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像1914年的德國軍隊那樣的軍隊，才能單獨跟別的軍隊作戰。”弗裏德裏希·威廉二世的禦林軍步兵團的編年史家大聲說，“在軍隊裏，每個人都通過經常罵人的普魯士軍國主義的嚴格教育和訓練，而成為沒有缺陷的守紀律的德國士兵。像1914年的德軍那樣的團結一致的、德國人民和祖國的軍隊，在世界上還沒有過。”而這樣的咆哮，確實不是獨一無二的。
在德意誌帝國有一首所謂的《仇恨英國歌》，它充分體現了德意誌式的狂妄自大，成了街頭的流行小調。此歌為某一個名叫恩斯特·利紹爾的德國人所作，作為德國聲嘶力竭追求統治世界的有力證據、作為傲慢的普魯士主義的證據。這首歌被譯成英文，在許國英國報紙上刊登。一個未經訓練的半吊子所寫的語無倫次的東西，在正常的年代根本不值得一提。每個國家畢竟都有偏執者，何況那些年代已經是不正常的年代了。對英國的仇視竟然變成了一種民族詩，用來增強本民族的偏見，影響本國人民的情緒，毒害他們的思想。
這位筆桿子因此立了大功，甚至獲得了一枚勳章。德國的小學生必須背誦他寫的詩，威廉二世讓人將這些詩印成傳單、分發給部隊：
我們隻有唯一的敵人：
你們都知道，你們都知道，
他蜷縮在灰色的海峽對麵，
滿懷嫉妒、滿懷憤恨、
充滿陰險、充滿狡詐，
一水之隔，水濃於血，
我們要控告。
我們發誓，共同發誓。
我們發誓，風吹不動。
我們向孩子和孩子的孩子發誓。
聽著這句話，重複這句話，
它傳遍整個歐洲：
不放棄仇恨，
我們隻有一個恨，
我們一起愛，我們一起恨，
我們隻有一個敵人：英國……
後來發表在《每日圖報》上的反擊詩體現出了激情——“打到德國人 ／ 全部打到…… ／ 割掉他們的舌頭、挖出他們的眼球 ／ 打倒，全部打倒……”——在讀者中贏得了熱情的讚揚。這些詩和同時發表的、來自比利時和法國占領區的報導互相呼應，據說德國士兵在進軍中將嬰兒挑在刺刀上，割掉婦女的乳房，絞死神甫。
被懷疑是間諜或埋伏在後方搞襲擊的平民受到殘酷的、毫不留情的槍殺，這是有據可查的。比如在迪南，德國兵槍殺了612名男子、婦女和兒童；在塔明有400個公民被機槍掃射而死，據說是因為他們襲擊占領者。德軍時時處處散布謠言，說什麽他們的軍營受到威脅，無辜的平民必須相信敵人案卷中的記錄。嚴肅的學者們估計，在比利時被占領後，共有6500名平民遭德國蠻子的槍殺。
“反擊詩”至少在平民讀者中激起了對敵人的憤怒，有人抗議，要將敵人的舌頭割掉、眼球挖出，但這是有失英國紳士身份的做法。來自法國的謠言說，有幾個法國士兵真的將德國俘虜的眼球摳了出來，這種傳說其實也太誇張了。
相反，德國的公民卻在公開唱每一首仇恨歌，隻要是反對英國的事情，他們都做。每一顆子彈都帶著謾罵，每刺一刀都有毒，他們就是這樣受教育的。這個國家裏的學校其實就是兵營，在那裏灌輸威廉式的經典：紀律、服從、盡職、時刻準備犧牲等德意誌道德。
當戰爭的威脅越來越嚴重時、當總參謀部越來越不耐煩地揮舞著叮噹作響的軍刀時、當理智越來越深地陷入虛假的激情時，很多國家的反戰人士紛紛抗議和舉行示威遊行，反對即將來臨的災難；在英國的知名代表是伯特蘭德·拉塞爾。然而當戰爭真的爆發了，這些人士就隻會讚揚一個國家了，那就是自己的國家。除了卡爾·李卜克內西以外，所有的社會民主黨人都認購了當時公布的戰爭公債。
最明顯的民族主義信號來自德國，隻要原則上對戰爭持另一種看法，那就被認為是想摧毀自己的民族。對德國人而言，戰爭是他們不惜任何代價必須完成的神聖任務，哪怕付出生命。不僅是貴族出身的將軍、不僅是普魯士的容克、不僅是平民政治家，還有著名的文學家（後麵可以讀到）、神職人員、宮廷的新教傳道士和右翼天主教的教會先生們，都本著這種精神在吵吵嚷嚷，並因此而拿起武器。
93名文學家、藝術家和科學家在一份戰爭宣言上簽了名，其中有馬克斯·普朗克、馬克斯·賴因哈德、威廉·倫琴。宣言的名字叫《對文化界的號召》，於8月14日發表。
在所謂的才能卓越的人身上體現出一種思想紊亂、一種假聰明的狂妄，這種狂妄在他們的許諾中達到了頂峰：“請相信我們！相信作為擁有歌德、貝多芬、康德這樣的文化名人和文化遺產的、高度文明的民族，我們會把這場戰爭打到底的。我們以我們的名義和榮譽向你們擔保。”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法國總理喬治·克列孟梭把這一宣言稱為“德國人的最大罪行，一個比我們所知道的所有罪行更糟糕的罪行”。
有一位著名科學家沒有簽名，並且他在一個提倡和平的、稱為《致歐洲人宣言》的反戰宣言上簽了名，他就是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他剛被柏林有名的卡爾-威廉研究所任命為教授，他當然麵臨著受鎮壓的危險——如果他的觀點繼續公開傳播的話，然而他絲毫不予理會。“我的和平主義是我的本能感覺，是它在控製著我，它和任何一種理論無關，隻是因為我對任何一種殘酷和仇恨行為抱有深切的反感”。
