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看到機會來了，他利用現在的形勢，問麥克萊恩，這是不是一個掩埋那些上個星期已經躺在鐵絲網前的死者的好機會，因為現在不開槍，也沒有人想到要開槍。他起先並不指望指揮官回答，他大概也可以想像答案會是什麽樣的，他不相信指揮官會同意。他爬到防衛牆上，朝德軍陣地走去，要求見一個會說英語的軍官，於是被帶到那個軍官那裏，他的關於共同來掩埋死者的建議立刻被採納。那位德國軍官甚至請這位蘇格蘭神甫主持哀悼儀式，為大家做一個合適的禱告，因為在他們的兵團裏沒有神職人員，隻有一個學神學的大學生，但他熟悉亞當斯將要誦讀的《聖經·舊約》第23篇嗎？他當然熟悉，那好，我們把他也帶上，以上帝的名義。
開始時，大量的屍體按國別分開，英國的和英國的歸在一起，德國的和德國的歸在一起。但後來不分國籍將鏟和鍬分給所有的士兵，讓大家挖墓穴。附近，有29具屍體在德國陣地前已躺了好幾天了，沒有人去收拾他們，更談不上要做到自己不送命去掩埋他們，因為那些狙擊手就在等這樣的機會。
一個德國軍官也讓手下士兵把陣亡的蘇格蘭士兵弄到英國人所在的冰凍耕地上，並向他們致軍禮。他在向士兵們示意，這些人是多麽勇敢。這是一種什麽樣的悲嘆呀。他不會英語，他是用法語說的。就像蘇格蘭警衛連的愛德華·赫爾斯在給家裏的一封信上所寫的：“他們很勇敢，真是太可惜了。”
士兵們——右邊英國人，左邊德國人——站成一排，圍著一個大墳墓，軍官和士兵混在一起，他們取下帽子，跟著埃斯萊蒙特·亞當斯念禱文，先用英語，然後用德語：“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那位來自萊比錫的神學專業大學生是自願報名來參加這一民族大廝殺的，他不得不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接著將禱文譯成德文。
然後他們將所有的死者埋到地下，事先取走他們的軍人證、裝著家裏人照片和地址的皮夾子。他們能在地下安息多久，這要看下一次的炮火轟擊了，迫擊炮彈不僅僅打中活人。死者的行裝就地交給指揮官，指揮官負責載入團部登記簿，即便已經死了，一切還得有秩序，以便通知他們在德國和英國的家屬，他們的兒子、丈夫、父親、兄弟已經陣亡。戰場上的意外死亡事件也時有發生，舉個例子，昨天在巴伐利亞第16步兵兵團的官方日誌中記載著，發生了一件悲慘的意外事件：“大部分連隊都在舉行氣氛熱烈的聖誕慶祝會，後備部隊的雷斯·埃格爾在拆洗槍枝時不小心走火而被打死。”
接著他們大家一起念主禱文，每個人都用自己國家的語言念，所以聽起來是各種語言的混合音。然後默哀一分鍾，互相握手，重新戴上帽子，把幾個木頭十字架放在墳墓上，——英國人用他們裝餅幹的木箱上的木頭製作十字架。下次迫擊炮轟擊時又將被摧毀。德國人和英國人繼續談天，他們很少談到戰爭，對戰爭能說什麽呢，大夥都知道幾個戰爭故事，沒有一個故事是好的。一個來自諾福克郡的文書在官方戰爭日誌中寫道，德國人深信，“戰爭最晚再過2個月就要結束”。
在隨軍神甫亞當斯的筆記簿中寫著一個年輕蘇格蘭軍官的名字及其家鄉的地址，他不是埋在這裏的，不是埋在靠近薩伊-弗羅梅勒公路的佩蒂永公路旁的，而是埋在弗羅梅勒公墓裏的。那位為死者舉行葬禮的德國軍官將死者的名字和地址給了神甫，請他告訴死者的妻子，她丈夫是怎麽死的。這位年輕的蘇格蘭軍官臨死時，極力地想解開他黃卡其襯衣上的胸袋，但是他已做不到了。是他的敵人幫他解開衣扣，口袋裏有他年輕妻子的照片。“我把照片拿到他眼前。”德國軍官對英軍的隨軍神甫說，神甫一個字一個字地記下來，“他就這樣躺著，眼睛看著照片上的她，過了幾分鍾便死去了。”1915年1月8日的《格爾利茨消息報》刊登了這個故事，是這個德國軍官寫信告訴家裏的。
這天上午還舉行了幾個共同葬禮，但弗勒爾貝克斯的葬禮是最大的一個。本來隻是決定，每一方讓自己夥伴的屍體最終安息，但不久出現了“一個特別的景象……在雙方陣地間的無人區，我們的人在幫助敵人掩埋他們的陣亡士兵”。誌願兵愛德華·特爾克驚奇地說。第17巴伐利亞步兵兵團的人在哀悼一個陣亡的英國人，在死者身上扔了一把土，為他念一遍主禱文，送他上路，去永遠安息。在普盧赫斯泰爾特森林戰線以北，而在這裏念禱文的是一個德國人。事後他讓一個英軍下士為他理髮，他十分信任地跪在無人區，讓那個下士在後腦勺上剪呀、刮呀。
