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為新聞而戰
來自前線的書信，寫到這獨一無二的聖誕停戰時，幾乎都是千篇一律，用一個模式寫就的，就像出自戰壕的例行公事：親愛的父母親 ／ 妻子 ／ 女友；我很好 ／ 非常好 ／ 不太好；敵人開槍了 ／ 不開槍了；天氣很好 ／ 不好 ／ 非常可怕；你們好嗎？給我寄捲菸 ／ 襪子 ／ 餅幹。此外，上司寫給陣亡士兵家屬的信越來越多了——他們這些信也是千篇一律，隻要翻譯一下，可以用在每個國家——士兵們英勇戰死後：尊敬的家屬 ／ 太太，您的兒子 ／ 您的丈夫為祖國 ／ 為家鄉 ／ 為大英帝國而陣亡，等等。
聖誕節後沒幾天，來了許多信，它們終於提到了一些別的內容，而且是一個奇蹟，士兵終於不再寫他們的人間地獄了，而是寫由他們自己創造的天堂和平，他們的家屬把這種和平理解為一種希望，要牢牢地把握住，希望和平這一奇蹟能夠盡可能持久地延續下去。這些信件轉交給了報社。內容相同的細節——唱歌、交換禮物、友好聯誼、停戰——刊登在英國的每一種報紙上，包括各個郡的小報上。在德國很少發表，在法國根本不發表。
可是到了1915年1月初，英國《每日新聞》和這一聖誕節轟動事件聯繫在一起了。《每日新聞》一直是由軍隊控製的，以刊登關於敵方殘酷行為的報導為主，現在報紙的版麵已經不夠用來登載這些人類美好的文件資料，甚至還不夠用來登載陣亡士兵的名單。
英國報紙上口氣尖銳起來，評論的火藥味濃起來，觀點極端起來。和解已沒有餘地，人們在爭取先勝利再和平。h·g·威爾斯滿腔激情地、有戰鬥力地、有預見地懇求政府，不許這些該死的普魯士人按他們的設想去造就世界。“如果我們在戰後允許德國人造軍艦，哪怕就造一艘，或者如果我們不把佛裏斯蘭群島和赫爾果蘭島從他們手裏拿走，還有那些殖民地，那我們便是絕對的愚蠢”。當然威爾斯認為，好人最後是會勝利的。
在英國，跟在德國發表的煽動性文章相反，直到現在還有值得深思的文章和哀傷的終曲使我們對失去的東西抱有希望。大偵探舍洛克·福爾摩斯形象的塑造者阿瑟·柯南道爾在戰後強調說，聖誕和平不僅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故事，而且是人類所有殘酷戰爭中的一個插曲。
如果說這次戰爭的歷史已經有人寫過，那麽這個令人難以相信的插曲肯定是人們能讀到的故事之一。《南威爾斯回聲報》的一個編輯寫道，這種敵我雙方共同歡慶聖誕節的方式方法是一種奇蹟：“他們在戰壕裏互相拜訪，他們比賽足球，他們舉行自行車賽，他們一起唱歌，他們毫不動搖地堅持非正式的停戰，這一切肯定會作為這場大戰中最令人意外的事件而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每日鏡報》的作者寫出了讀者的心聲，讀者看了有什麽感想，他顯然也很清楚。像這樣的文章在德國不僅永遠不會有人寫，而且也永遠不會發表，因為它幹脆就是不符合那裏的世界觀：“一個士兵的心裏很少有仇恨，他在打仗，因為這是他的職業。他的麵前是什麽、打仗的原因、怎麽會打起來的、為了什麽目的……他並不關心。他為他的國家打仗，他在跟他的國家的敵人打仗，作為敵方國家的一支軍隊，所有的人都是該詛咒的，都要把他們打得稀巴爛。但他知道，那些個人並沒有這麽壞，仇恨主要存在於家鄉的後方……這個士兵想的是另外一些事情，他必須幹活，他必須打贏仗。所以他沒有時間去憤怒，而盲目的恨也隻有在熾熱的戰鬥中才能操縱他。在其他時間，他很清楚，這些戰役都荒唐得很，他看到的這一切是多麽的謬誤。”
