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避開了。”（343 頁）這天以後，8 月16 日的大會就不讓我參加了。廬山
會議後期的八中全會，開過多次全體人員的大會，參加這次會的許多人（包
括吳文提到的三位國家老領導人）還健在，除了這一次劉少奇主持的大會
上，或可說李銳曾同周小舟“對質”外，誰還參加過彭真、薄一波、楊尚
昆要胡喬木、田家英、吳冷西“同此人（李銳）對質”的會呢？吳文肯定
“參加八屆八中全會的同誌都目睹當時會場上對質的情景”。請問，哪一天
開過這樣的大會？《簡報》的哪一期刊載過這一情景？
老熟人吳冷西究竟為什麽要對我這樣無端指責？此時此舉，所為何來？
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關於李銳的為人，有一件事，老熟人不應當不知道，
因為這就寫在《廬山會議實錄》的開篇——“上廬山開會（我的記錄本）”。
1967 年8 月間，當時我早已下放在安徽磨子潭水電站。“北京專案組的幾個
人，持中央辦公廳和公安部的介紹信來，要我交代同胡喬木、吳冷西和田
家英的關係，特別是在廬山時的情況：並說專案組長是周總理。當時我雖
已五十歲，且是八年戴罪之身，卻依然少年氣盛。我說，毛主席周圍的人
最危險的，不是他們三個人，而是陳伯達。‘我最不放心的是陳伯達’。於
是我舉出事例，以為證明。”（15 頁）陳伯達當時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可
謂紅得發紫。當時說這樣的話，自知是要擔風險的。可是，李銳就是這樣
一個人，為維護自己的信念，為堅持真理，是不顧個人安危，置生死於度
外的。果然，1967 年11 月11 日，一架專機，將我從安徽送到北京，關人
秦城監獄。在獄中八年，為任何熟人寫“證明材料”，都是如實落筆或著意
保護，從未有過什麽檢舉揭發之事，包括對我落井下石的人。
我的一生，所受冤屈不為少矣；總認為是非公道自在人心，從不計較，
一笑置之。但這一次老熟人的文章，我非計較不可，因為這太出乎意外，
太違反常情；因為這發生在“文革”噩夢已逝去18 年之後，廬山會議已平
反16 年之後。還因為這是出自延安時期老同事之手，是白紙黑字，印在書
本上的東西。看來，作者至少是想讓世人相信：李銳此人，並不老實，大
家要小心此人的“著書立說”啊！《廬山會議實錄》這本書，其實是胡喬木
建議我寫的，書出版後並表示他對此書完全負責。這些過程，在1989 年此
書初版和1994 年6 月增訂再版中，我都有說明。喬木生前一再肯定這本書，
不僅當麵同我談過，也同別人（我同吳共同的老熟人）談過。吳冷西不是
在喬木生前提出對我的責難，而要在喬木去世後，再來為“兩位亡友公開
澄清歷史事實”，這豈不令人費解？我希望老熟人吳冷西給我一個“說法”，
也給歷史一個“說法”。
1994 年10 月28日
原載《讀書》1995 年第1 期
增訂版後記
本書初版於1988 年底，有一個“出版說明”如下：
1959 年7、8 月間舉行的廬山會議，是中共黨史極為重要的一頁。本書
作者李銳同誌曾參加這次會議的全過程，會議後期被列為“彭德懷反黨集
團”的追隨者而受到批判。1980 年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
的決議》草稿時，看到作者有關廬山會議的長篇發言後，當時，主持《決
議）起草的中央領導同誌即建議作者寫出這一段歷史（在11 月 19 日的信
中說）：“你是否可以負責寫一廬山會議始末史料，寫出後再找有關同誌補
充審定。這事很要緊，值得付出心血。萬一我輩都不在了（人有旦夕禍福），
這一段重要史料誰來寫呢？會寫成什麽樣子呢？”根據自己的記錄本和有
關原始資料，作者終於在今年夏天寫成此書。鑑於有關廬山會議的情況，
現已有數種書刊廣泛流傳，其中史事，或嫌簡略，或有失真。特將此書少
量刊印，內部發行，供黨史研究和有關同誌參考。其中不當之處，請閱者
批評指正，以便作者修改，今後再出定本。
當時是內部控製發行。當今之世，越是內部發行，越是容易在社會上傳
開。幾年來，此書我自己送人近200 本，至今還有人索取；無論老中青哪
一代人，大都願意看這本書，我也樂意送人。現在到處弄不到這本書了。
既已開過支票，自己也覺得不如再出一個完備些的定本。
1980 年11 月，胡喬木寫信催我盡快成書時，曾指定黨史研究部門的同
誌，從資料方麵給我以幫助。這次增補修訂，仍舊是他們給了我很多幫助。
還有有心的同誌幫我摘抄材料，細心安排如何補充。
