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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後日子 作者：[美]阿爾敏·迪·萊曼/蒂姆·卡羅爾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是我第一次在這場戰爭中開始感到自己被出賣了並且非常痛苦，十分奇怪的是我並沒有直接遷怒於元首，他在我年輕的心靈中仍有某種奇怪的迷惑作用。阿道夫·希特勒死了，並且被埋葬了，但是他對我的這種影響使我仍然不敢提起他的名字。
“現在不會再有英雄式的死亡了，”我痛苦地對阿克斯曼說，“現在上帝會讓我們滅亡！”
“我們別無選擇隻有突圍。” 阿克斯曼隻說出了這話。
但是隨著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突圍的可能性已變微乎其微，整個城市被蘇軍圍得水泄不通。最普遍的逃跑路線就是離開黨總部後穿過蒂爾加騰區，沿著康德大街和黑爾大街繼續往西到皮切爾的多夫大橋——這座橋仍在希特勒青年團控製之下。這條路線是在希特勒自殺前，軍官們的情報員走的路線。另一條可能的路線是向北越過魏登戴姆大橋，這座橋也正在希特勒青年團的控製之下。但是蘇軍很快就加緊了對這兩個地區的控製，而且他們對北麵和西麵這兩座橋的占領也隻是個時間問題了。
但是，阿克斯曼仍然對突破重圍與在柏林北部的希特勒青年團的餘部會合抱有希望。他強調了這個計劃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保守元首死亡，以及死亡的方式的秘密至關重要。事實上部隊的士氣十分低落，我們部隊一直在勇敢戰鬥的惟一原因就是他們受到溫克的第12軍和伯西的第9軍可能會來增援這座城市的影響。每個人都被告知蘇聯人在東麵被擊退了，而且他們正與西方麵軍作戰，一旦這些假象暴露混亂將會隨之而來。
但是過了不久我就發現保守希特勒死亡的秘密根本就不可能。希特勒已經死亡的消息已在外麵要塞的部隊中慢慢傳開了，我是在給大廈送情報時發現這一點的。（情報說在紐科林，一隊希特勒青年團被蘇軍的坦克消滅了。我那些沒有被徹底消滅的勇敢的同伴現在都成了蘇軍的俘虜，他們不久後也會在蘇聯的勞改營裏由於疾病而死去）
在黨總部的地下室，逐漸臨近的災難進一步引起了人們被酒精燃起的最後一刻的獸慾。一位身穿後備軍製服的女孩向我走過來抱住了我，她模糊不清地說：“你這個可愛的小傢夥，我想生個像你一樣的孩子。”她把手放到了我的鐵十字勳章上。我感到她在親吻我的耳朵，她的頭髮落在我臉上，我對她說：“我有任務。”我盡可能不冒犯地掙脫了她的擁抱。她哭了，“我不想被蘇聯人俘虜。”
但是我又能為她做什麽呢？我為她感到難過，我感覺到了她的痛苦，而且我也感到了無助。我處在一群擁擠的士兵和平民之間，而且一個迷人的年輕女孩要跟我做愛，但是我已經有了安妮·瑪利亞，她可能已經有了我的孩子。即使我死在柏林，我生命的源泉和生命的延續可能會在她所在的霍夫活下來。我的生命可能會結束，我的屍體會燒成灰被風吹到一個永恆的地方，但是我的孩子可能會活下來。
當我回到納粹黨總部的時候，格特魯德醫生的護士們也在討論想懷孕的事，她們把它看作是某種保護或防範，其他人在討論自殺而且說得毫不遲疑，任何勝利的想法現在已經完全不存在了，每個人都知道末日到了。
