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者已有辯偽文章指出孫中山給大隈函、給日本外務省函均為偽造。·輥·輵·訛 公案可以到此了結。留下的教訓，幾乎無人細細掂量：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即便給境外勢力冠以“國際主義”、“親善友邦”的美稱，即便從他們那兒可以獲取階段性的支持，如果視其為解決國內矛盾的後援團或同盟軍，關鍵時刻，必有人用犧牲國家民族利益及個人清望加以補償。一部中國近現代史，凡有國際背景的中國政治人物，無一人未曾對他們的外國朋友付出學費。
孫中山為此是受了影響的。在“二十一條”談判期間，孫中山單獨聯絡日本人的消息傳開，在國民黨內即有人說“不”！
——1915年2月11日，參加“歐事研究會”的國民黨人李根源、林虎、程潛等人聯名通電曰：“吾人第一見，乃先國家而後政治，先政治而後黨派。國苟不存，政於何有？”
——1915年2月25日，黃興、陳炯明、柏文蔚、紐永建、李烈鈞聯名通電，反對“假借外力”與袁世凱較量，電曰：“至言假借外力，尤為荒誕……倚賴他族，國必不保。”
“宋案”發生後，孫中山極力鼓動“二次革命”，還與他剛剛在日本發表的政黨意見相左。1913年3月13日，宋教仁被刺前八天，孫中山在神戶作《黨爭乃代流血之爭》的演講曰：“蓋黨爭為文明之爭，能代流血之爭也……今各黨之爭，皆維持民國，以民國為前提，以民國為基礎，故曰黨爭。”一回國，他又策劃了一場有流血、無勝算的“二次革命”。在我們後人看來，這樣的“革命”還是少一點為好。
文字逶迤，似有盤馬彎弓之戀。在下的用意仍然固持於中華民國的先天不足，及民國首腦人物們的時代自蔽。說“鹹與民國”了，但“民主”是虛幻的；說“專製反彈”了，但“國權”一直旁落。要麽民主，“以天下神器，舉而還之天下”；要麽專製，出一秦始皇威壓百僚萬民。可惜在中華民國時代這兩個極端狀態都未出現。新生的老大帝國內，頂著現代名號的各黨各派，由紛爭而內戰，由內戰而割據，有如一條船上的幾夥強人，拆船為兵，據倉為堡，並不管這船漂向何處、沉在何方。
日本人麵對這樣的中華民國，想不侵略，上天都認為他們坐失良機。
迴轉本書的敘事軌道，我們將看到：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凱剛剛被選為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即下令解散國民黨，撤銷國民黨籍的議員資格。11月10日停止國會活動。11月26日，袁組織政治會議取代國會職能。1914年1月10日，袁下令停止國會殘留議員職務。
中華民國進入無國會時代。
此時袁世凱的個人軍事獨裁宣告完成，他對共和製的銷解亦徹底實現。但袁世凱錯了，當他把國民黨逼入“非法”或“地下”，屠刀高舉，殺人如麻的時候，一個對立的有可能進行議會較量的政黨消失了，一個從事流血鬥爭的軍事實體卻在中國南方暗暗組結。因而，是中華民國的大總統開始自毀神器，自釀動亂。
1913年9月27日，因“二次革命”失敗流亡日本的孫中山開始籌建新黨——中華革命黨。一貫宣傳“民主”的孫中山開始向袁世凱學習。他要做“黨魁”，他要入黨者簽名畫押，宣誓“完全服從黨魁之命令”。
黨有“黨魁”，是現代政黨向封建幫會的倒退，又是民主政黨向法西斯政黨的蛻變。
孫中山想像不到，他為了加強黨的凝聚力的努力，反而招致眾多骨幹國民黨員如黃興、蔡元培、李烈鈞、程潛等離他而去。在他死後，國民黨的第二代領袖蔣介石走向專製與獨裁，其實是雙雙繼承了後期袁世凱與後期孫中山的衣缽。
有權者，傾向專製。無權者，傾向造反。中華民國，被這兩種人撕裂著。
1916年1月1日，袁世凱改“中華民國”為“中華帝國”，自己黃袍加身，做起了洪憲皇帝。考其初衷，除愚頑的帝王眷戀之外，也還有一絲加強中央權力，鞏固國祚的打算。哪兒料得本欲自神，反而自醜，本欲固本，反而強末，袁世凱加強中央集權的籌劃，頃刻間變成了四麵楚歌的絕唱。十萬政府軍沒有擋住“護國軍”的討伐，七省“獨立”，南方建立了“軍務院”，實際是有了第二政府。眾叛親離，百計無施，袁皇帝真的成了孤家寡人。1916年3月23日，袁世凱被迫取消帝製。6月6日，袁氏憂病而卒。
反袁的勝利，被史家譽為“第三次革命”，其實不確，因為這次鬥爭並不是由革命黨人領導的；就其結局而言，也沒有引動任何“革命性”的轉機。
若從總體形勢上評估，“護國”運動仍然免不了有借“國家”籌碼，博取“黨派”清譽的嫌疑，而一個更大的秘密在於，不論是袁世凱們恢復帝製與蔡鍔們討伐帝製，都是日本人導演的“以華製華”的“木偶戲”。大鬧一番之後，中國人心更散了，黨爭更甚了，軍閥更橫了，國力更弱了。倘若不信，請看事實：