這次比較多的補充修訂是兩個部分：一是毛澤東的幾次講話包括7 月
會議後期的八中全會，開過多次全體人員的大會，參加這次會的許多人（包
括吳文提到的三位國家老領導人）還健在，除了這一次劉少奇主持的大會
上，或可說李銳曾同周小舟“對質”外，誰還參加過彭真、薄一波、楊尚
昆要胡喬木、田家英、吳冷西“同此人（李銳）對質”的會呢？吳文肯定
“參加八屆八中全會的同誌都目睹當時會場上對質的情景”。請問，哪一天
開過這樣的大會？《簡報》的哪一期刊載過這一情景？
老熟人吳冷西究竟為什麽要對我這樣無端指責？此時此舉，所為何來？
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關於李銳的為人，有一件事，老熟人不應當不知道，
因為這就寫在《廬山會議實錄》的開篇——“上廬山開會（我的記錄本）”。
1967 年8 月間，當時我早已下放在安徽磨子潭水電站。“北京專案組的幾個
人，持中央辦公廳和公安部的介紹信來，要我交代同胡喬木、吳冷西和田
家英的關係，特別是在廬山時的情況：並說專案組長是周總理。當時我雖
已五十歲，且是八年戴罪之身，卻依然少年氣盛。我說，毛主席周圍的人
最危險的，不是他們三個人，而是陳伯達。‘我最不放心的是陳伯達’。於
是我舉出事例，以為證明。”（15 頁）陳伯達當時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可
謂紅得發紫。當時說這樣的話，自知是要擔風險的。可是，李銳就是這樣
一個人，為維護自己的信念，為堅持真理，是不顧個人安危，置生死於度
外的。果然，1967 年11 月11 日，一架專機，將我從安徽送到北京，關人
秦城監獄。在獄中八年，為任何熟人寫“證明材料”，都是如實落筆或著意
保護，從未有過什麽檢舉揭發之事，包括對我落井下石的人。
我的一生，所受冤屈不為少矣；總認為是非公道自在人心，從不計較，
一笑置之。但這一次老熟人的文章，我非計較不可，因為這太出乎意外，
太違反常情；因為這發生在“文革”噩夢已逝去18 年之後，廬山會議已平
反16 年之後。還因為這是出自延安時期老同事之手，是白紙黑字，印在書
本上的東西。看來，作者至少是想讓世人相信：李銳此人，並不老實，大
家要小心此人的“著書立說”啊！《廬山會議實錄》這本書，其實是胡喬木
建議我寫的，書出版後並表示他對此書完全負責。這些過程，在1989 年此
書初版和1994 年6 月增訂再版中，我都有說明。喬木生前一再肯定這本書，
不僅當麵同我談過，也同別人（我同吳共同的老熟人）談過。吳冷西不是
在喬木生前提出對我的責難，而要在喬木去世後，再來為“兩位亡友公開
澄清歷史事實”，這豈不令人費解？我希望老熟人吳冷西給我一個“說法”，
也給歷史一個“說法”。
1994 年10 月28日
原載《讀書》1995 年第1 期
增訂版後記
本書初版於1988 年底，有一個“出版說明”如下：
1959 年7、8 月間舉行的廬山會議，是中共黨史極為重要的一頁。本書
作者李銳同誌曾參加這次會議的全過程，會議後期被列為“彭德懷反黨集
團”的追隨者而受到批判。1980 年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
的決議》草稿時，看到作者有關廬山會議的長篇發言後，當時，主持《決
議）起草的中央領導同誌即建議作者寫出這一段歷史（在11 月 19 日的信
中說）：“你是否可以負責寫一廬山會議始末史料，寫出後再找有關同誌補
充審定。這事很要緊，值得付出心血。萬一我輩都不在了（人有旦夕禍福），
這一段重要史料誰來寫呢？會寫成什麽樣子呢？”根據自己的記錄本和有
關原始資料，作者終於在今年夏天寫成此書。鑑於有關廬山會議的情況，
現已有數種書刊廣泛流傳，其中史事，或嫌簡略，或有失真。特將此書少
量刊印，內部發行，供黨史研究和有關同誌參考。其中不當之處，請閱者
批評指正，以便作者修改，今後再出定本。
當時是內部控製發行。當今之世，越是內部發行，越是容易在社會上傳
開。幾年來，此書我自己送人近200 本，至今還有人索取；無論老中青哪
一代人，大都願意看這本書，我也樂意送人。現在到處弄不到這本書了。
既已開過支票，自己也覺得不如再出一個完備些的定本。
1980 年11 月，胡喬木寫信催我盡快成書時，曾指定黨史研究部門的同
誌，從資料方麵給我以幫助。這次增補修訂，仍舊是他們給了我很多幫助。
還有有心的同誌幫我摘抄材料，細心安排如何補充。
這次比較多的補充修訂是兩個部分：一是毛澤東的幾次講話包括7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