突圍最初是在希特勒自殺的那個晚上計劃的。但是當阿克斯曼在大約下午6點回到他的戰地指揮所後告訴我說，我們的出發時間往後推遲24個小時。我們會在明天，也就是5月1日，星期二的下午10點後出發。我想知道為什麽，阿克斯曼告訴我可能有與蘇軍和平談判的可能。戈培爾和鮑曼已舉行了一次會議，提出了與蘇軍和平談判的建議。阿克斯曼和布格多夫將軍以及克雷布斯、蒙克一起出席了會議。會議達成一致，他們應該盡快把戈培爾和鮑曼是德國新政府的成員，以及海軍司令鄧尼茨是新的國家首腦的消息傳遞給蘇聯領導層。假如蘇聯人答應讓他們向北安全轉移到鄧尼茨在石荷州的指揮部，他們就召集政府並開始與莫斯科的和平談判。
馬丁·鮑曼當然有許多個人的事情要做。除了在希特勒的政治遺囑中簡單提到了他新的身份，但是隨著他的庇護人的離去，惟一重視他的人已不在了。所有的權力現在都落在了在什勒斯維希蘇爾施泰因州的那個新的國家首腦的手上。假如鮑曼能在鄧尼茨知道希特勒已死的事實之前見到他，那麽他至少還有些許的機會重新樹立自己的權威。但那隻是一廂情願，蘇聯人不會讓戈培爾或鮑曼逃出他們的控製，而且任何和平的談判也隻能根據史達林的要求進行。
地堡中的殺戮(2)
但不管怎樣這都是一個推遲突圍的好藉口，我們都是山窮水盡了。我已經兩天兩夜沒有合眼了，而且在過去的兩天裏好像每時每刻都在急速地活動，其他人也是一樣。我們在這種可怕的狀態下，沒有人的體力還能支撐著跑出去幾百米。我們都接到命令要盡可能多地睡覺。
就在我們致命的敵人兇惡地像老虎撕裂獵物一樣對我們進行打擊的情況下，我們接到的命令竟然是睡覺，但是我們沒有幾個人能睡得著。部分原因是害怕，我們都認為我們不久後會死去，而且我們許多人不會很快地無痛苦的死去。現在我們都知道了蘇軍離我們是多麽近，有時他們的彈幕射擊的密集程度簡直讓人難以置信，而且還在不斷的加劇，迫擊炮和大炮，密集的卡秋莎火箭和無休止的機槍射擊。每個人腦子裏都有求生的念頭，都在向上帝祈禱。在這緊要關頭我們是多麽迅速地求助於上帝啊！我很羞愧地說當時我已不再想我的同伴而是開始考慮自己了，我想知道是否能逃過其他人已命中注定的命運。
“現在不會再有英雄式的死亡了，”我痛苦地對阿克斯曼說，“現在上帝會讓我們滅亡！”
“我們別無選擇隻有突圍。” 阿克斯曼隻說出了這話。
但是隨著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突圍的可能性已變微乎其微，整個城市被蘇軍圍得水泄不通。最普遍的逃跑路線就是離開黨總部後穿過蒂爾加騰區，沿著康德大街和黑爾大街繼續往西到皮切爾的多夫大橋——這座橋仍在希特勒青年團控製之下。這條路線是在希特勒自殺前，軍官們的情報員走的路線。另一條可能的路線是向北越過魏登戴姆大橋，這座橋也正在希特勒青年團的控製之下。但是蘇軍很快就加緊了對這兩個地區的控製，而且他們對北麵和西麵這兩座橋的占領也隻是個時間問題了。
但是，阿克斯曼仍然對突破重圍與在柏林北部的希特勒青年團的餘部會合抱有希望。他強調了這個計劃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保守元首死亡，以及死亡的方式的秘密至關重要。事實上部隊的士氣十分低落，我們部隊一直在勇敢戰鬥的惟一原因就是他們受到溫克的第12軍和伯西的第9軍可能會來增援這座城市的影響。每個人都被告知蘇聯人在東麵被擊退了，而且他們正與西方麵軍作戰，一旦這些假象暴露混亂將會隨之而來。
