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黎明時分,我們才完成了這次轉移工作。阿克斯曼的指揮中心已經搬到了納粹黨總部的地堡中,而格特魯德醫生的診所就在他的辦公室隔壁。新的病房由防空洞改造而成,除了幾把木頭長凳,沒有別的任何設備。我們隨身帶來了擔架、木板床、椅子和桌子,還有一些藥品和繃帶。依靠這些東西,格特魯德醫生隻能提供非常有限的醫療幫助。以軍事標準衡量,這樣的醫療設施僅僅達到野外急救站的水準,和新大臣花園中的急救醫院根本不能相提並論。在那個診所中,擁有一個手術台,附帶用於手術照明的太陽燈,麵積雖小但卻設施完備。但是那兒的醫療負擔也非常沉重,傷員多達數百,主治醫生卻僅有兩位。跟他們相比,格特魯德醫生這兒隻能勉強提供一些基本的急救措施。格特魯德醫生隻有一個帶著紅十字標誌的小箱子,裏麵裝著她所有的家當,當然還是少得可憐。在起初的兩天裏,我們收到一些需要進行手術的病人,但格特魯德醫生卻根本無能為力,一方麵是由於設備的短缺,一方麵是專業技能的欠缺。這樣的病人隻能把他們送出診所。隨著蘇軍的不斷推進,大量的炮彈和手榴彈碎片像冰雹一樣傾瀉到德軍頭上,傷員的數量每天都在急速增加,一時間,診所裏進進出出的人流越來越繁忙。


    鮑曼已經離開了他的黨總部,和希特勒一起待在地堡裏。其他幾個高級的納粹軍官和文官也追隨他的腳步,在大臣花園中苟延殘喘。現在,黨總部地下的防空洞已經成為了阿克斯曼的指揮部,同時也是我的新家,他的兩個助手海因茨·波特(heinz boldt)和根茨·格雷姆(gunther weltzin)也在他身邊。


    雖然和高級官員住在一起,但我的精神卻越來越消沉,越來越低落,沮喪、麻木的情緒快要讓我崩潰了。常常這時候,阿克斯曼就會說一些好話,讓我重新振作起來。在多年以後,我才弄清楚他說的那些都是騙人的鬼話,根本沒有什麽神奇武器即將問世。早在3月底,那些所謂的復仇武器v-1(“v”型飛彈)和v-2(戰爭期間首種投入使用的彈道飛彈,也是惟一一種)都已經停止了生產。這些武器都是在地下秘密進行生產的,勞動力多數來自奴隸工和集中營裏的囚徒。在盟軍解放了這些地方後,武器的生產已經全部停止,而那時恰恰是希特勒生日前3周。


    最後的道別(6)


    此時,鮑曼已經成了希特勒身邊的大紅人。除了擔任陸海空軍的總司令,他還是希特勒的貼身秘書,負責安排其工作行程。如此特殊的職務使得鮑曼成了希特勒最重要的擋箭牌,他把所有的壞消息都屏蔽在外,他也有權決定哪些人能麵見希特勒而哪些人不行。進進出出的報告都要經過鮑曼這關,經過他潤色修改後才能上報給希特勒。他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帝國總管”,風頭壓過戈林和希姆萊。所有人都要對他俯首稱臣,但阿克斯曼卻是個例外。阿克斯曼的希特勒青年團由於誓死效忠希特勒而獲得嘉獎,希特勒特許阿克斯曼直接向其匯報,阿克斯曼因此也將“無條件效忠元首!”作為自己的座右銘。


    第十章 深入地堡


    深入地堡(1)


    1945年4月26日,星期三,蘇軍動用榴彈炮和喀秋莎火箭炮對柏林市區進行猛烈轟擊,持續不斷的炮火落到了威廉士大街上,將我從黨總部的地下防空洞中驚醒。我和阿克斯曼的兩個助手一起住在他的地下指揮中心裏,說它是指揮中心還真有點抬舉了,裏麵的房間非常狹窄簡陋,弧形的天花板快要碰到頭了。我們隻有兩張軍用帆布床,幾個人就輪流睡。幾乎所有人都很多天沒有換衣服,也沒有刮鬍子。格特魯德醫生的醫務室就在我們隔壁,那裏總是擠滿了人。地下室的走廊裏堆放著許多死屍,有些已經開始腐爛,還有些被燒焦了,散發出令人作嘔的臭味。即便在地下,還是能聽見喀秋莎火箭巨大的轟鳴聲。每當炮彈擊中頭頂上的地麵,都會傳來一連串令人膽戰的爆炸,讓人感覺整個世界都在顫抖。伴隨著每次炮擊,天花板上掉下一層層灰,房間裏的燈光忽明忽暗,炮火帶來的硝煙似乎也穿透了厚厚的牆壁,瀰漫在整個地下室中。在黨總部樓頂上有一挺四管防空機槍,不時地朝蘇軍方向進行猛烈開火,子彈劃破天空發出的嗖嗖聲迴蕩在頭頂上。


    哈尼斯說得沒錯,這裏的確是人間地獄,我的生命正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慢慢耗盡,所剩無幾。我的衣服上布滿了塵土和菸灰。每天的夥食非常糟糕,我們依靠廚房裏堆積著的罐頭食品過日子。掌管廚房的是一位很慈祥的婦女,我們都親切地叫她“萊曼媽媽”。多數的罐頭上麵都沒有標籤,隻有打開以後才能知道是什麽東西。裏麵多半裝的是肝泥香腸和紅血腸,摻雜些鹹肉末或者鹹豬油,還有些罐頭裏裝著黑麵包,但不管是什麽都很難吃。防空洞裏沒有生活用水供應,但卻不缺少酒,這主要歸功於鮑曼。納粹官員們迅速洗劫了酒窖,源源不斷地從裏麵搬出整箱整箱的葡萄酒、香檳和烈酒。我們用葡萄酒和香檳來泡茶,甚至連洗臉都離不開它們。


    幸運的是“萊曼媽媽”還珍藏了一些奢侈品,例如沙丁魚和法國吐絲等等,不過數量都很少。我們可以在她的小餐廳裏分享這些美味,那個餐廳由兩三張桌子拚湊而成。有一次,哈尼斯還從地堡專用的麵包房裏弄來許多剛出爐的麵包,我們都不知道他是怎麽搞到的。“萊曼媽媽”把這些麵包均等地分給我們,包括格特魯德醫生病房裏的那個蘇聯士兵也有份。在那樣惡劣的環境中,幾乎所有人都出現了腹瀉,但由於藥品短缺我們隻能強忍病痛。我吞咽了一些法國吐絲和烈酒,希望能殺滅體內的病菌,但這顯然起不了什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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