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7月14日至7月18日，直、皖雙方在京、津一帶激戰五日，段祺瑞之皖係主力被直係吳佩孚所殲。北京政權轉移於曹錕、吳佩孚之手。段祺瑞與日本政府關係密切，皖係失敗，日本侵華圖謀出現斷檔。
——1922年4月27日，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戰爭之因，一為兩派後台不同——直係後有美國，奉係後有日本；二為對梁士詒內閣態度不同。十二萬五千直軍對十二萬奉軍，相搏於京、津之間。拚殺七天，直軍獲勝，張作霖率奉軍退出山海關。
——1924年9月3日，江浙戰爭爆發。此前，皖係將領、浙江督軍盧永祥因曹錕賄選總統，已與孫中山、張作霖建立了聯繫，故招致直係軍閥孫傳芳從福建、齊燮元從江蘇的夾攻。盧奮起抵抗，但作戰不力，退至上海，孫傳芳占領杭州。
——1924年9月4日，受了江浙之戰的引燃，張作霖通電討伐曹錕、吳佩孚，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奉軍與直軍各二十五萬人，皆有海軍、空軍配合，在冀東、熱河一線展開陣地戰。前線失利，後方倒戈，直軍大敗，有二十萬被殲、被俘。直係將軍馮玉祥陣前政變，占領北京。因為戰爭中段祺瑞對瓦解直軍作過貢獻，故直、奉大戰後北京政權形成了張、馮、段鐵三角聯盟。他們同意邀請孫中山北上議事，因為孫中山大病中難於認真商談以及突然病故，南北和平的大門，開而又閉。
——1925年10月10日至11月5日，東南驅奉之戰從上海打到徐州。浙閩贛蘇皖五省聯軍司令孫傳芳，率軍向駐於上海、江蘇、安徽的奉軍發起掃蕩式突襲，奉軍死傷嚴重，全線潰敗。這次戰爭，成全了孫傳芳，使他成為北洋後期擁兵二十萬的“江南之王”。
粗略地計算一下，北洋係統的將領們因為相互廝殺而造成的傷亡，遠遠高過他們與南方國民黨軍作戰的犧牲。人心散，軍心亂，十年內爭耗盡了地域性軍事集團的人力、物力和智力；而在南方，超地域的黨派軍事集團乘亂崛起，“北伐”勝利，隻是時間問題。
追述的路太漫長，我想就此打住。但歷史的慣性太過巨大，國民黨人的“北伐”勝利，及占據“中央”，仍然不能堵塞亂源，實現一統。黨外有黨，國中有國，五根指頭，握不成一個拳頭，一盤散沙的中華民國，麵對一個精誠團結的日本，危機重重，勝算微微，終於拖到了亡國滅種的絕境。
有一條權力金經，被中華民國的風流人物衣缽相授。這“金經”有兩種表述，即：黨魁在黨上，黨在國家上；軍閥在軍上，軍在國家上。因而，誤國有理，賣國有道，隻要保住黨魁與軍閥的個人權威，一切皆可犧牲。
知道有這麽一條“金經”，你還會對下列歷史故事不予理解嗎？
——北伐勝利，“民國”再造，1929年3月15日至28日，國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會上，通過了《獎慰蔣中正同誌案》，第一次樹立了蔣介石在中國國民黨內的最高領袖地位。會議結束的第二天，即3月29日，蔣介石親赴九江指揮對桂係軍隊的作戰，“蔣桂戰爭”爆發。內戰兩個多月，6月2日，桂係失敗。
——1929年5月23日，國民黨中央常會決議，革除西北軍首領馮玉祥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馮氏宣布“下野”。10月10日，“蔣馮大戰”爆發，蔣介石親赴河南指揮。11月22日，西北軍敗退潼關以西。
——1930年5月11日至9月6日，“蔣馮閻戰爭”在中原地區展開，雙方投入兵力多達百萬，死傷三十萬。蔣軍勝，馮玉祥、閻錫山宣布下野。
——1931年11月12日至23日，蔣介石的寧方“國民黨四大”在南京召開。11月18日，汪精衛、胡漢民的粵方“國民黨四大”在廣州召開。12月3日，汪精衛的滬方“國民黨四大”在上海召開。國難當頭，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竟能分裂成三個“中央”！
——外敵入侵，形勢危殆，蔣介石執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自1930年11月至1934年9月，先後五次圍剿共產黨江西中央根據地。最後一次，出兵達百萬。
不要認為這是笑話。這是中國人的德行。
“9·18”事變是一把尺子，丈量著中國政黨群體和軍閥團夥的天地良心。
如果說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進北京這所有的恥辱都是清政府的，那麽日本人在二十世紀二至四十年代對中國的侵略升級，則都是民國政府的恥辱。北洋民國政府與國民黨民國政府相比，他們恥辱的比重又小了許多。所以這一節文字，我們用“民國綜合症”標識，其實更準確的表述該是“辛亥革命後遺症”才好。
興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一路演化，並進入國家權力中樞。可以輕易變幻名稱，但誰也不能改變這支隊伍的人員素稟，尤其不能改變最高權力（君子之器）對幸運人生（小人之負）的扭曲與誤導。
呼應本節開頭對《易》的借用，我仍想以《易》的超驗判語，解析日人侵華及華人抗日。
