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德皇的傳聲筒開始施展符合時代精神並使新聞局大為高興的手法。“英國發表的畫有多麽不正確，從無數德國軍郵信件中可以看出，這些信件中描寫了戰場上的聖誕慶祝。有可能有時候發生這樣的事情，雙方有個別人在戰壕前碰頭，但從來沒有‘這種方式的友好狂歡’”。
這裏也有戰術，無人區發生的事情被輕描淡寫，他們有意識地選擇那些人的經歷，但那些人中的多數都已戰死，於是對真正發生過的恐怖的回憶也越來越不清楚，直至歷史被遺忘。它們甚至被當作傳說來講述，好像是在講戰爭中的一個普通童話。
英國《南威爾斯回聲報》中所畫的反擊就顯得很有質量。可以看到一個失望的、所謂的“文化教授先生”，當然他是德國人。他一隻手拿著一塊牌子，上麵寫著“仇恨十戒”，他吃驚地看著那些在背景中友好聯誼的士兵們，英國人和德國人，這幅漫畫讓他承認說：“我算是白活了這一輩子。”
政治家和將軍們在自己國家的新聞出版物上最喜歡看到的、最想貫徹的以及往往真的已經貫徹了的，是那些為祖國、為國王或為皇帝樂於獻出生命的英雄們有風度的死。沒有出現在報刊上的是撕碎了的、腐爛了的、被老鼠啃壞了的士兵。英國作戰部長洛德·基奇納向前線宣布了一項總禁令：不許拍攝和繪畫陣亡士兵。希望看到的是表現敵方的照片，但是這樣違反戰爭法規的罪行很少被拍成照片，因為有人在負責監視，不讓拍攝。
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完全不一樣了，德國士兵把大規模槍殺都拍攝了下來。他們還拍被處絞刑的遊擊隊員，拍死亡進行曲，甚至覺得把這些可作為他們罪證的照片寄到家裏去也沒有什麽不好。另一方麵，也是有人在贊同這樣的論點：第一次世界大戰是20世紀的原始災難，殺人被看成是例外的對人類的犯罪；以後所有的人殺人的事情則都是合乎邏輯的結果。
從今天的觀點來看，有據可查的新聞權利也允許一種相反的結論：不加粉飾的、不用英雄主義作掩飾的、真實的恐怖被印刷出版，在書報亭銷售，送到居民的家裏，這樣做會在所有國家引起驚慌的。每個國家的普通小兵，他們在戰壕裏受苦受難，他們戰死了，他們連休息一會兒都不可能。他們也都有母親、父親、妻子、孩子。
“對著旗幟喊叫的國王應該自己去舉旗幟，”恩斯特·弗裏德裏希於戰後寫道，這是絕妙的一句話。這位激進的和平主義者曾經想出用雙手摺斷一把槍作為反戰象徵，這一象徵至今仍適用於反戰者。他用10年時間收集照片，收集至今從未發表過的照片。1924年，他的《以戰爭反戰爭》一書出版，德國人首次看到了戰爭的真麵貌——不僅僅是以往這些戰爭。這是第一本描寫戰爭殘酷的書。180張來自軍事檔案館和軍醫院的照片，它們以前均被檢查機關封鎖著，尤其是那些來自軍醫院的照片。
人們幾乎不忍正麵看著這些經塑造過的、“被打碎了的麵孔”，這些人也不敢互相對看，所以，住著這些病人的 醫院 出自這一原因也就沒有鏡子。這些被修整得可怕的戰爭受害者根本就不敢回家，他們擔心在家屬的臉上看到驚恐。他們寧可讓家裏人認為他們已經死了、已經失蹤了，而留在醫院裏那些像他們一樣的人中間。這樣的醫院在德國有，在英國有，在法國也有。
開始，這些“被戰爭搗碎了的人”在市內醫院的特殊部門治療，因此可以拍攝在治療中的外科醫生，可以參觀人造鼻子、人造眼睛、人造耳朵的製造，石膏模型陳列室亦可參觀，這些石膏模型是整修被摧毀麵孔時用的。後來這些人從市內醫院轉到了鄉下，治療機構在森林裏，看守嚴密，因而產生了多種傳說。這些樣子難看的人過著艱難的日子，他們和外界隔絕。這些活著的死人，他們的麵貌根本不是那些絕望地盼著自己失蹤兒子的父母們所能想像的，他們往往隻能人工餵養——很簡單，因為他們的嘴和下巴被槍彈打掉了。弗裏德裏希不僅展現照片，他還為這些殘廢軍人的照片配上恰當的信息：
“直至今天，在軍醫院裏還有麵貌可怕的殘廢軍人躺著，人們還得不斷在他們身上做手術。許多不幸的戰爭受害者都已經接受過30至35次手術，個別人甚至經受過四十幾次了。對好幾千人的治療至今尚未結束，還有許多人必須人工餵養。”
每個參戰國都有截肢者、殘廢軍人、戰爭盲人，戰勝國有，戰敗國也有。人們已經對他們習慣了，他們受到官方資助，按國家計劃治療。有關這些情況，不僅有來自德國的照片。在照片上可以看到剛截肢不久的單臂軍人在練習如何用一隻手臂射擊和命中。“同時代人在這些戰爭的受害者麵前閉上眼睛。”雷納·費邊在《戰爭影集》中寫道，因為沒有人願意仔細看，“隻有那些在黑色書籍和展覽會上向人們展現失去了臉麵或部分肢體、但沒有失去生命的士兵照片的和平主義者和反戰主義者敢於正視。”
