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朝一日，當一切已成過去，
母親在哭泣、新娘在怨恨，
在耶穌基督的雕像下，
虔誠的十字架被怒摔。
有人會說：已經過去了！
讓死者去抱怨自己的死！
可我們活著，我們的心碎成兩半，
活著就要收拾殘局。
失去了一代人，由此造成的震驚在英國起到另外一種作用，比在德國更有影響，並導致另外一種後果。內維爾·張伯倫作過令他失望的嚐試，他於1938年想通過綏靖政策讓德國“元首”平靜下來，以防止損失慘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20年後，再爆發一次大戰，這也是鑑於以前的經驗和出於大批死亡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家庭的損失大於可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所以對英國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才是真正的大戰，它作為20世紀引起其他災難的真正的災難之源，至今活在人們共同的下意識中。
德國人則完全不一樣，他們喜歡獻身於偉大的死，願意獻出自己的小市民生命。他們願意這樣思考，願意這樣去信仰，在家庭裏、在小學裏、在教會中、在大學裏，他們就受到這樣的薰陶，在軍隊裏就更不用說了。朗厄馬克附近，當不到20歲的大學生們被他們的軍官推向死亡時，德國民族主義詩人們利用這一毫無意義的死亡而大做文章，把它說成是朗厄馬克的 神話 ，胡扯什麽為祖國而戰死是美好的、光榮的。將一場血淋淋的恐怖戰爭美化成英雄主義的神聖之舉，把失敗謊稱為“背後一箭”所致，這種民族主義傾向慫恿了納粹犯罪分子去輕易從事他們的勾當。拋棄了一切純潔念頭的小市民於是在納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最後幸福。
今天的人是理解不了的，然而在1914年夏天和秋天，不管和平主義者的抗議，社會上仍然流行著“戰爭是冒險”的口號。肖伯納在8月14日的社會主義周報《新政治家》上發表的嚴肅建議，被認為是一個寫得很有意思的玩笑，英國宰相阿斯奎思真想把這位文學家送上軍事法庭，告他叛國。是肖伯納的一個普通建議救了許多人的生命：他寫道，各支軍隊的士兵應該開槍打死他們的軍官，然後回家去。
15年以後，埃裏希·馬利亞·雷馬克在其小說《西線無戰爭》中，讓那位自願上前線打仗的克羅普為未來想出一個簡單而誘人的辦法：每一個戰役“應該成為一種民間節日，進去要買門票，裏麵在奏音樂。就像鬥牛一樣，交戰國雙方的部長和將軍必須穿著泳褲、拿著棍棒在比賽場上開打，誰贏了，誰的國家也就勝利了，這比讓普通老百姓去互相廝殺更簡單、更好……”
與此相反，朱利安·格倫費爾上尉把他在法國和比利時的參戰看成獨一無二的大型野餐。謝天謝地，幸好沒有帶“通常都要配備的、累贅的次要物品”，沒有板球比賽、沒有茶、沒有黃瓜三明治。“我覺得戰爭簡直就是太美妙了。”一些英國軍官的態度正好和他這種毫不在乎的樣子很相吻，在倫敦西區的軍人俱樂部吃晚餐時，他們自鳴得意地說，早上在回家休假的路上還跟他們的部下——和平時見不到的人們一起在戰壕裏吃早飯。他們沒有誇張，比利時的北海海岸和倫敦之間的距離為110公裏，坐火車和渡船都很方便。火車從尚未被占領的法國後方出發，朝港口城市開。
侵略者們卻舒服多了，他們在占領區為所欲為：搶劫商店和倉庫、趕走老百姓、住進他們的房子、讓他們做苦工或者把他們送進勞動集中營。將近70萬比利時人，不管是男人和女人，都被送到德意誌帝國的農村和工廠做工。
由於戰爭而缺少所謂的人力資源，但這無關緊要。盡管德國部隊已經損失了10萬人——官方對此並不隱瞞——陣亡士兵的名單照常發表，每天的死亡被看作是對人的必要磨練，公眾對此已有思想準備。多年來對民眾進行的屈從教育看來頗有成效。
所以，當這些被訓練成聽話的、穿軍裝的唯命是從者，現在要把德國秩序顛倒過來、並於1914年聖誕節突然決定在地球上實現完全屬於他們自己的和平時，就更令人吃驚了。是德國士兵？是德國士兵！
甚至活人都沒法擺脫這樣大群大群的老鼠，有的老鼠大得像狗。第135皇家野戰炮兵連的西裏爾·f·德拉蒙德在他的戰地日記裏毛骨悚然地回憶起一隻老鼠，他情願給這個“老兄”讓路，也不願在狹窄的交通壕裏撞見它。經過幾天前日日夜夜潮水般的降雨和風暴，現在老鼠甚至可以通過遊泳進攻了。戰壕裏的水沒到士兵們的膝蓋處，在粘土地裏水流不出去。據說如果伊珀爾-艾茲運河決堤，這些士兵不是被淹死在戰壕裏，也會被埋到無人區的泥漿裏，再有搶救辦法也枉然。
用無人區這個名字來稱呼被上帝拋棄的西線這塊土地再恰當不過了。無人區，也就是說，在這個區裏，在狙擊手的瞄準器裏，幾乎沒有可作遮蔽的東西，除非在彈坑的水裏、死馬的身體下麵、正腐爛的屍體旁邊可以活得時間長一些。在那些既到不了敵人那裏、又回不了自己部隊的人的屍體後麵，必要時能躲一躲，大家都是這麽做的。有一個德國人看見英國人用陣亡士兵的軀體當掩蔽，甚至把傷員弄死當掩蔽，他對這種做法十分氣憤——但是他連隊的士兵同樣在這樣做，他卻瞞著不說。