《易·解》曰：“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眾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圻。解之時，大矣哉。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1922年4月27日，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戰爭之因，一為兩派後台不同——直係後有美國，奉係後有日本；二為對梁士詒內閣態度不同。十二萬五千直軍對十二萬奉軍，相搏於京、津之間。拚殺七天，直軍獲勝，張作霖率奉軍退出山海關。
——1924年9月3日，江浙戰爭爆發。此前，皖係將領、浙江督軍盧永祥因曹錕賄選總統，已與孫中山、張作霖建立了聯繫，故招致直係軍閥孫傳芳從福建、齊燮元從江蘇的夾攻。盧奮起抵抗，但作戰不力，退至上海，孫傳芳占領杭州。
——1924年9月4日，受了江浙之戰的引燃，張作霖通電討伐曹錕、吳佩孚，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奉軍與直軍各二十五萬人，皆有海軍、空軍配合，在冀東、熱河一線展開陣地戰。前線失利，後方倒戈，直軍大敗，有二十萬被殲、被俘。直係將軍馮玉祥陣前政變，占領北京。因為戰爭中段祺瑞對瓦解直軍作過貢獻，故直、奉大戰後北京政權形成了張、馮、段鐵三角聯盟。他們同意邀請孫中山北上議事，因為孫中山大病中難於認真商談以及突然病故，南北和平的大門，開而又閉。
——1925年10月10日至11月5日，東南驅奉之戰從上海打到徐州。浙閩贛蘇皖五省聯軍司令孫傳芳，率軍向駐於上海、江蘇、安徽的奉軍發起掃蕩式突襲，奉軍死傷嚴重，全線潰敗。這次戰爭，成全了孫傳芳，使他成為北洋後期擁兵二十萬的“江南之王”。
粗略地計算一下，北洋係統的將領們因為相互廝殺而造成的傷亡，遠遠高過他們與南方國民黨軍作戰的犧牲。人心散，軍心亂，十年內爭耗盡了地域性軍事集團的人力、物力和智力；而在南方，超地域的黨派軍事集團乘亂崛起，“北伐”勝利，隻是時間問題。
追述的路太漫長，我想就此打住。但歷史的慣性太過巨大，國民黨人的“北伐”勝利，及占據“中央”，仍然不能堵塞亂源，實現一統。黨外有黨，國中有國，五根指頭，握不成一個拳頭，一盤散沙的中華民國，麵對一個精誠團結的日本，危機重重，勝算微微，終於拖到了亡國滅種的絕境。
有一條權力金經，被中華民國的風流人物衣缽相授。這“金經”有兩種表述，即：黨魁在黨上，黨在國家上；軍閥在軍上，軍在國家上。因而，誤國有理，賣國有道，隻要保住黨魁與軍閥的個人權威，一切皆可犧牲。
知道有這麽一條“金經”，你還會對下列歷史故事不予理解嗎？
——北伐勝利，“民國”再造，1929年3月15日至28日，國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會上，通過了《獎慰蔣中正同誌案》，第一次樹立了蔣介石在中國國民黨內的最高領袖地位。會議結束的第二天，即3月29日，蔣介石親赴九江指揮對桂係軍隊的作戰，“蔣桂戰爭”爆發。內戰兩個多月，6月2日，桂係失敗。
——1929年5月23日，國民黨中央常會決議，革除西北軍首領馮玉祥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馮氏宣布“下野”。10月10日，“蔣馮大戰”爆發，蔣介石親赴河南指揮。11月22日，西北軍敗退潼關以西。
——1930年5月11日至9月6日，“蔣馮閻戰爭”在中原地區展開，雙方投入兵力多達百萬，死傷三十萬。蔣軍勝，馮玉祥、閻錫山宣布下野。
——1931年11月12日至23日，蔣介石的寧方“國民黨四大”在南京召開。11月18日，汪精衛、胡漢民的粵方“國民黨四大”在廣州召開。12月3日，汪精衛的滬方“國民黨四大”在上海召開。國難當頭，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竟能分裂成三個“中央”！
——外敵入侵，形勢危殆，蔣介石執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自1930年11月至1934年9月，先後五次圍剿共產黨江西中央根據地。最後一次，出兵達百萬。
不要認為這是笑話。這是中國人的德行。
“9·18”事變是一把尺子，丈量著中國政黨群體和軍閥團夥的天地良心。
如果說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進北京這所有的恥辱都是清政府的，那麽日本人在二十世紀二至四十年代對中國的侵略升級，則都是民國政府的恥辱。北洋民國政府與國民黨民國政府相比，他們恥辱的比重又小了許多。所以這一節文字，我們用“民國綜合症”標識，其實更準確的表述該是“辛亥革命後遺症”才好。
興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一路演化，並進入國家權力中樞。可以輕易變幻名稱，但誰也不能改變這支隊伍的人員素稟，尤其不能改變最高權力（君子之器）對幸運人生（小人之負）的扭曲與誤導。
呼應本節開頭對《易》的借用，我仍想以《易》的超驗判語，解析日人侵華及華人抗日。
《易·解》曰：“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眾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圻。解之時，大矣哉。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