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黃興在南京誓師討袁。同日，江蘇宣布獨立。此後，安徽、上海、福建、廣東、湖南、重慶等地亦紛紛宣告“獨立”，形成了七省對中央的局麵。袁世凱麵對“武力反袁”，給以“武力剿滅”。雙方交戰兩個月，至9月12日熊克武討袁軍失敗，“二次革命”宣告破產。孫中山、黃興諸人早在8月上旬即已脫離“二次革命”的指揮崗位流亡日本了。
“二次革命”僅僅堅持了兩個月，即草草煞尾。袁世凱與孫中山作了一次武裝較量，袁勝孫敗。
勝與敗，都是暫時的。
而有意無意間，二人共同創造了一種中國式的政治較量模式：——最高權勢者在依靠“共和”的保障體係獲得權力後，迅即掙脫這一體係，將最高權力個人化、神聖化、絕對化、固定化，並置於不容任何人挑戰的至尊位置，若遇挑戰，立予血腥鎮壓；作為“共和”製度設計者的革命勢力，在這一製度受到威脅時，亦棄“共和”於不顧，將“革命”神聖化，將黨派利益國家化，將“政治對話”升格為“軍事對決”。
演化的曲線十分清晰：宣誓效忠“共和”的民國總統袁世凱一變而為手握軍刀的專製獨裁者；締造“共和”的國民黨理事長孫中山則漸變為熱衷武裝鬥爭的黨派軍閥。
袁世凱的邏輯是：“一日在職，一日決不放棄責任……不能違法棄職，付土地人民於一擲。”
孫中山的認識是：“東南不民迫不得已，以武力濟法律之窮，非惟其情可哀，其義亦至正。”·輥·輰·訛
獨裁者、革命者都以“人民”說事，真是妙不可言！
獨裁者以維護國家統一的神聖理由，鎮壓一切反叛，因而專製獨裁有理。
革命者以實現“主義”、救國救民為號召，策劃“獨立”，因而割據、分裂亦有理。
雙方都自陳有理。無人下“罪己詔”。中華民國有幸，遭逢了如此難得的朝野對立，看來，還是英國駐清大使朱爾典說得對：“關於解決國體問題，外國一般看法，都希望最好是保全清廷，作為象徵性的存在，而實施憲政改革。我個人也認為，建共和形態的政府，是一種冒險的實驗，不適合中國國情。”·輥·輱·訛
本節標題之“民國綜合症”，即是針對“共和製”的“共和缺失”以及“國民革命”的“國民缺失”而言的。
“二次革命”作為民國時代革命的典範例證，還有一個外交背景需加補議，此即孫中山為了戰勝袁世凱而主動聯絡日本為助的秘錄。
1913年3月20日晚，國民黨代理事長宋教仁在上海北火車站遇刺重傷，22日晨死亡。案破，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為主謀，國務總理趙秉鈞為策劃，內務部秘書洪述祖為承辦，上海幫會頭目應桂馨（夔丞）為第一線指揮，殺手則是武士英。“宋案”真相大白天下，徹底警醒了國民黨人：袁世凱是他們推行議會黨政的大敵。
孫中山匆匆結束訪日，趕回上海，動員同誌，發起反袁之戰。基於“日助我則我勝，日助袁則袁勝”的判斷，孫中山力主聯合日本，打擊袁世凱。阻力很大，發動很慢，拖了近四個月，“二次革命”才緩緩地、漫無聯絡地發動起來，並迅速寂滅。但孫中山的“聯日抗袁”卻是毫不含糊提出的。就在“宋案”發生前夕，孫中山訪日期間每見日本政要，幾乎都會要重申中日提攜。如：
——2月15日晚，在東亞同文會上講：“中國現在則久乏維持之實力，故日本之責任，非常重大。餘希望日本力圖中國之保全，而與中國互相提攜也。”
——同日晚宴後，孫中山與日本首相桂太郎談及中國東北的中日聯合開發問題，桂太郎表示贊同。
——2月20日，桂太郎內閣全體辭職。此前，孫中山曾與桂太郎有過密談，其中還言及十分敏感的日本向海外移民的問題。對孫中山的許諾，本人尚未查清，但從桂太郎的反響看，孫中山許諾定當積極。桂太郎說：“予始聞先生勸告，日本與中國提攜之策略，不期正為我誌……日本得此功績，絕不愁此後無移民貿易地。”
引證的目的在於指出，孫中山親日、聯日是一貫的、公開的。如果據此而作“賣國”、“愛國”的政治判定，顯然是忽略了孫中山、同盟會、辛亥革命成功的國際背景。當一種開放的、國際性的思維在某一特定時代氛圍中形成的時候，歷史的主人公不可能隻享其利而不承其弊。孫中山何以能免？
兩年之後的1915年1月，日本人脅迫袁世凱的民國政府接受“二十一條”，史傳孫中山在袁世凱正與日本人百般周旋、討價還價的時候，一是在2月5日與滿鐵株式會社二頭目犬塚信太郎、山田純三郎簽訂《中日盟約》，出讓中國利益。二是在3月14日致函日本外務省，以出讓中國利益，換取日本人對中國革命的支持。而早在上一年的4月16日，孫中山曾有長函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即以出讓特權為條件，請求日本政府給他領導的革命以援助。出讓特權之多，甚至遠遠超出了“二十一條”對中國的索取。
