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德福海軍上將既然贏得了使人們支持他的立場的勝利，便於1956年7月帶頭大力削減常規部隊，特別是陸軍。他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中提出了“新麵貌”時期最激烈的建議。該建議如被採納，將會使我國武裝部隊的結構在今後四年內發生徹底的變化。這個建議雖未被採納，但雷德福提案的歷史意義在於，它標誌了那些大規模報復政策的極端擁護者準備做到什麽樣的地步，它也說明了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上處於孤立和少數的軍種的不幸處境。
按照雷德福的建議，自1957年開始，部署在歐亞兩洲的陸軍應削減到配備原子武器的小型特遣部隊。抵抗敵人的地麵攻擊就落在這些得到盟國（指駐在國）部隊支援的象徵性的美國部隊身上。駐在國內的陸軍也將大大削減，並主要限於執行民防任務。有限戰爭將由空軍和海軍部隊去打，由海軍陸戰隊遂行地麵戰鬥。
這個建議立足於無條件地接受“短暫的戰爭”的理論。武裝部隊應使其後勤和人力方麵的準備限於滿足現存部隊的需要，而不必為在緊張時期或戰爭爆發後建立的部隊做準備。於是，他們隻準購置必要的器材，以支援在平時組成與訓練的現役部隊的戰鬥。
參謀長們於1956年7月9日在雷德福海軍上將的辦公室裏召開行政會議，討論該建議。顯然，如果採納雷德福海軍上將的計劃，就會破壞美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所奉行的世界性的前沿戰略，瓦解我們的盟國，並取消作為地麵戰爭有效工具的陸軍。因此，我在最得力的參謀的幫助下，仔細地起草了一篇反駁稿，並帶著這篇稿子去參加會議。會議一開始，我就採取了攻勢，從各個方麵——軍事上、政治上和財政上——來駁斥這個建議的毛病。概括起來，我的論點是：“主席的觀點反映了這樣一個計劃，它使美國為一種未必會發生的戰爭進行準備，但卻使美國在對付最可能發生的威脅方麵軟弱無能。它固定了可能的軍事反擊的形式，其結果是使美國的政治和軍事政策失去了靈活性和機動性。它將疏遠我們的朋友並使他們感到害怕，但恰好迎合了俄國打算把我國軍隊趕出歐洲和亞洲的願望。它以“美國堡壘”的概念代替我們過去的戰略，後者是以與我們的自由世界的盟國一起在前沿部署我國的威懾力量為基礎的。我反覆說明這是一項不能為美國接受的軍事計劃。”
對這些話的反應，是緊張的緘默。其他的參謀長不表示支持，主席也不答辯。會議不決而散，但是我確信四對一的分歧通常會提交國防部長，而在國防部長那裏，我的意見會被否決。
如果沒有意想不到的幫助，結果很可能就是這樣了。1956年7月13日紐約時報登載了已故的該報駐華盛頓記者勒維羅寫的一篇文章，標題是：“雷德福打算削減80萬人”。該文章相當準確地敘述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秘密會議上剛討論過的這一建議的某些部分。看來不是勒維羅得到了有意泄露的情報，就是他成功地拚湊了片斷的事實，這些片斷的事實是他從與了解內情人士的接觸中苦心搜羅到的。不管怎樣，他機靈地推測了在最高軍事人員中間發生的某些問題的性質。
這個所謂的雷德福提案的泄密案在國防部和整個華盛頓引起了激烈的爭吵，在國外也有所反應。對泄密的調查立即開始，結果並未查出罪犯。在國外，這次泄密引起了我們某些盟國的很大不安。特別是阿登納總理對於傳說的減少駐歐陸軍的建議感到非常不安。他立即派德國武裝部隊總司令豪辛格將軍與美國國防部重要官員討論這個問題。
豪辛格將軍到達華盛頓後，在幾次會議上雄辯地論證，歐洲必須有一支強大的地麵盾牌部隊，作為總的戰略威懾力量的一部分。國防部長威爾遜向他保證說，我國駐歐洲的部隊不會有重大的削減，這樣他才回到德國向總理作了肯定的匯報。
這一事件發生後，雷德福海軍上將的建議就被撤消了。建議的書麵材料均退回原來的機關。對我國海外駐軍和遂行有限戰爭的部隊的嚴重危險暫時解除了。但是，一年以後又以比較緩和的形式重新出現在1957－1961年的威爾遜－雷德福武裝力量發展計劃中。
這個階段的特點之一是國防部和國務院力圖不透露參謀長聯席會議內就大規模報復和有關問題所進行的鬥爭。雖然陸軍的“國家軍事計劃”是一個公開的文件，但當我要寫一篇文章概要地敘述該文件的思想時，卻遇到了極大的困難。這篇文章是“外交事務雜誌”的編輯阿姆斯特朗先生從紐約外交關係協會的討論中了解到我的觀點的性質後，請我寫的。
初稿的題目是“通過威懾爭取安全”。我在該文中故意以一種低沉的語調概括地闡述了陸軍對國家軍事計劃的意見。考慮到這個計劃可能被稱作無所不包的戰略計劃，需要支出根本負擔不了的美元，故我強調首先應當把錢用在有助於加強威懾力量的部隊上，隻有在滿足了它們的需要後，才把錢花在威懾失效後予以運用的部隊和計劃上。該文章的最後一段如下：
