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我們的武裝力量作好應付有限戰爭的準備方麵，我提到能量很低的原子武器具有偉大的前途。在能夠得到大量低能量原子武器之前，我們還必須依靠現有的戰術原子武器。必須經常記住，在許多有限戰爭的情況下，我們根本不打算使用原子武器。
由於相互威懾的結果，預期蘇聯集團的挑釁必然會增加。我們已經看到，自從蘇聯在人造衛星和有關的飛彈方麵取得成功以來，侵略行動有增無減。看來我們在決策方麵可能將麵臨越來越大的困難，所以，我們在決定未來的行動方案時，可以選擇多種多樣的反應方法，就顯得格外重要了。
我在結束我的發言時說，基本的問題是需要重新修正我們的軍事戰略，以適應由於相互威懾所引起的變化了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原子威懾力量將是我們賴以在蘇聯威脅下繼續生存的盾牌。它能給我們以保護，但不能作為機動的手段。今後我們還必須從這支所謂進行有限戰爭的部隊去尋找我國軍事戰略的積極因素。戰略上的這一改變並不意味著大量地擴充武裝力量，或增加軍費開支，而是為了重新明確重點，以便發展一個真正平衡的威懾體係。
這個建議的內容大部分是老的，隻有一點是新的，即認為在未來的戰爭中，打有限戰爭的部隊將起積極的作用，而原子報復力量則隻起消極的作用。起初，人們一直認為歐洲和遠東的地麵部隊是美國賴以使用其原子寶劍進行毀滅性打擊的盾牌。而現在它的任務已完全改變。原子報復力量已經變成擊退敵人原子攻擊的威脅的防禦盾牌，而進行有限戰爭的部隊則是一把用來進行刺殺和攻擊的靈活的寶劍。所以，這把寶劍的質量就具有新的更重大的意義。
我發言完畢後，特文寧將軍和懷特將軍提出了空軍的觀點，即原封不動地保留去年的“基本的國家安全政策”；就軍事戰略來說，就是維持原狀。在會議上討論很熱烈，但是使我失望的是國務卿杜勒斯和他的顧問們並沒有如我所希望的那樣大力支持新的戰略。會議沒有作出什麽決定就解散了，但實際上，我們的事業暫時遭到了失敗。此後不久，國防部長麥克艾羅伊在發給各軍種的一份備忘錄中說明國際形勢並未發生變化，因而沒有理由對“基本的國家安全政策”作任何重大的修改。為了編造1960年度的預算，最後決定保留舊的指導原則的提法，有爭議的部分留待今後繼續審查。
這一行動的實際效果是鼓勵國防部按照上一年度的編造預算的方法和程序來編造下一年度的預算，並且將這一鬥爭——使政府的基本安全政策適應顯然已改變了的國際形勢——一直推遲到1959年。在我寫本書時，這項工作尚待進行。
在很少有希望改變國家戰略的前景下，編造1960年度的預算工作於1958年仲夏開始，一直進行到秋末。國防部頒布的指導原則對於各軍種的限製超過了“新麵貌”時期的任何時候。實際上，這一指導原則旨在保持1959年國防預算的最高額，並保持各軍種原來的分配比例。從1955到1959財政年度，各軍種每年撥款的百分比為：空軍約46％，海軍和海軍陸戰隊約28％，陸軍約23％，其餘作為國防部本身的開支。在主要用來購買控製軍隊現代化速度的新式裝備的資金方麵，空軍在這一段時期內，始終是占總款項的60％，海軍和海軍陸戰隊約為30％，陸軍約10％。
隨著共產黨中國對台灣海峽的沿海島嶼的炮擊，預算辯論在夏、秋兩季繼續進行。共產黨準備採取有限戰爭的新跡象並沒有對預算產生任何影響。最後，這項預算於12月送交國家安全委員會，而沒有對前幾年的固定分配比例作出重大的改變。唯一的原因可能是認為1954年以來世界形勢基本上沒有發生變化。但是，到底有沒有發生變化呢？
人員仍然保持在1959財政年度末的水平。這樣，撥給陸軍的款項是維持87萬人，海軍為63萬人，海軍陸戰隊為17.5萬人，空軍為84.5萬人。盡管國會通過的1959年陸軍的後備隊為70萬人，然而國防部卻指示在63萬人的基礎上編造預算，比國會通過的數字減少了10％。
在這種情況下，編造國防預算的工作很快就遇到了嚴重的困難。各軍種，特別是空軍和海軍，已經著手進行諸如宇宙神和大力神洲際彈道飛彈、雷神和丘比特中程彈道飛彈、由潛水艇發射的北極星飛彈係統和鮑馬克地對空飛彈等重型武器的長期的、耗費大的生產計劃。建立預先警報係統的費用超過了預算的數字。陸軍的奈基3型反飛彈飛彈的新項目也要求增加資金。這樣，為了不超過前幾年的預算限額，就需要取消或削減上述許多正在擴充的項目。結果，削減最大的是中程彈道飛彈和奈基3型反飛彈飛彈計劃。
決定壓縮奈基3型反飛彈飛彈計劃的決定，在當時特別令人遺憾。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陸軍就預料到需要有這種防禦飛彈的武器，並於1955年就開始認真進行這項工作。那時，我們的飛彈製造商已經取得了研究和生產奈基1型和奈基2型防空飛彈的經驗，正準備著手進行擊落入侵的彈道飛彈這項新的、更艱難的工作。對我們的飛彈製造商來說，憑著他們已有的經驗，完成這項工作並不比在飛彈發展初期製造截擊有人駕駛轟炸機的飛彈的工作更困難。迫切的需要激勵飛彈製造商們及時提供一種防禦武器來對付一種新的、具有威脅性的進攻性武器。鑑於美國的政策是不首先發動預防性的原子戰爭，這就要求我們能夠經受敵人的首次打擊並且仍然生存下來，因而對上述防禦武器的需要就特別明顯。
