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本文所推薦的軍事威懾計劃則能靈活地應付各種軍事行動。它並不是根據一種武器係統，也不是根據對未來戰爭的固定觀念製定的。它沒有忽視原子大戰的巨大危險。事實上，它的首要目的就是為了避免原子大戰的災禍。同時它也恰當地注意到應付大戰以外的戰爭的需要。它計劃保持一個盡可能使戰爭遠離我國海岸的前進姿態。它應該撫慰我們的盟國而不是排斥它們。最重要的是，在未來歲月中的危急時刻，當我國的領袖必須根據國家利益的需要決定採取適當的軍事反擊行動時，他們就有廣泛的選擇餘地”。
當這篇文章被審查時，它在國防部和國務院遭到了非難。在國防部，這篇文章被交到雷德福將軍的辦公室。因為按照國防部長的慣例，為了使參謀長們公開發表的聲明能和國防部的政策一致，它們必須取得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幫助。
我收到的覆信上有負責立法和公共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的簽名。覆信中拒絕批準我的文章，理由是：我的意見和現行政策有矛盾，這些意見應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上提出，而不應在公開場合進行爭辯，而公開發表文章則會嚴重地損害我國的國際關係。
國務院也認為我的意見不適當，隻是理由不同而已。在說明蘇聯可能加強有限侵略的問題時，我曾說，蘇聯過去在滲透、顛覆和局部侵略方麵取得的相當大的成就，將會促使它們繼續運用這種策略。國務院檢查官反駁了我的說法，他寫道：“美國認為，蘇聯由於遭到了失敗，至少已經暫時放棄了它們的侵略手段”。
正如現在一樣，當時我被這種看法弄糊塗了，不明白國務院心目中的“失敗”究竟是什麽？是朝鮮的流血僵局呢？還是費力的但進展緩慢的降服馬來亞共產黨遊擊隊的工作呢？如果是的話，從反麵來看，共產黨取得了除福摩薩以外的整個中國大陸，而且這個勝利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北越已被蹂躪，南越的安全也不斷處在危險之中。來自克裏姆林宮的日益強硬的言辭，反映了蘇聯由於掌握了越來越多的原子武器而日益增強了信心。所有這一切並不象是蘇聯的失敗。
在其它的評論裏，國務院的批評家們企圖遵循正統的路線，但是陷入了這個路線的自相矛盾之中。他們認為，我們不容削弱對原子武器的依賴，也不容削弱對原子武器的威懾作用的信心。至於我們決心在反擊敵人的全麵侵略時使用原子武器，那是不容懷疑的，然而我們不會挑起原子大戰。但是，沒有得到解答的問題是，如果我們的敵人也不挑起原子大戰，而是通過常規戰爭進行侵略，我們該怎麽辦？
麵臨著對我的這篇文章的反對，而且知道向國防部長申訴也無濟於事，我就把這個問題擱下來了。如果讀者希望看看全文以及審閱者的評論，請看本書的附錄。從現在來看，這篇文章的遭遇作為證明當時竭力企圖掩蓋參謀長聯席會議上存在的深刻分歧以及對“大規模報復”的日益增長的懷疑情緒，還是有意義的。當時，如果能夠一視同仁地約束爭論雙方的發言，同時又認真解決這一爭端，那麽採取上述態度可能還有些道理。可惜並沒有採取諸如此類的行動來解決這個原則的爭論，而國防預算卻年復一年地使我們的戰略計劃固定不變。
雖然嚴重的分歧慢慢地、一點點地透露了，可是直到參謀長聯席會議就1960年度的預算在國會委員會上的證詞公布以後，這個基本分歧才完全暴露出來。
第四章 “新麵貌”衰老了（1956－1959）