弗裏德裏希從小就把跟戰爭有關的東西看得比一切事物更寶貴，尤其是德國的東西。“用紙做的小軍帽就是當年戴在殺人者頭上的鋼盔！這孩子先用氣槍練習，後來自然地就用獵槍射擊了！用木頭做的小刀就是當年用來刺進人體的軍刀”。
這裏也有戰術，無人區發生的事情被輕描淡寫，他們有意識地選擇那些人的經歷，但那些人中的多數都已戰死，於是對真正發生過的恐怖的回憶也越來越不清楚，直至歷史被遺忘。它們甚至被當作傳說來講述，好像是在講戰爭中的一個普通童話。
英國《南威爾斯回聲報》中所畫的反擊就顯得很有質量。可以看到一個失望的、所謂的“文化教授先生”，當然他是德國人。他一隻手拿著一塊牌子，上麵寫著“仇恨十戒”，他吃驚地看著那些在背景中友好聯誼的士兵們，英國人和德國人，這幅漫畫讓他承認說：“我算是白活了這一輩子。”
政治家和將軍們在自己國家的新聞出版物上最喜歡看到的、最想貫徹的以及往往真的已經貫徹了的，是那些為祖國、為國王或為皇帝樂於獻出生命的英雄們有風度的死。沒有出現在報刊上的是撕碎了的、腐爛了的、被老鼠啃壞了的士兵。英國作戰部長洛德·基奇納向前線宣布了一項總禁令：不許拍攝和繪畫陣亡士兵。希望看到的是表現敵方的照片，但是這樣違反戰爭法規的罪行很少被拍成照片，因為有人在負責監視，不讓拍攝。
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完全不一樣了，德國士兵把大規模槍殺都拍攝了下來。他們還拍被處絞刑的遊擊隊員，拍死亡進行曲，甚至覺得把這些可作為他們罪證的照片寄到家裏去也沒有什麽不好。另一方麵，也是有人在贊同這樣的論點：第一次世界大戰是20世紀的原始災難，殺人被看成是例外的對人類的犯罪；以後所有的人殺人的事情則都是合乎邏輯的結果。
從今天的觀點來看，有據可查的新聞權利也允許一種相反的結論：不加粉飾的、不用英雄主義作掩飾的、真實的恐怖被印刷出版，在書報亭銷售，送到居民的家裏，這樣做會在所有國家引起驚慌的。每個國家的普通小兵，他們在戰壕裏受苦受難，他們戰死了，他們連休息一會兒都不可能。他們也都有母親、父親、妻子、孩子。
“對著旗幟喊叫的國王應該自己去舉旗幟，”恩斯特·弗裏德裏希於戰後寫道，這是絕妙的一句話。這位激進的和平主義者曾經想出用雙手摺斷一把槍作為反戰象徵，這一象徵至今仍適用於反戰者。他用10年時間收集照片，收集至今從未發表過的照片。1924年，他的《以戰爭反戰爭》一書出版，德國人首次看到了戰爭的真麵貌——不僅僅是以往這些戰爭。這是第一本描寫戰爭殘酷的書。180張來自軍事檔案館和軍醫院的照片，它們以前均被檢查機關封鎖著，尤其是那些來自軍醫院的照片。
人們幾乎不忍正麵看著這些經塑造過的、“被打碎了的麵孔”，這些人也不敢互相對看，所以，住著這些病人的 醫院 出自這一原因也就沒有鏡子。這些被修整得可怕的戰爭受害者根本就不敢回家，他們擔心在家屬的臉上看到驚恐。他們寧可讓家裏人認為他們已經死了、已經失蹤了，而留在醫院裏那些像他們一樣的人中間。這樣的醫院在德國有，在英國有，在法國也有。
開始，這些“被戰爭搗碎了的人”在市內醫院的特殊部門治療，因此可以拍攝在治療中的外科醫生，可以參觀人造鼻子、人造眼睛、人造耳朵的製造，石膏模型陳列室亦可參觀，這些石膏模型是整修被摧毀麵孔時用的。後來這些人從市內醫院轉到了鄉下，治療機構在森林裏，看守嚴密，因而產生了多種傳說。這些樣子難看的人過著艱難的日子，他們和外界隔絕。這些活著的死人，他們的麵貌根本不是那些絕望地盼著自己失蹤兒子的父母們所能想像的，他們往往隻能人工餵養——很簡單，因為他們的嘴和下巴被槍彈打掉了。弗裏德裏希不僅展現照片，他還為這些殘廢軍人的照片配上恰當的信息：
“直至今天，在軍醫院裏還有麵貌可怕的殘廢軍人躺著，人們還得不斷在他們身上做手術。許多不幸的戰爭受害者都已經接受過30至35次手術，個別人甚至經受過四十幾次了。對好幾千人的治療至今尚未結束，還有許多人必須人工餵養。”
每個參戰國都有截肢者、殘廢軍人、戰爭盲人，戰勝國有，戰敗國也有。人們已經對他們習慣了，他們受到官方資助，按國家計劃治療。有關這些情況，不僅有來自德國的照片。在照片上可以看到剛截肢不久的單臂軍人在練習如何用一隻手臂射擊和命中。“同時代人在這些戰爭的受害者麵前閉上眼睛。”雷納·費邊在《戰爭影集》中寫道，因為沒有人願意仔細看，“隻有那些在黑色書籍和展覽會上向人們展現失去了臉麵或部分肢體、但沒有失去生命的士兵照片的和平主義者和反戰主義者敢於正視。”
弗裏德裏希從小就把跟戰爭有關的東西看得比一切事物更寶貴，尤其是德國的東西。“用紙做的小軍帽就是當年戴在殺人者頭上的鋼盔！這孩子先用氣槍練習，後來自然地就用獵槍射擊了！用木頭做的小刀就是當年用來刺進人體的軍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