還要回來。戰犯聽了議論紛紛，公開要求無條件地釋放他們，不然將來他們要到聯合國控告。有的懷疑北遷是假，秘密處決是真，嚇得膽戰心驚。為了不使戰犯產生錯覺，這次轉移押解，沒有戒備森嚴，沒有造多大聲勢，一路上不動聲色，就像一次平常坐車旅行。但越是這樣，他們越是心生狐疑，一路上不住地觀察動向。直到發現一切正常，沒有什麽異常現象，才逐漸放下心來。到哈爾濱後，將校級戰犯關押在道裏監獄，尉以下的戰犯大部分關押在呼蘭縣監獄，偽滿戰犯關押在道外景陽街看守所。
1950年10月25日，我國政府莊嚴宣告“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中國人民誌願軍將跨過鴨綠江參戰。戰犯一聽到這消息，高興地得意忘形，說這下好了，美國進攻中國找到藉口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爆發了。他們認為新中國剛成立不久，若同美英為首的聯合國軍較量，好比“雞蛋碰石頭，自取滅亡”。他們認為時機已到，在獄中大鬧特鬧，呼反動口號，唱反動歌曲，遙拜天皇，繪製日本國旗，聯合簽名遞抗議書，對我哨兵高聲叫罵，有時用拳頭砸鐵窗，歇斯底裏地喊叫。他們還利用放風的機會，互相傳遞紙條，密謀勾結監外日僑越獄暴動，妄圖在美國攻占東北時來個裏應外合。
為了達到對日本戰犯改造的目的，首先要壓下他們狂妄囂張的氣焰，整頓監規，製止鬧監。他們鬧監是有組織的，帶頭的是偽滿錦州警察局警正鹿毛繁太。此人極端反動，武士道精神十足。東北公安總處處長汪金祥決定抓住這個典型，找鹿毛繁太談話。汪金祥還沒來得及問話，鹿毛繁太就氣勢洶洶地問：“我是戰俘，憑什麽關押我？你們懂不懂國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