從1956年夏季起，飛彈和重型武器費用的不斷增加，仍然是國防部主要關心的問題。顯然，如按最初的安排來執行這些計劃，以後幾年的開支將會大大超過可以執行的預算水平。然而，由於1956年秋末爆發了匈牙利事件和蘇伊士運河事件，就不可能考慮裁減兵員的問題。因而，陸軍在1956年秋天編造1958年度的預算時可以繼續保持100萬兵員。可是在1957年初，人們對歐洲和中東的軍事事件的憂慮已煙消雲散，而預算費用卻繼續增加。1957年2月，各軍種獲悉：1958財政年度的國防預算估計為380億美元，軍事人員需削減10％。這意味著，陸軍將從100萬人削減到90萬人。
與此同時，在1956年和1957年，國家安全委員會仍進行了一年一度的審查修改軍事基本政策的工作。預算問題的考慮對這些修改有什麽影響是很難說的。但是與1955年的修改相比，這些修改對大規模報復戰略非常有利。它趨向於鼓勵更多地使用原子武器，而削弱了對具有靈活性和選擇能力的部隊的注意。修正的預算對於各軍種為了適應戰爭最初幾個月的需要所能作的準備多方加以限製，藉以支持短暫戰爭的概念。最後又修改了有限戰爭的定義，認為有限戰爭隻是在世界不發達地區爆發的，用數量有限的美軍就能應付的一種戰爭。這些修改是對大規模報復政策的支持者的一個幫助，並使他們感到欣慰。結果，他們在編造1959財政年度的預算時，便迅速加以利用。
1957年7月25日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召開的一次引人注意的會議上，這個問題就成熟了。雖然蘇聯在春天曾就駐紮西方軍隊和設置基地的後果多次威脅和警告挪威、丹麥、希臘、冰島等國，但是這年夏天還是比較平靜。匈牙利事件和蘇伊士運河事件是在1956年爆發的。第一顆人造衛星所引起的震驚要到1957年10月才發生。在這段沒有危機的短暫時期，有人認為良機已到，應該按照去年夏天流產的雷德福建議來裁減武裝部隊。國防部長威爾遜無疑知道不可能取得參謀長聯席會議全體成員的一致同意，故決定單獨製定一項長期計劃提交國家安全委員會。據說，威爾遜在製定此項計劃時曾依靠了雷德福海軍上將，國防部副部長卡利斯和威爾遜的私人軍事助理、海軍陸戰隊的朗戴爾準將。總之，三軍參謀長都沒有插手。
當這篇文章被審查時，它在國防部和國務院遭到了非難。在國防部，這篇文章被交到雷德福將軍的辦公室。因為按照國防部長的慣例，為了使參謀長們公開發表的聲明能和國防部的政策一致，它們必須取得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幫助。
我收到的覆信上有負責立法和公共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的簽名。覆信中拒絕批準我的文章，理由是：我的意見和現行政策有矛盾，這些意見應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上提出，而不應在公開場合進行爭辯，而公開發表文章則會嚴重地損害我國的國際關係。
國務院也認為我的意見不適當，隻是理由不同而已。在說明蘇聯可能加強有限侵略的問題時，我曾說，蘇聯過去在滲透、顛覆和局部侵略方麵取得的相當大的成就，將會促使它們繼續運用這種策略。國務院檢查官反駁了我的說法，他寫道：“美國認為，蘇聯由於遭到了失敗，至少已經暫時放棄了它們的侵略手段”。
正如現在一樣，當時我被這種看法弄糊塗了，不明白國務院心目中的“失敗”究竟是什麽？是朝鮮的流血僵局呢？還是費力的但進展緩慢的降服馬來亞共產黨遊擊隊的工作呢？如果是的話，從反麵來看，共產黨取得了除福摩薩以外的整個中國大陸，而且這個勝利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北越已被蹂躪，南越的安全也不斷處在危險之中。來自克裏姆林宮的日益強硬的言辭，反映了蘇聯由於掌握了越來越多的原子武器而日益增強了信心。所有這一切並不象是蘇聯的失敗。