比如在聖誕節，這個普通的士兵看到了這一點，但他不能得出結論，因為他沒有誌同道合者，任何地方都沒有，甚至在他的家人中也沒有，家人們雖然在擔心他的生命並希望他健康地回來。要是他回來，他得以一個勝利者回來，而不是以一個失敗者。可是大部分人連屍體都回不去，他們被掩埋在佛蘭德，這一點卻沒有人去想它，他們的母親和妻子也沒有想，她們把無限悲痛看作值得驕傲的哀傷。在德國，公眾輿論全遵循報紙上發表的觀點。而報紙上的觀點是相當明確的，經過少量改動，20年後也可以用在納粹的《衝鋒隊》中。下麵一段文字於1915年1月8日發表在柏林《每日展望》上：
“法國人蛻變成破口大罵者，他們的正義感沾染著純民族主義成分，通過今天發表的內容顯得十分形象。其中一個觀點堅持要以巴黎《晨報》的姿態而排除戰壕裏的友誼。眾所周知，這種友誼其實已根據我們部隊的觀點由德方結束了……而《晨報》方式的排除怪誕得令人作嘔，它隻能被看作神經質的蛻變。”
巴黎的策劃者，按德意誌精神是柏林的“難兄難弟”，從他們的基本態度來看，他們跟那些在柏林的人一樣，聽到令人驚慌失措的報告，說聖誕節期間巴伐利亞人、薩克森人和法國人在搞友好聯誼活動，於是大肆發泄對敵人的憤恨：“法軍的司令官應該讓部下注意這種親密行動的危害性。你們不應聽從他們的友好習慣，要防止他們趨向親善。你們的麵前是野獸，是身上滴著婦女兒童鮮血的怪物，是放火者，是賊和虐待狂。”
來自前線的書信，寫到這獨一無二的聖誕停戰時，幾乎都是千篇一律，用一個模式寫就的，就像出自戰壕的例行公事：親愛的父母親 ／ 妻子 ／ 女友；我很好 ／ 非常好 ／ 不太好；敵人開槍了 ／ 不開槍了；天氣很好 ／ 不好 ／ 非常可怕；你們好嗎？給我寄捲菸 ／ 襪子 ／ 餅幹。此外，上司寫給陣亡士兵家屬的信越來越多了——他們這些信也是千篇一律，隻要翻譯一下，可以用在每個國家——士兵們英勇戰死後：尊敬的家屬 ／ 太太，您的兒子 ／ 您的丈夫為祖國 ／ 為家鄉 ／ 為大英帝國而陣亡，等等。
聖誕節後沒幾天，來了許多信，它們終於提到了一些別的內容，而且是一個奇蹟，士兵終於不再寫他們的人間地獄了，而是寫由他們自己創造的天堂和平，他們的家屬把這種和平理解為一種希望，要牢牢地把握住，希望和平這一奇蹟能夠盡可能持久地延續下去。這些信件轉交給了報社。內容相同的細節——唱歌、交換禮物、友好聯誼、停戰——刊登在英國的每一種報紙上，包括各個郡的小報上。在德國很少發表，在法國根本不發表。
可是到了1915年1月初，英國《每日新聞》和這一聖誕節轟動事件聯繫在一起了。《每日新聞》一直是由軍隊控製的，以刊登關於敵方殘酷行為的報導為主，現在報紙的版麵已經不夠用來登載這些人類美好的文件資料，甚至還不夠用來登載陣亡士兵的名單。
英國報紙上口氣尖銳起來，評論的火藥味濃起來，觀點極端起來。和解已沒有餘地，人們在爭取先勝利再和平。h·g·威爾斯滿腔激情地、有戰鬥力地、有預見地懇求政府，不許這些該死的普魯士人按他們的設想去造就世界。“如果我們在戰後允許德國人造軍艦，哪怕就造一艘，或者如果我們不把佛裏斯蘭群島和赫爾果蘭島從他們手裏拿走，還有那些殖民地，那我們便是絕對的愚蠢”。當然威爾斯認為，好人最後是會勝利的。