在德意誌帝國有一首所謂的《仇恨英國歌》，它充分體現了德意誌式的狂妄自大，成了街頭的流行小調。此歌為某一個名叫恩斯特·利紹爾的德國人所作，作為德國聲嘶力竭追求統治世界的有力證據、作為傲慢的普魯士主義的證據。這首歌被譯成英文，在許國英國報紙上刊登。一個未經訓練的半吊子所寫的語無倫次的東西，在正常的年代根本不值得一提。每個國家畢竟都有偏執者，何況那些年代已經是不正常的年代了。對英國的仇視竟然變成了一種民族詩，用來增強本民族的偏見，影響本國人民的情緒，毒害他們的思想。
這位筆桿子因此立了大功，甚至獲得了一枚勳章。德國的小學生必須背誦他寫的詩，威廉二世讓人將這些詩印成傳單、分發給部隊：
我們隻有唯一的敵人：
你們都知道，你們都知道，
他蜷縮在灰色的海峽對麵，
滿懷嫉妒、滿懷憤恨、
充滿陰險、充滿狡詐，
一水之隔，水濃於血，
我們要控告。
我們發誓，共同發誓。
我們發誓，風吹不動。
我們向孩子和孩子的孩子發誓。
聽著這句話，重複這句話，
它傳遍整個歐洲：
不放棄仇恨，
我們隻有一個恨，
我們一起愛，我們一起恨，
我們隻有一個敵人：英國……
後來發表在《每日圖報》上的反擊詩體現出了激情——“打到德國人 ／ 全部打到…… ／ 割掉他們的舌頭、挖出他們的眼球 ／ 打倒，全部打倒……”——在讀者中贏得了熱情的讚揚。這些詩和同時發表的、來自比利時和法國占領區的報導互相呼應，據說德國士兵在進軍中將嬰兒挑在刺刀上，割掉婦女的乳房，絞死神甫。
被懷疑是間諜或埋伏在後方搞襲擊的平民受到殘酷的、毫不留情的槍殺，這是有據可查的。比如在迪南，德國兵槍殺了612名男子、婦女和兒童；在塔明有400個公民被機槍掃射而死，據說是因為他們襲擊占領者。德軍時時處處散布謠言，說什麽他們的軍營受到威脅，無辜的平民必須相信敵人案卷中的記錄。嚴肅的學者們估計，在比利時被占領後，共有6500名平民遭德國蠻子的槍殺。
“反擊詩”至少在平民讀者中激起了對敵人的憤怒，有人抗議，要將敵人的舌頭割掉、眼球挖出，但這是有失英國紳士身份的做法。來自法國的謠言說，有幾個法國士兵真的將德國俘虜的眼球摳了出來，這種傳說其實也太誇張了。
相反，德國的公民卻在公開唱每一首仇恨歌，隻要是反對英國的事情，他們都做。每一顆子彈都帶著謾罵，每刺一刀都有毒，他們就是這樣受教育的。這個國家裏的學校其實就是兵營，在那裏灌輸威廉式的經典：紀律、服從、盡職、時刻準備犧牲等德意誌道德。
當戰爭的威脅越來越嚴重時、當總參謀部越來越不耐煩地揮舞著叮噹作響的軍刀時、當理智越來越深地陷入虛假的激情時，很多國家的反戰人士紛紛抗議和舉行示威遊行，反對即將來臨的災難；在英國的知名代表是伯特蘭德·拉塞爾。然而當戰爭真的爆發了，這些人士就隻會讚揚一個國家了，那就是自己的國家。除了卡爾·李卜克內西以外，所有的社會民主黨人都認購了當時公布的戰爭公債。
最明顯的民族主義信號來自德國，隻要原則上對戰爭持另一種看法，那就被認為是想摧毀自己的民族。對德國人而言，戰爭是他們不惜任何代價必須完成的神聖任務，哪怕付出生命。不僅是貴族出身的將軍、不僅是普魯士的容克、不僅是平民政治家，還有著名的文學家（後麵可以讀到）、神職人員、宮廷的新教傳道士和右翼天主教的教會先生們，都本著這種精神在吵吵嚷嚷，並因此而拿起武器。
93名文學家、藝術家和科學家在一份戰爭宣言上簽了名，其中有馬克斯·普朗克、馬克斯·賴因哈德、威廉·倫琴。宣言的名字叫《對文化界的號召》，於8月14日發表。
在所謂的才能卓越的人身上體現出一種思想紊亂、一種假聰明的狂妄，這種狂妄在他們的許諾中達到了頂峰：“請相信我們！相信作為擁有歌德、貝多芬、康德這樣的文化名人和文化遺產的、高度文明的民族，我們會把這場戰爭打到底的。我們以我們的名義和榮譽向你們擔保。”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法國總理喬治·克列孟梭把這一宣言稱為“德國人的最大罪行，一個比我們所知道的所有罪行更糟糕的罪行”。
有一位著名科學家沒有簽名，並且他在一個提倡和平的、稱為《致歐洲人宣言》的反戰宣言上簽了名，他就是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他剛被柏林有名的卡爾-威廉研究所任命為教授，他當然麵臨著受鎮壓的危險——如果他的觀點繼續公開傳播的話，然而他絲毫不予理會。“我的和平主義是我的本能感覺，是它在控製著我，它和任何一種理論無關，隻是因為我對任何一種殘酷和仇恨行為抱有深切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