由於相互威懾的結果，預期蘇聯集團的挑釁必然會增加。我們已經看到，自從蘇聯在人造衛星和有關的飛彈方麵取得成功以來，侵略行動有增無減。看來我們在決策方麵可能將麵臨越來越大的困難，所以，我們在決定未來的行動方案時，可以選擇多種多樣的反應方法，就顯得格外重要了。
我在結束我的發言時說，基本的問題是需要重新修正我們的軍事戰略，以適應由於相互威懾所引起的變化了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原子威懾力量將是我們賴以在蘇聯威脅下繼續生存的盾牌。它能給我們以保護，但不能作為機動的手段。今後我們還必須從這支所謂進行有限戰爭的部隊去尋找我國軍事戰略的積極因素。戰略上的這一改變並不意味著大量地擴充武裝力量，或增加軍費開支，而是為了重新明確重點，以便發展一個真正平衡的威懾體係。
這個建議的內容大部分是老的，隻有一點是新的，即認為在未來的戰爭中，打有限戰爭的部隊將起積極的作用，而原子報復力量則隻起消極的作用。起初，人們一直認為歐洲和遠東的地麵部隊是美國賴以使用其原子寶劍進行毀滅性打擊的盾牌。而現在它的任務已完全改變。原子報復力量已經變成擊退敵人原子攻擊的威脅的防禦盾牌，而進行有限戰爭的部隊則是一把用來進行刺殺和攻擊的靈活的寶劍。所以，這把寶劍的質量就具有新的更重大的意義。
我發言完畢後，特文寧將軍和懷特將軍提出了空軍的觀點，即原封不動地保留去年的“基本的國家安全政策”；就軍事戰略來說，就是維持原狀。在會議上討論很熱烈，但是使我失望的是國務卿杜勒斯和他的顧問們並沒有如我所希望的那樣大力支持新的戰略。會議沒有作出什麽決定就解散了，但實際上，我們的事業暫時遭到了失敗。此後不久，國防部長麥克艾羅伊在發給各軍種的一份備忘錄中說明國際形勢並未發生變化，因而沒有理由對“基本的國家安全政策”作任何重大的修改。為了編造1960年度的預算，最後決定保留舊的指導原則的提法，有爭議的部分留待今後繼續審查。
這一行動的實際效果是鼓勵國防部按照上一年度的編造預算的方法和程序來編造下一年度的預算，並且將這一鬥爭——使政府的基本安全政策適應顯然已改變了的國際形勢——一直推遲到1959年。在我寫本書時，這項工作尚待進行。
在很少有希望改變國家戰略的前景下，編造1960年度的預算工作於1958年仲夏開始，一直進行到秋末。國防部頒布的指導原則對於各軍種的限製超過了“新麵貌”時期的任何時候。實際上，這一指導原則旨在保持1959年國防預算的最高額，並保持各軍種原來的分配比例。從1955到1959財政年度，各軍種每年撥款的百分比為：空軍約46％，海軍和海軍陸戰隊約28％，陸軍約23％，其餘作為國防部本身的開支。在主要用來購買控製軍隊現代化速度的新式裝備的資金方麵，空軍在這一段時期內，始終是占總款項的60％，海軍和海軍陸戰隊約為30％，陸軍約10％。
隨著共產黨中國對台灣海峽的沿海島嶼的炮擊，預算辯論在夏、秋兩季繼續進行。共產黨準備採取有限戰爭的新跡象並沒有對預算產生任何影響。最後，這項預算於12月送交國家安全委員會，而沒有對前幾年的固定分配比例作出重大的改變。唯一的原因可能是認為1954年以來世界形勢基本上沒有發生變化。但是，到底有沒有發生變化呢？
人員仍然保持在1959財政年度末的水平。這樣，撥給陸軍的款項是維持87萬人，海軍為63萬人，海軍陸戰隊為17.5萬人，空軍為84.5萬人。盡管國會通過的1959年陸軍的後備隊為70萬人，然而國防部卻指示在63萬人的基礎上編造預算，比國會通過的數字減少了10％。
在這種情況下，編造國防預算的工作很快就遇到了嚴重的困難。各軍種，特別是空軍和海軍，已經著手進行諸如宇宙神和大力神洲際彈道飛彈、雷神和丘比特中程彈道飛彈、由潛水艇發射的北極星飛彈係統和鮑馬克地對空飛彈等重型武器的長期的、耗費大的生產計劃。建立預先警報係統的費用超過了預算的數字。陸軍的奈基3型反飛彈飛彈的新項目也要求增加資金。這樣，為了不超過前幾年的預算限額，就需要取消或削減上述許多正在擴充的項目。結果，削減最大的是中程彈道飛彈和奈基3型反飛彈飛彈計劃。
決定壓縮奈基3型反飛彈飛彈計劃的決定，在當時特別令人遺憾。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陸軍就預料到需要有這種防禦飛彈的武器，並於1955年就開始認真進行這項工作。那時，我們的飛彈製造商已經取得了研究和生產奈基1型和奈基2型防空飛彈的經驗，正準備著手進行擊落入侵的彈道飛彈這項新的、更艱難的工作。對我們的飛彈製造商來說，憑著他們已有的經驗，完成這項工作並不比在飛彈發展初期製造截擊有人駕駛轟炸機的飛彈的工作更困難。迫切的需要激勵飛彈製造商們及時提供一種防禦武器來對付一種新的、具有威脅性的進攻性武器。鑑於美國的政策是不首先發動預防性的原子戰爭，這就要求我們能夠經受敵人的首次打擊並且仍然生存下來，因而對上述防禦武器的需要就特別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