但是過了不久我就發現保守希特勒死亡的秘密根本就不可能。希特勒已經死亡的消息已在外麵要塞的部隊中慢慢傳開了，我是在給大廈送情報時發現這一點的。（情報說在紐科林，一隊希特勒青年團被蘇軍的坦克消滅了。我那些沒有被徹底消滅的勇敢的同伴現在都成了蘇軍的俘虜，他們不久後也會在蘇聯的勞改營裏由於疾病而死去）
在黨總部的地下室，逐漸臨近的災難進一步引起了人們被酒精燃起的最後一刻的獸慾。一位身穿後備軍製服的女孩向我走過來抱住了我，她模糊不清地說：“你這個可愛的小傢夥，我想生個像你一樣的孩子。”她把手放到了我的鐵十字勳章上。我感到她在親吻我的耳朵，她的頭髮落在我臉上，我對她說：“我有任務。”我盡可能不冒犯地掙脫了她的擁抱。她哭了，“我不想被蘇聯人俘虜。”
但是我又能為她做什麽呢？我為她感到難過，我感覺到了她的痛苦，而且我也感到了無助。我處在一群擁擠的士兵和平民之間，而且一個迷人的年輕女孩要跟我做愛，但是我已經有了安妮·瑪利亞，她可能已經有了我的孩子。即使我死在柏林，我生命的源泉和生命的延續可能會在她所在的霍夫活下來。我的生命可能會結束，我的屍體會燒成灰被風吹到一個永恆的地方，但是我的孩子可能會活下來。
當我回到納粹黨總部的時候，格特魯德醫生的護士們也在討論想懷孕的事，她們把它看作是某種保護或防範，其他人在討論自殺而且說得毫不遲疑，任何勝利的想法現在已經完全不存在了，每個人都知道末日到了。
突圍最初是在希特勒自殺的那個晚上計劃的。但是當阿克斯曼在大約下午6點回到他的戰地指揮所後告訴我說，我們的出發時間往後推遲24個小時。我們會在明天，也就是5月1日，星期二的下午10點後出發。我想知道為什麽，阿克斯曼告訴我可能有與蘇軍和平談判的可能。戈培爾和鮑曼已舉行了一次會議，提出了與蘇軍和平談判的建議。阿克斯曼和布格多夫將軍以及克雷布斯、蒙克一起出席了會議。會議達成一致，他們應該盡快把戈培爾和鮑曼是德國新政府的成員，以及海軍司令鄧尼茨是新的國家首腦的消息傳遞給蘇聯領導層。假如蘇聯人答應讓他們向北安全轉移到鄧尼茨在石荷州的指揮部，他們就召集政府並開始與莫斯科的和平談判。
馬丁·鮑曼當然有許多個人的事情要做。除了在希特勒的政治遺囑中簡單提到了他新的身份，但是隨著他的庇護人的離去，惟一重視他的人已不在了。所有的權力現在都落在了在什勒斯維希蘇爾施泰因州的那個新的國家首腦的手上。假如鮑曼能在鄧尼茨知道希特勒已死的事實之前見到他，那麽他至少還有些許的機會重新樹立自己的權威。但那隻是一廂情願，蘇聯人不會讓戈培爾或鮑曼逃出他們的控製，而且任何和平的談判也隻能根據史達林的要求進行。
地堡中的殺戮(2)
但不管怎樣這都是一個推遲突圍的好藉口，我們都是山窮水盡了。我已經兩天兩夜沒有合眼了，而且在過去的兩天裏好像每時每刻都在急速地活動，其他人也是一樣。我們在這種可怕的狀態下，沒有人的體力還能支撐著跑出去幾百米。我們都接到命令要盡可能多地睡覺。
就在我們致命的敵人兇惡地像老虎撕裂獵物一樣對我們進行打擊的情況下，我們接到的命令竟然是睡覺，但是我們沒有幾個人能睡得著。部分原因是害怕，我們都認為我們不久後會死去，而且我們許多人不會很快地無痛苦的死去。現在我們都知道了蘇軍離我們是多麽近，有時他們的彈幕射擊的密集程度簡直讓人難以置信，而且還在不斷的加劇，迫擊炮和大炮，密集的卡秋莎火箭和無休止的機槍射擊。每個人腦子裏都有求生的念頭，都在向上帝祈禱。在這緊要關頭我們是多麽迅速地求助於上帝啊！我很羞愧地說當時我已不再想我的同伴而是開始考慮自己了，我想知道是否能逃過其他人已命中注定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