母親在哭泣、新娘在怨恨，
在耶穌基督的雕像下，
虔誠的十字架被怒摔。
有人會說：已經過去了！
讓死者去抱怨自己的死！
可我們活著，我們的心碎成兩半，
活著就要收拾殘局。
失去了一代人，由此造成的震驚在英國起到另外一種作用，比在德國更有影響，並導致另外一種後果。內維爾·張伯倫作過令他失望的嚐試，他於1938年想通過綏靖政策讓德國“元首”平靜下來，以防止損失慘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20年後，再爆發一次大戰，這也是鑑於以前的經驗和出於大批死亡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家庭的損失大於可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所以對英國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才是真正的大戰，它作為20世紀引起其他災難的真正的災難之源，至今活在人們共同的下意識中。
德國人則完全不一樣，他們喜歡獻身於偉大的死，願意獻出自己的小市民生命。他們願意這樣思考，願意這樣去信仰，在家庭裏、在小學裏、在教會中、在大學裏，他們就受到這樣的薰陶，在軍隊裏就更不用說了。朗厄馬克附近，當不到20歲的大學生們被他們的軍官推向死亡時，德國民族主義詩人們利用這一毫無意義的死亡而大做文章，把它說成是朗厄馬克的 神話 ，胡扯什麽為祖國而戰死是美好的、光榮的。將一場血淋淋的恐怖戰爭美化成英雄主義的神聖之舉，把失敗謊稱為“背後一箭”所致，這種民族主義傾向慫恿了納粹犯罪分子去輕易從事他們的勾當。拋棄了一切純潔念頭的小市民於是在納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最後幸福。
今天的人是理解不了的，然而在1914年夏天和秋天，不管和平主義者的抗議，社會上仍然流行著“戰爭是冒險”的口號。肖伯納在8月14日的社會主義周報《新政治家》上發表的嚴肅建議，被認為是一個寫得很有意思的玩笑，英國宰相阿斯奎思真想把這位文學家送上軍事法庭，告他叛國。是肖伯納的一個普通建議救了許多人的生命：他寫道，各支軍隊的士兵應該開槍打死他們的軍官，然後回家去。
15年以後，埃裏希·馬利亞·雷馬克在其小說《西線無戰爭》中，讓那位自願上前線打仗的克羅普為未來想出一個簡單而誘人的辦法：每一個戰役“應該成為一種民間節日，進去要買門票，裏麵在奏音樂。就像鬥牛一樣，交戰國雙方的部長和將軍必須穿著泳褲、拿著棍棒在比賽場上開打，誰贏了，誰的國家也就勝利了，這比讓普通老百姓去互相廝殺更簡單、更好……”
與此相反，朱利安·格倫費爾上尉把他在法國和比利時的參戰看成獨一無二的大型野餐。謝天謝地，幸好沒有帶“通常都要配備的、累贅的次要物品”，沒有板球比賽、沒有茶、沒有黃瓜三明治。“我覺得戰爭簡直就是太美妙了。”一些英國軍官的態度正好和他這種毫不在乎的樣子很相吻，在倫敦西區的軍人俱樂部吃晚餐時，他們自鳴得意地說，早上在回家休假的路上還跟他們的部下——和平時見不到的人們一起在戰壕裏吃早飯。他們沒有誇張，比利時的北海海岸和倫敦之間的距離為110公裏，坐火車和渡船都很方便。火車從尚未被占領的法國後方出發，朝港口城市開。
侵略者們卻舒服多了，他們在占領區為所欲為：搶劫商店和倉庫、趕走老百姓、住進他們的房子、讓他們做苦工或者把他們送進勞動集中營。將近70萬比利時人，不管是男人和女人，都被送到德意誌帝國的農村和工廠做工。
由於戰爭而缺少所謂的人力資源，但這無關緊要。盡管德國部隊已經損失了10萬人——官方對此並不隱瞞——陣亡士兵的名單照常發表，每天的死亡被看作是對人的必要磨練，公眾對此已有思想準備。多年來對民眾進行的屈從教育看來頗有成效。
所以，當這些被訓練成聽話的、穿軍裝的唯命是從者，現在要把德國秩序顛倒過來、並於1914年聖誕節突然決定在地球上實現完全屬於他們自己的和平時，就更令人吃驚了。是德國士兵？是德國士兵！
甚至活人都沒法擺脫這樣大群大群的老鼠，有的老鼠大得像狗。第135皇家野戰炮兵連的西裏爾·f·德拉蒙德在他的戰地日記裏毛骨悚然地回憶起一隻老鼠，他情願給這個“老兄”讓路，也不願在狹窄的交通壕裏撞見它。經過幾天前日日夜夜潮水般的降雨和風暴，現在老鼠甚至可以通過遊泳進攻了。戰壕裏的水沒到士兵們的膝蓋處，在粘土地裏水流不出去。據說如果伊珀爾-艾茲運河決堤，這些士兵不是被淹死在戰壕裏，也會被埋到無人區的泥漿裏，再有搶救辦法也枉然。
用無人區這個名字來稱呼被上帝拋棄的西線這塊土地再恰當不過了。無人區，也就是說，在這個區裏，在狙擊手的瞄準器裏，幾乎沒有可作遮蔽的東西，除非在彈坑的水裏、死馬的身體下麵、正腐爛的屍體旁邊可以活得時間長一些。在那些既到不了敵人那裏、又回不了自己部隊的人的屍體後麵，必要時能躲一躲，大家都是這麽做的。有一個德國人看見英國人用陣亡士兵的軀體當掩蔽，甚至把傷員弄死當掩蔽，他對這種做法十分氣憤——但是他連隊的士兵同樣在這樣做，他卻瞞著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