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進入黨衛軍時，德國人在維金師裏已經成了少數民族。部隊裏主要是丹麥人、挪威人、荷蘭人、比利時人、法國人……他們全都是出於恐共反共心理自願參加黨衛軍的。這些人打仗特別兇狠，而且冷酷無情。我加入維金師後一個月，在斯洛伐克聽到了一些關於納粹在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罪行，我當時內心非常震撼，無法理解我所在的這支軍隊會犯下這樣的罪惡，而我身邊的大多數老黨衛軍士兵聽完後沒有任何的反應和評論。真是一群冷血動物。”
我插話道：“聽說，戰爭後期黨衛軍在執行希特勒的罪惡訓令中最為堅決。比如說在東線的撤退途中摧毀一切設施的焦土令和處決所有向敵人舉白旗的軍人或平民的旗令。國防軍對這些命令的執行打了很大折扣，而黨衛軍幹起來是一點不含糊的。是這樣嗎？”
“是的。黨衛軍的堅決其實帶有相當一部分感情上的因素，那就是仇視敵人。納粹很清楚這一點，遇到殺人放火的事就交給黨衛軍幹。1944年8月1日在華沙爆發了武裝起義。鎮壓者主要就是黨衛軍。鎮壓持續了兩個月。10月初，戰鬥完全停止，戰後我才知道，波蘭人在這次起義中死了20萬人。我所在的部隊參加了事後的清查和報復行動。”
“那是什麽樣的報復行動？”我試探地問。根據經驗，垂暮之年的老人在回憶自己的軍旅生涯時都不願意講述自己曾經犯下的罪過。但直率的艾卡特回答很幹脆：“在華沙北部30公裏的地方，我參加過大麵積炸毀民宅的行動。我不願意，但必須做。”
艾卡特說：“我在黨衛軍的時間一共不過7個月，但這是我在整個戰爭中最危險和最艱苦的一段時間。在抵擋蘇軍大反攻的過程中，我所在部隊在東歐戰場上調來調去，哪裏危急就增援哪裏。我先後去過斯洛伐克、波蘭和匈牙利。1945年1月22日部隊在布達佩斯被蘇軍包圍了。在突圍過程中，我的左臂中彈，被送到了維也納養傷。當蘇聯紅軍逼近維也納時，我在槍傷未愈的情況下又返回部隊，接著就參加了在南德愛爾蘭根一帶和美國人的作戰。1945年4月19日我再次負傷，並被美軍俘虜。3周後，維金師向美軍投降了。對這個黨衛軍主力師來說，這是最好的結果。二戰後期，德國軍隊在明知沒有勝利希望的情況下，還是拚死抵抗蘇軍的推進，就是希望盟軍能加快占領德國土地的步伐，不要讓德國落到蘇聯人的手裏。在必須投降的時候，德國軍人們毫無例外地都希望成為盟軍的戰俘，黨衛軍就更是這樣。在維金師裏，這些投身反布爾什維主義的國際誌願者為什麽甘願流血？目的就是阻止蘇聯擴張，在經過和俄國人的連年血戰後，他們知道向俄國人繳槍意味著什麽。
“我被美軍送到設在烏爾姆的戰俘營，在那裏隻待了兩個月就被釋放了。在回家鄉的路上，我搭乘的是盟軍運煤的火車，每列車的車頂上都坐了30多號人。火車開到離家鄉還有20公裏的地方到了盡頭，我沒有了任何交通工具，於是拖著還沒有痊癒的左腿步行回到了家鄉。”
“瘸腿步行20公裏？”
“這不算什麽。那時還有一些斷腿的傷兵是拄著雙拐步行回家的。”
艾卡特接著說。“在東德實現合作化以後，我擔任了合作社的機械師，這樣，我在戰爭中學到的技能有了用武之地。我一直工作到1988年退休。退休第二年，柏林圍牆倒塌了，東德垮台了。”
講起過去，艾卡特有很多感慨。他說：“人生是由一個又一個的偶然組成的。如果我當初沒有學鉗工，很可能一參軍就去了步兵師，那樣我可能早就戰死了。我幹空軍地勤那幾年，離戰場很遠。真正的危險還是在加入黨衛軍以後，但是我熬過來了。和我差不多大的人死去的非常多。當時徵兵以18歲劃線，一滿18歲立即入伍。中學畢業生都是一屆接一屆地被送到前線。在我讀中學的那所學校裏，1922年出生的那一批畢業男生沒有一個從戰爭中活下來的。”
“在黨衛軍的這段歷史對您的戰後生活有影響嗎？”
“我沒有感覺到。戰後，紐倫堡軍事法庭把黨衛軍定義成了犯罪組織，並且追究了一些罪犯。但對於普通的黨衛軍士兵，戰勝國並沒有進行清算。不過，黨衛軍很招人恨。在戰爭中常發生虐待黨衛軍俘虜的事，特別是當盟軍吃夠德軍激烈抵抗的苦頭之後，或者是剛剛看見納粹集中營裏的囚犯屍堆之後，他們就特別憎惡黨衛軍。美國人對剛抓到的國防軍士兵通常最多就是在後背上砸上一槍托，照腚溝子踢上一腳，而黨衛軍的俘虜在這時就要吃小灶了。美國人常把他們單獨帶走，放回來時他們已經是頭破血流了。不過，我倒沒有挨打的經歷。
“針對德國的納粹化，四大戰勝國在戰後發起了一個非納粹化運動。非納粹化有兩種形式。一個是組織上的，趨於嚴，表現為取消納粹組織，清算納粹罪犯，杜絕納粹分子混進重要部門；另一個是思想上的，趨於寬。就是讓多數德國人遠離納粹，卸下歷史包袱。我們普通黨衛軍士兵當然屬於後者。”