前文已述，在辛亥革命爆發時，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是既支持清政府，又支持革命軍，以求促成中國南北分治。民國建立，袁世凱當政，日本政府既支持袁世凱政府，又支持孫、黃革命黨人，目的還是分而治之。當發現袁世凱有復辟傾向時，日本人則竭力鼓動之。如黑龍會在給日本政府的謀劃中就公然申明：“確實執行中日同盟的政策及改變中華民國為君主立憲的政策，實際乃是改造中國所應採取的根本原則。”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即便給境外勢力冠以“國際主義”、“親善友邦”的美稱，即便從他們那兒可以獲取階段性的支持，如果視其為解決國內矛盾的後援團或同盟軍，關鍵時刻，必有人用犧牲國家民族利益及個人清望加以補償。一部中國近現代史，凡有國際背景的中國政治人物，無一人未曾對他們的外國朋友付出學費。
孫中山為此是受了影響的。在“二十一條”談判期間，孫中山單獨聯絡日本人的消息傳開，在國民黨內即有人說“不”！
——1915年2月11日，參加“歐事研究會”的國民黨人李根源、林虎、程潛等人聯名通電曰：“吾人第一見，乃先國家而後政治，先政治而後黨派。國苟不存，政於何有？”
——1915年2月25日，黃興、陳炯明、柏文蔚、紐永建、李烈鈞聯名通電，反對“假借外力”與袁世凱較量，電曰：“至言假借外力，尤為荒誕……倚賴他族，國必不保。”
“宋案”發生後，孫中山極力鼓動“二次革命”，還與他剛剛在日本發表的政黨意見相左。1913年3月13日，宋教仁被刺前八天，孫中山在神戶作《黨爭乃代流血之爭》的演講曰：“蓋黨爭為文明之爭，能代流血之爭也……今各黨之爭，皆維持民國，以民國為前提，以民國為基礎，故曰黨爭。”一回國，他又策劃了一場有流血、無勝算的“二次革命”。在我們後人看來，這樣的“革命”還是少一點為好。
文字逶迤，似有盤馬彎弓之戀。在下的用意仍然固持於中華民國的先天不足，及民國首腦人物們的時代自蔽。說“鹹與民國”了，但“民主”是虛幻的；說“專製反彈”了，但“國權”一直旁落。要麽民主，“以天下神器，舉而還之天下”；要麽專製，出一秦始皇威壓百僚萬民。可惜在中華民國時代這兩個極端狀態都未出現。新生的老大帝國內，頂著現代名號的各黨各派，由紛爭而內戰，由內戰而割據，有如一條船上的幾夥強人，拆船為兵，據倉為堡，並不管這船漂向何處、沉在何方。
日本人麵對這樣的中華民國，想不侵略，上天都認為他們坐失良機。
迴轉本書的敘事軌道，我們將看到：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凱剛剛被選為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即下令解散國民黨，撤銷國民黨籍的議員資格。11月10日停止國會活動。11月26日，袁組織政治會議取代國會職能。1914年1月10日，袁下令停止國會殘留議員職務。
中華民國進入無國會時代。
此時袁世凱的個人軍事獨裁宣告完成，他對共和製的銷解亦徹底實現。但袁世凱錯了，當他把國民黨逼入“非法”或“地下”，屠刀高舉，殺人如麻的時候，一個對立的有可能進行議會較量的政黨消失了，一個從事流血鬥爭的軍事實體卻在中國南方暗暗組結。因而，是中華民國的大總統開始自毀神器，自釀動亂。
1913年9月27日，因“二次革命”失敗流亡日本的孫中山開始籌建新黨——中華革命黨。一貫宣傳“民主”的孫中山開始向袁世凱學習。他要做“黨魁”，他要入黨者簽名畫押，宣誓“完全服從黨魁之命令”。
黨有“黨魁”，是現代政黨向封建幫會的倒退，又是民主政黨向法西斯政黨的蛻變。
孫中山想像不到，他為了加強黨的凝聚力的努力，反而招致眾多骨幹國民黨員如黃興、蔡元培、李烈鈞、程潛等離他而去。在他死後，國民黨的第二代領袖蔣介石走向專製與獨裁，其實是雙雙繼承了後期袁世凱與後期孫中山的衣缽。
有權者，傾向專製。無權者，傾向造反。中華民國，被這兩種人撕裂著。
1916年1月1日，袁世凱改“中華民國”為“中華帝國”，自己黃袍加身，做起了洪憲皇帝。考其初衷，除愚頑的帝王眷戀之外，也還有一絲加強中央權力，鞏固國祚的打算。哪兒料得本欲自神，反而自醜，本欲固本，反而強末，袁世凱加強中央集權的籌劃，頃刻間變成了四麵楚歌的絕唱。十萬政府軍沒有擋住“護國軍”的討伐，七省“獨立”，南方建立了“軍務院”，實際是有了第二政府。眾叛親離，百計無施，袁皇帝真的成了孤家寡人。1916年3月23日，袁世凱被迫取消帝製。6月6日，袁氏憂病而卒。
反袁的勝利，被史家譽為“第三次革命”，其實不確，因為這次鬥爭並不是由革命黨人領導的；就其結局而言，也沒有引動任何“革命性”的轉機。
若從總體形勢上評估，“護國”運動仍然免不了有借“國家”籌碼，博取“黨派”清譽的嫌疑，而一個更大的秘密在於，不論是袁世凱們恢復帝製與蔡鍔們討伐帝製，都是日本人導演的“以華製華”的“木偶戲”。大鬧一番之後，中國人心更散了，黨爭更甚了，軍閥更橫了，國力更弱了。倘若不信，請看事實：
前文已述，在辛亥革命爆發時，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是既支持清政府，又支持革命軍，以求促成中國南北分治。民國建立，袁世凱當政，日本政府既支持袁世凱政府，又支持孫、黃革命黨人，目的還是分而治之。當發現袁世凱有復辟傾向時，日本人則竭力鼓動之。如黑龍會在給日本政府的謀劃中就公然申明：“確實執行中日同盟的政策及改變中華民國為君主立憲的政策，實際乃是改造中國所應採取的根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