“二次革命”僅僅堅持了兩個月，即草草煞尾。袁世凱與孫中山作了一次武裝較量，袁勝孫敗。
勝與敗，都是暫時的。
而有意無意間，二人共同創造了一種中國式的政治較量模式：——最高權勢者在依靠“共和”的保障體係獲得權力後，迅即掙脫這一體係，將最高權力個人化、神聖化、絕對化、固定化，並置於不容任何人挑戰的至尊位置，若遇挑戰，立予血腥鎮壓；作為“共和”製度設計者的革命勢力，在這一製度受到威脅時，亦棄“共和”於不顧，將“革命”神聖化，將黨派利益國家化，將“政治對話”升格為“軍事對決”。
演化的曲線十分清晰：宣誓效忠“共和”的民國總統袁世凱一變而為手握軍刀的專製獨裁者；締造“共和”的國民黨理事長孫中山則漸變為熱衷武裝鬥爭的黨派軍閥。
袁世凱的邏輯是：“一日在職，一日決不放棄責任……不能違法棄職，付土地人民於一擲。”
孫中山的認識是：“東南不民迫不得已，以武力濟法律之窮，非惟其情可哀，其義亦至正。”·輥·輰·訛
獨裁者、革命者都以“人民”說事，真是妙不可言！
獨裁者以維護國家統一的神聖理由，鎮壓一切反叛，因而專製獨裁有理。
革命者以實現“主義”、救國救民為號召，策劃“獨立”，因而割據、分裂亦有理。
雙方都自陳有理。無人下“罪己詔”。中華民國有幸，遭逢了如此難得的朝野對立，看來，還是英國駐清大使朱爾典說得對：“關於解決國體問題，外國一般看法，都希望最好是保全清廷，作為象徵性的存在，而實施憲政改革。我個人也認為，建共和形態的政府，是一種冒險的實驗，不適合中國國情。”·輥·輱·訛
本節標題之“民國綜合症”，即是針對“共和製”的“共和缺失”以及“國民革命”的“國民缺失”而言的。
“二次革命”作為民國時代革命的典範例證，還有一個外交背景需加補議，此即孫中山為了戰勝袁世凱而主動聯絡日本為助的秘錄。
1913年3月20日晚，國民黨代理事長宋教仁在上海北火車站遇刺重傷，22日晨死亡。案破，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為主謀，國務總理趙秉鈞為策劃，內務部秘書洪述祖為承辦，上海幫會頭目應桂馨（夔丞）為第一線指揮，殺手則是武士英。“宋案”真相大白天下，徹底警醒了國民黨人：袁世凱是他們推行議會黨政的大敵。
孫中山匆匆結束訪日，趕回上海，動員同誌，發起反袁之戰。基於“日助我則我勝，日助袁則袁勝”的判斷，孫中山力主聯合日本，打擊袁世凱。阻力很大，發動很慢，拖了近四個月，“二次革命”才緩緩地、漫無聯絡地發動起來，並迅速寂滅。但孫中山的“聯日抗袁”卻是毫不含糊提出的。就在“宋案”發生前夕，孫中山訪日期間每見日本政要，幾乎都會要重申中日提攜。如：
——2月15日晚，在東亞同文會上講：“中國現在則久乏維持之實力，故日本之責任，非常重大。餘希望日本力圖中國之保全，而與中國互相提攜也。”
——同日晚宴後，孫中山與日本首相桂太郎談及中國東北的中日聯合開發問題，桂太郎表示贊同。
——2月20日，桂太郎內閣全體辭職。此前，孫中山曾與桂太郎有過密談，其中還言及十分敏感的日本向海外移民的問題。對孫中山的許諾，本人尚未查清，但從桂太郎的反響看，孫中山許諾定當積極。桂太郎說：“予始聞先生勸告，日本與中國提攜之策略，不期正為我誌……日本得此功績，絕不愁此後無移民貿易地。”
引證的目的在於指出，孫中山親日、聯日是一貫的、公開的。如果據此而作“賣國”、“愛國”的政治判定，顯然是忽略了孫中山、同盟會、辛亥革命成功的國際背景。當一種開放的、國際性的思維在某一特定時代氛圍中形成的時候，歷史的主人公不可能隻享其利而不承其弊。孫中山何以能免？
兩年之後的1915年1月，日本人脅迫袁世凱的民國政府接受“二十一條”，史傳孫中山在袁世凱正與日本人百般周旋、討價還價的時候，一是在2月5日與滿鐵株式會社二頭目犬塚信太郎、山田純三郎簽訂《中日盟約》，出讓中國利益。二是在3月14日致函日本外務省，以出讓中國利益，換取日本人對中國革命的支持。而早在上一年的4月16日，孫中山曾有長函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即以出讓特權為條件，請求日本政府給他領導的革命以援助。出讓特權之多，甚至遠遠超出了“二十一條”對中國的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