“現在的年輕人會怎麽看待原黨衛軍士兵呢？”提出這種敏感的問題可能會觸到對方的痛處，但我實在太想知道答案，於是鼓起勇氣問了。
我插話道：“聽說，戰爭後期黨衛軍在執行希特勒的罪惡訓令中最為堅決。比如說在東線的撤退途中摧毀一切設施的焦土令和處決所有向敵人舉白旗的軍人或平民的旗令。國防軍對這些命令的執行打了很大折扣，而黨衛軍幹起來是一點不含糊的。是這樣嗎？”
“是的。黨衛軍的堅決其實帶有相當一部分感情上的因素，那就是仇視敵人。納粹很清楚這一點，遇到殺人放火的事就交給黨衛軍幹。1944年8月1日在華沙爆發了武裝起義。鎮壓者主要就是黨衛軍。鎮壓持續了兩個月。10月初，戰鬥完全停止，戰後我才知道，波蘭人在這次起義中死了20萬人。我所在的部隊參加了事後的清查和報復行動。”
“那是什麽樣的報復行動？”我試探地問。根據經驗，垂暮之年的老人在回憶自己的軍旅生涯時都不願意講述自己曾經犯下的罪過。但直率的艾卡特回答很幹脆：“在華沙北部30公裏的地方，我參加過大麵積炸毀民宅的行動。我不願意，但必須做。”
艾卡特說：“我在黨衛軍的時間一共不過7個月，但這是我在整個戰爭中最危險和最艱苦的一段時間。在抵擋蘇軍大反攻的過程中，我所在部隊在東歐戰場上調來調去，哪裏危急就增援哪裏。我先後去過斯洛伐克、波蘭和匈牙利。1945年1月22日部隊在布達佩斯被蘇軍包圍了。在突圍過程中，我的左臂中彈，被送到了維也納養傷。當蘇聯紅軍逼近維也納時，我在槍傷未愈的情況下又返回部隊，接著就參加了在南德愛爾蘭根一帶和美國人的作戰。1945年4月19日我再次負傷，並被美軍俘虜。3周後，維金師向美軍投降了。對這個黨衛軍主力師來說，這是最好的結果。二戰後期，德國軍隊在明知沒有勝利希望的情況下，還是拚死抵抗蘇軍的推進，就是希望盟軍能加快占領德國土地的步伐，不要讓德國落到蘇聯人的手裏。在必須投降的時候，德國軍人們毫無例外地都希望成為盟軍的戰俘，黨衛軍就更是這樣。在維金師裏，這些投身反布爾什維主義的國際誌願者為什麽甘願流血？目的就是阻止蘇聯擴張，在經過和俄國人的連年血戰後，他們知道向俄國人繳槍意味著什麽。
“我被美軍送到設在烏爾姆的戰俘營，在那裏隻待了兩個月就被釋放了。在回家鄉的路上，我搭乘的是盟軍運煤的火車，每列車的車頂上都坐了30多號人。火車開到離家鄉還有20公裏的地方到了盡頭，我沒有了任何交通工具，於是拖著還沒有痊癒的左腿步行回到了家鄉。”
“瘸腿步行20公裏？”
“這不算什麽。那時還有一些斷腿的傷兵是拄著雙拐步行回家的。”
艾卡特接著說。“在東德實現合作化以後，我擔任了合作社的機械師，這樣，我在戰爭中學到的技能有了用武之地。我一直工作到1988年退休。退休第二年，柏林圍牆倒塌了，東德垮台了。”
講起過去，艾卡特有很多感慨。他說：“人生是由一個又一個的偶然組成的。如果我當初沒有學鉗工，很可能一參軍就去了步兵師，那樣我可能早就戰死了。我幹空軍地勤那幾年，離戰場很遠。真正的危險還是在加入黨衛軍以後，但是我熬過來了。和我差不多大的人死去的非常多。當時徵兵以18歲劃線，一滿18歲立即入伍。中學畢業生都是一屆接一屆地被送到前線。在我讀中學的那所學校裏，1922年出生的那一批畢業男生沒有一個從戰爭中活下來的。”
“在黨衛軍的這段歷史對您的戰後生活有影響嗎？”
“我沒有感覺到。戰後，紐倫堡軍事法庭把黨衛軍定義成了犯罪組織，並且追究了一些罪犯。但對於普通的黨衛軍士兵，戰勝國並沒有進行清算。不過，黨衛軍很招人恨。在戰爭中常發生虐待黨衛軍俘虜的事，特別是當盟軍吃夠德軍激烈抵抗的苦頭之後，或者是剛剛看見納粹集中營裏的囚犯屍堆之後，他們就特別憎惡黨衛軍。美國人對剛抓到的國防軍士兵通常最多就是在後背上砸上一槍托，照腚溝子踢上一腳，而黨衛軍的俘虜在這時就要吃小灶了。美國人常把他們單獨帶走，放回來時他們已經是頭破血流了。不過，我倒沒有挨打的經歷。
“針對德國的納粹化，四大戰勝國在戰後發起了一個非納粹化運動。非納粹化有兩種形式。一個是組織上的，趨於嚴，表現為取消納粹組織，清算納粹罪犯，杜絕納粹分子混進重要部門；另一個是思想上的，趨於寬。就是讓多數德國人遠離納粹，卸下歷史包袱。我們普通黨衛軍士兵當然屬於後者。”
“現在的年輕人會怎麽看待原黨衛軍士兵呢？”提出這種敏感的問題可能會觸到對方的痛處，但我實在太想知道答案，於是鼓起勇氣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