整天都很安寧，沒有開槍，沒有開炮，炮手們盡管在通過潛望鏡觀察這少見的行動，但他們並不開炮，否則會打中自己人的。可能是被這寧靜所吸引，聖誕節的第一天甚至有幾隻鳥兒飛回了莊稼地。莫裏斯·馬斯科爾上尉想利用這和平的機會準備畫幾幅殘破風景素描，幾個星期來他第一次重新見到了這正常的生活。他數了一下，在一棵已被戰火燒死的樹上有5隻麻雀。愛德華·赫爾斯發現：“鳥兒從四麵八方回來，平時我們看不見鳥兒。下午我在地下掩蔽部前麵看到了50隻麻雀，我給他們餵了食。”
開始時，大量的屍體按國別分開，英國的和英國的歸在一起，德國的和德國的歸在一起。但後來不分國籍將鏟和鍬分給所有的士兵，讓大家挖墓穴。附近，有29具屍體在德國陣地前已躺了好幾天了，沒有人去收拾他們，更談不上要做到自己不送命去掩埋他們，因為那些狙擊手就在等這樣的機會。
一個德國軍官也讓手下士兵把陣亡的蘇格蘭士兵弄到英國人所在的冰凍耕地上，並向他們致軍禮。他在向士兵們示意，這些人是多麽勇敢。這是一種什麽樣的悲嘆呀。他不會英語，他是用法語說的。就像蘇格蘭警衛連的愛德華·赫爾斯在給家裏的一封信上所寫的：“他們很勇敢，真是太可惜了。”
士兵們——右邊英國人，左邊德國人——站成一排，圍著一個大墳墓，軍官和士兵混在一起，他們取下帽子，跟著埃斯萊蒙特·亞當斯念禱文，先用英語，然後用德語：“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那位來自萊比錫的神學專業大學生是自願報名來參加這一民族大廝殺的，他不得不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接著將禱文譯成德文。
然後他們將所有的死者埋到地下，事先取走他們的軍人證、裝著家裏人照片和地址的皮夾子。他們能在地下安息多久，這要看下一次的炮火轟擊了，迫擊炮彈不僅僅打中活人。死者的行裝就地交給指揮官，指揮官負責載入團部登記簿，即便已經死了，一切還得有秩序，以便通知他們在德國和英國的家屬，他們的兒子、丈夫、父親、兄弟已經陣亡。戰場上的意外死亡事件也時有發生，舉個例子，昨天在巴伐利亞第16步兵兵團的官方日誌中記載著，發生了一件悲慘的意外事件：“大部分連隊都在舉行氣氛熱烈的聖誕慶祝會，後備部隊的雷斯·埃格爾在拆洗槍枝時不小心走火而被打死。”
接著他們大家一起念主禱文，每個人都用自己國家的語言念，所以聽起來是各種語言的混合音。然後默哀一分鍾，互相握手，重新戴上帽子，把幾個木頭十字架放在墳墓上，——英國人用他們裝餅幹的木箱上的木頭製作十字架。下次迫擊炮轟擊時又將被摧毀。德國人和英國人繼續談天，他們很少談到戰爭，對戰爭能說什麽呢，大夥都知道幾個戰爭故事，沒有一個故事是好的。一個來自諾福克郡的文書在官方戰爭日誌中寫道，德國人深信，“戰爭最晚再過2個月就要結束”。
在隨軍神甫亞當斯的筆記簿中寫著一個年輕蘇格蘭軍官的名字及其家鄉的地址，他不是埋在這裏的，不是埋在靠近薩伊-弗羅梅勒公路的佩蒂永公路旁的，而是埋在弗羅梅勒公墓裏的。那位為死者舉行葬禮的德國軍官將死者的名字和地址給了神甫，請他告訴死者的妻子，她丈夫是怎麽死的。這位年輕的蘇格蘭軍官臨死時，極力地想解開他黃卡其襯衣上的胸袋，但是他已做不到了。是他的敵人幫他解開衣扣，口袋裏有他年輕妻子的照片。“我把照片拿到他眼前。”德國軍官對英軍的隨軍神甫說，神甫一個字一個字地記下來，“他就這樣躺著，眼睛看著照片上的她，過了幾分鍾便死去了。”1915年1月8日的《格爾利茨消息報》刊登了這個故事，是這個德國軍官寫信告訴家裏的。
這天上午還舉行了幾個共同葬禮，但弗勒爾貝克斯的葬禮是最大的一個。本來隻是決定，每一方讓自己夥伴的屍體最終安息，但不久出現了“一個特別的景象……在雙方陣地間的無人區，我們的人在幫助敵人掩埋他們的陣亡士兵”。誌願兵愛德華·特爾克驚奇地說。第17巴伐利亞步兵兵團的人在哀悼一個陣亡的英國人，在死者身上扔了一把土，為他念一遍主禱文，送他上路，去永遠安息。在普盧赫斯泰爾特森林戰線以北，而在這裏念禱文的是一個德國人。事後他讓一個英軍下士為他理髮，他十分信任地跪在無人區，讓那個下士在後腦勺上剪呀、刮呀。
整天都很安寧，沒有開槍，沒有開炮，炮手們盡管在通過潛望鏡觀察這少見的行動，但他們並不開炮，否則會打中自己人的。可能是被這寧靜所吸引，聖誕節的第一天甚至有幾隻鳥兒飛回了莊稼地。莫裏斯·馬斯科爾上尉想利用這和平的機會準備畫幾幅殘破風景素描，幾個星期來他第一次重新見到了這正常的生活。他數了一下，在一棵已被戰火燒死的樹上有5隻麻雀。愛德華·赫爾斯發現：“鳥兒從四麵八方回來，平時我們看不見鳥兒。下午我在地下掩蔽部前麵看到了50隻麻雀，我給他們餵了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