在英國，跟在德國發表的煽動性文章相反，直到現在還有值得深思的文章和哀傷的終曲使我們對失去的東西抱有希望。大偵探舍洛克·福爾摩斯形象的塑造者阿瑟·柯南道爾在戰後強調說，聖誕和平不僅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故事，而且是人類所有殘酷戰爭中的一個插曲。
如果說這次戰爭的歷史已經有人寫過，那麽這個令人難以相信的插曲肯定是人們能讀到的故事之一。《南威爾斯回聲報》的一個編輯寫道，這種敵我雙方共同歡慶聖誕節的方式方法是一種奇蹟：“他們在戰壕裏互相拜訪，他們比賽足球，他們舉行自行車賽，他們一起唱歌，他們毫不動搖地堅持非正式的停戰，這一切肯定會作為這場大戰中最令人意外的事件而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每日鏡報》的作者寫出了讀者的心聲，讀者看了有什麽感想，他顯然也很清楚。像這樣的文章在德國不僅永遠不會有人寫，而且也永遠不會發表，因為它幹脆就是不符合那裏的世界觀：“一個士兵的心裏很少有仇恨，他在打仗，因為這是他的職業。他的麵前是什麽、打仗的原因、怎麽會打起來的、為了什麽目的……他並不關心。他為他的國家打仗，他在跟他的國家的敵人打仗，作為敵方國家的一支軍隊，所有的人都是該詛咒的，都要把他們打得稀巴爛。但他知道，那些個人並沒有這麽壞，仇恨主要存在於家鄉的後方……這個士兵想的是另外一些事情，他必須幹活，他必須打贏仗。所以他沒有時間去憤怒，而盲目的恨也隻有在熾熱的戰鬥中才能操縱他。在其他時間，他很清楚，這些戰役都荒唐得很，他看到的這一切是多麽的謬誤。”
比如在聖誕節，這個普通的士兵看到了這一點，但他不能得出結論，因為他沒有誌同道合者，任何地方都沒有，甚至在他的家人中也沒有，家人們雖然在擔心他的生命並希望他健康地回來。要是他回來，他得以一個勝利者回來，而不是以一個失敗者。可是大部分人連屍體都回不去，他們被掩埋在佛蘭德，這一點卻沒有人去想它，他們的母親和妻子也沒有想，她們把無限悲痛看作值得驕傲的哀傷。在德國，公眾輿論全遵循報紙上發表的觀點。而報紙上的觀點是相當明確的，經過少量改動，20年後也可以用在納粹的《衝鋒隊》中。下麵一段文字於1915年1月8日發表在柏林《每日展望》上：
“法國人蛻變成破口大罵者，他們的正義感沾染著純民族主義成分，通過今天發表的內容顯得十分形象。其中一個觀點堅持要以巴黎《晨報》的姿態而排除戰壕裏的友誼。眾所周知，這種友誼其實已根據我們部隊的觀點由德方結束了……而《晨報》方式的排除怪誕得令人作嘔，它隻能被看作神經質的蛻變。”
巴黎的策劃者，按德意誌精神是柏林的“難兄難弟”，從他們的基本態度來看，他們跟那些在柏林的人一樣，聽到令人驚慌失措的報告，說聖誕節期間巴伐利亞人、薩克森人和法國人在搞友好聯誼活動，於是大肆發泄對敵人的憤恨：“法軍的司令官應該讓部下注意這種親密行動的危害性。你們不應聽從他們的友好習慣，要防止他們趨向親善。你們的麵前是野獸，是身上滴著婦女兒童鮮血的怪物，是放火者，是賊和虐待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