在其它的評論裏，國務院的批評家們企圖遵循正統的路線，但是陷入了這個路線的自相矛盾之中。他們認為，我們不容削弱對原子武器的依賴，也不容削弱對原子武器的威懾作用的信心。至於我們決心在反擊敵人的全麵侵略時使用原子武器，那是不容懷疑的，然而我們不會挑起原子大戰。但是，沒有得到解答的問題是，如果我們的敵人也不挑起原子大戰，而是通過常規戰爭進行侵略，我們該怎麽辦？
麵臨著對我的這篇文章的反對，而且知道向國防部長申訴也無濟於事，我就把這個問題擱下來了。如果讀者希望看看全文以及審閱者的評論，請看本書的附錄。從現在來看，這篇文章的遭遇作為證明當時竭力企圖掩蓋參謀長聯席會議上存在的深刻分歧以及對“大規模報復”的日益增長的懷疑情緒，還是有意義的。當時，如果能夠一視同仁地約束爭論雙方的發言，同時又認真解決這一爭端，那麽採取上述態度可能還有些道理。可惜並沒有採取諸如此類的行動來解決這個原則的爭論，而國防預算卻年復一年地使我們的戰略計劃固定不變。
雖然嚴重的分歧慢慢地、一點點地透露了，可是直到參謀長聯席會議就1960年度的預算在國會委員會上的證詞公布以後，這個基本分歧才完全暴露出來。
第四章 “新麵貌”衰老了（1956－1959）
從1956年夏季起，飛彈和重型武器費用的不斷增加，仍然是國防部主要關心的問題。顯然，如按最初的安排來執行這些計劃，以後幾年的開支將會大大超過可以執行的預算水平。然而，由於1956年秋末爆發了匈牙利事件和蘇伊士運河事件，就不可能考慮裁減兵員的問題。因而，陸軍在1956年秋天編造1958年度的預算時可以繼續保持100萬兵員。可是在1957年初，人們對歐洲和中東的軍事事件的憂慮已煙消雲散，而預算費用卻繼續增加。1957年2月，各軍種獲悉：1958財政年度的國防預算估計為380億美元，軍事人員需削減10％。這意味著，陸軍將從100萬人削減到90萬人。
與此同時，在1956年和1957年，國家安全委員會仍進行了一年一度的審查修改軍事基本政策的工作。預算問題的考慮對這些修改有什麽影響是很難說的。但是與1955年的修改相比，這些修改對大規模報復戰略非常有利。它趨向於鼓勵更多地使用原子武器，而削弱了對具有靈活性和選擇能力的部隊的注意。修正的預算對於各軍種為了適應戰爭最初幾個月的需要所能作的準備多方加以限製，藉以支持短暫戰爭的概念。最後又修改了有限戰爭的定義，認為有限戰爭隻是在世界不發達地區爆發的，用數量有限的美軍就能應付的一種戰爭。這些修改是對大規模報復政策的支持者的一個幫助，並使他們感到欣慰。結果，他們在編造1959財政年度的預算時，便迅速加以利用。
1957年7月25日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召開的一次引人注意的會議上，這個問題就成熟了。雖然蘇聯在春天曾就駐紮西方軍隊和設置基地的後果多次威脅和警告挪威、丹麥、希臘、冰島等國，但是這年夏天還是比較平靜。匈牙利事件和蘇伊士運河事件是在1956年爆發的。第一顆人造衛星所引起的震驚要到1957年10月才發生。在這段沒有危機的短暫時期，有人認為良機已到，應該按照去年夏天流產的雷德福建議來裁減武裝部隊。國防部長威爾遜無疑知道不可能取得參謀長聯席會議全體成員的一致同意，故決定單獨製定一項長期計劃提交國家安全委員會。據說，威爾遜在製定此項計劃時曾依靠了雷德福海軍上將，國防部副部長卡利斯和威爾遜的私人軍事助理、海軍陸戰隊的朗戴爾準將。總之，三軍參謀長都沒有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