“由於對威懾力量缺乏信心和對原子大戰中生存的必要條件的考慮，而必須作出一些決定，麵對著這樣的決定，希望我國的策劃者支持上麵所概述的靈活的威懾計劃。如果採納這一計劃，他們就會堅持首先對顯然有助於加強威懾力量的部隊提供足夠的保障，然後才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東西，供威懾失效時使用。這樣，我們雖然會生活在某種危險中，但似乎要比淒涼地生活在洞穴中和沙漠上來得好。如果我們假定，唯一值得準備的戰爭是對美國的突然核攻擊，並始終按此假定行事，那就會導致後一種結果。
按照雷德福的建議，自1957年開始，部署在歐亞兩洲的陸軍應削減到配備原子武器的小型特遣部隊。抵抗敵人的地麵攻擊就落在這些得到盟國（指駐在國）部隊支援的象徵性的美國部隊身上。駐在國內的陸軍也將大大削減，並主要限於執行民防任務。有限戰爭將由空軍和海軍部隊去打，由海軍陸戰隊遂行地麵戰鬥。
這個建議立足於無條件地接受“短暫的戰爭”的理論。武裝部隊應使其後勤和人力方麵的準備限於滿足現存部隊的需要，而不必為在緊張時期或戰爭爆發後建立的部隊做準備。於是，他們隻準購置必要的器材，以支援在平時組成與訓練的現役部隊的戰鬥。
參謀長們於1956年7月9日在雷德福海軍上將的辦公室裏召開行政會議，討論該建議。顯然，如果採納雷德福海軍上將的計劃，就會破壞美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所奉行的世界性的前沿戰略，瓦解我們的盟國，並取消作為地麵戰爭有效工具的陸軍。因此，我在最得力的參謀的幫助下，仔細地起草了一篇反駁稿，並帶著這篇稿子去參加會議。會議一開始，我就採取了攻勢，從各個方麵——軍事上、政治上和財政上——來駁斥這個建議的毛病。概括起來，我的論點是：“主席的觀點反映了這樣一個計劃，它使美國為一種未必會發生的戰爭進行準備，但卻使美國在對付最可能發生的威脅方麵軟弱無能。它固定了可能的軍事反擊的形式，其結果是使美國的政治和軍事政策失去了靈活性和機動性。它將疏遠我們的朋友並使他們感到害怕，但恰好迎合了俄國打算把我國軍隊趕出歐洲和亞洲的願望。它以“美國堡壘”的概念代替我們過去的戰略，後者是以與我們的自由世界的盟國一起在前沿部署我國的威懾力量為基礎的。我反覆說明這是一項不能為美國接受的軍事計劃。”
對這些話的反應，是緊張的緘默。其他的參謀長不表示支持，主席也不答辯。會議不決而散，但是我確信四對一的分歧通常會提交國防部長，而在國防部長那裏，我的意見會被否決。
如果沒有意想不到的幫助，結果很可能就是這樣了。1956年7月13日紐約時報登載了已故的該報駐華盛頓記者勒維羅寫的一篇文章，標題是：“雷德福打算削減80萬人”。該文章相當準確地敘述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秘密會議上剛討論過的這一建議的某些部分。看來不是勒維羅得到了有意泄露的情報，就是他成功地拚湊了片斷的事實，這些片斷的事實是他從與了解內情人士的接觸中苦心搜羅到的。不管怎樣，他機靈地推測了在最高軍事人員中間發生的某些問題的性質。
這個所謂的雷德福提案的泄密案在國防部和整個華盛頓引起了激烈的爭吵，在國外也有所反應。對泄密的調查立即開始，結果並未查出罪犯。在國外，這次泄密引起了我們某些盟國的很大不安。特別是阿登納總理對於傳說的減少駐歐陸軍的建議感到非常不安。他立即派德國武裝部隊總司令豪辛格將軍與美國國防部重要官員討論這個問題。
豪辛格將軍到達華盛頓後，在幾次會議上雄辯地論證，歐洲必須有一支強大的地麵盾牌部隊，作為總的戰略威懾力量的一部分。國防部長威爾遜向他保證說，我國駐歐洲的部隊不會有重大的削減，這樣他才回到德國向總理作了肯定的匯報。
這一事件發生後，雷德福海軍上將的建議就被撤消了。建議的書麵材料均退回原來的機關。對我國海外駐軍和遂行有限戰爭的部隊的嚴重危險暫時解除了。但是，一年以後又以比較緩和的形式重新出現在1957－1961年的威爾遜－雷德福武裝力量發展計劃中。
這個階段的特點之一是國防部和國務院力圖不透露參謀長聯席會議內就大規模報復和有關問題所進行的鬥爭。雖然陸軍的“國家軍事計劃”是一個公開的文件，但當我要寫一篇文章概要地敘述該文件的思想時，卻遇到了極大的困難。這篇文章是“外交事務雜誌”的編輯阿姆斯特朗先生從紐約外交關係協會的討論中了解到我的觀點的性質後，請我寫的。
初稿的題目是“通過威懾爭取安全”。我在該文中故意以一種低沉的語調概括地闡述了陸軍對國家軍事計劃的意見。考慮到這個計劃可能被稱作無所不包的戰略計劃，需要支出根本負擔不了的美元，故我強調首先應當把錢用在有助於加強威懾力量的部隊上，隻有在滿足了它們的需要後，才把錢花在威懾失效後予以運用的部隊和計劃上。該文章的最後一段如下：
“由於對威懾力量缺乏信心和對原子大戰中生存的必要條件的考慮，而必須作出一些決定，麵對著這樣的決定，希望我國的策劃者支持上麵所概述的靈活的威懾計劃。如果採納這一計劃，他們就會堅持首先對顯然有助於加強威懾力量的部隊提供足夠的保障，然後才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東西，供威懾失效時使用。這樣，我們雖然會生活在某種危險中，但似乎要比淒涼地生活在洞穴中和沙漠上來得好。如果我們假定，唯一值得準備的戰爭是對美國的突然核攻擊，並始終按此假定行事，那就會導致後一種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