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國聯軍打擊下，清廷開始作政策調整。
當年七月十三日（8月7日），清廷正式任命李鴻章為全權議和大臣。
七月二十六日（8月20日），光緒帝下罪己詔，承認“近日釁起”，“負罪實甚”。這表示慈禧開始反思。
七月二十八日（8月22日），光緒帝又下求“直言”詔。這則表示朝廷政策將要調整。
七月三十日（8月24日），清廷發出求和上諭。由“宣戰”而“求和”，政策回歸理性。
八月十四日（9月7日），清廷明諭通令，剿滅義和團匪。“義民”走向反麵，其實是還原本來麵目。
閏八月初二（9月25日），清廷發旨，革端郡王載漪、軍機大臣剛毅、莊親王載勛、都察院左都禦史英年、刑部尚書趙舒翹、怡親王溥靜、貝勒載濂、載瀅、輔國公載瀾等人爵職，或交宗人府，或交刑部議處。
閏八月初三（9月26日），罷山西巡撫毓賢職。
閏八月十七日（10月10日），李鴻章至京。此前過天津，謁德帥瓦德西，謝不見。次日，詔下又以奕劻為全權議和大臣，與李鴻章同主議和事宜，並許劉坤一、張之洞參與其事。
和談的路，漫長而艱難。
十一月初三（12月24日），西、德、奧、比、美、法、英、意、日、荷、俄等十一國公使草擬了一份和約大綱，交李鴻章、奕劻簽署。二人不能作主，乃上奏駐蹕西安的慈禧太後與光緒皇帝。這份大綱，即後來簽訂的《辛醜條約》的底本。
作為一個“戰例”，不論從八國聯軍的“侵略”，還是從中國軍隊的“反侵略”上加以剖析，都沒有多少戰略、戰術或戰法、戰技的經驗教訓垂示後人。該勝的勝了，該敗的敗了，有仇的復仇了，造罪的受懲了，即興而攻，無備而禦，攻也草草，守也庸庸，如此而已。
這麽表述，有將一場血腥戰爭“兒戲化”的傾向。對此，毋庸辯白。因為，在庚子年的那個歷史關口，中國的最高權力者和最下層的權力覬覦者，都在相互欺騙，愚弄對方。從某個偏狹的角度回望歷史，八國聯軍對中國國家的戰爭懲戒，是由於中國人拿外國人當賭注、炫耀賭技，而最後輸了自己。這麽說史，不厚道，但也不算刻薄。你看八國聯軍一方，臨時湊合，匆忙上陣，你先我後，你爭我搶，那一根戰爭的鏈條本來便十分脆弱。抖動一下這根七紐八結的鏈條，中國人便俯首就縛了，這哪兒還是一場國家對國家的戰爭？哪兒還有人民群眾既愛國又反帝的豪情？
在八國聯軍的進軍北京的路線上，隻有兩個中國將領以及他們統率的部隊，進行了具有英雄主義、愛國主義的戰鬥。一是擢任了喀什噶爾提督、尚未赴任的天津鎮總兵羅榮光，一是直隸提督聶士成。
羅榮光的困難，是自己想先發製人打擊入侵者，但直隸總督裕祿不讓打，朝廷也不讓打。最後通牒生效前一小時的先於敵人開炮，也還是違反軍紀國法的。羅榮光爭了一小時的開炮權、而敵方早已取得了提前數日的偵察、備戰、登陸包抄優勢。可憐而又可悲的是，羅榮光部的抗敵戰績竟被裕祿記到義和團頭上；丟失大沽口，竟被上報為守土獲勝。·輬·輱·訛 非常時期，朝廷卻被它的封疆大吏蒙了一次，以至誤了禦敵大事。
聶士成的困難在於腹背受敵。前有八國聯軍，後有義和團。聶士成抗戰，義和團搗蛋，矛盾尖銳時發展到義和團與信奉義和團的練勇不但向聶士成部打黑槍，而且劫聶士成家人為人質相報復。聶士成復榮祿書訴苦道：“匪害民，必至害國，身為提督，境有匪不能剿，如職何？”
羅榮光“拔刀殺眷屬”，“勿令辱外人手”，最後自己拚死於大沽口炮台下。·輬·輳·訛
聶士成在母妻被義和團掠為人質，生死不明的情況下，“手刃退卒”，戰死於津郊八裏台陣地橋頭。
但中國近代史寫手們，總有意無意將這兩位愛國將軍邊緣化，事跡縮水，聲名隱匿，而騰出大量篇幅歌頌張德成、曹福田輩的義和團。這立場，與直隸總督裕祿為張、曹請功賜賞不謀而合。後世荒唐的“歷史學家”原來是裕祿知己！
在中國東北，還出了一位堅持抗擊俄軍侵略的壽山將軍。地失軍敗時，他選擇了“飲金臥柩”而自裁。對這樣一位死於邊事的將軍，清廷竟“詔責其開邊釁，部議奪職”。·輬·輴·訛 在流行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中，壽山多被隱名埋功。
在八國聯軍進攻北京的路線上，還有兩個無奈殉國的朝廷大吏，一是直隸總督裕祿，見潰兵難卸，強敵難敵，用一隻小手槍自殺於楊村軍中。一是巡閱長江水師的李秉衡，募師入衛勤王，督四路大軍抗敵，但一觸即潰，退至通州，不能再退，於是飲金而死。這兩個人，都有縱拳釀亂的責任，但心裏還有個國，臨危還敢於死，也是值得後世為官者敬佩的。
八國聯軍踏上中國的領土、並占領天津、北京之後，相互間便開始了殺戮與搶劫的競賽。“特許軍隊公開搶劫三日”，這是發生在北京的情況。數萬名帶槍的強盜，連搶三日，甚至更長時間，一座城市，還有什麽珍藏可以倖免於劫？“搶”的伴生物是“殺”。“南京大屠殺”發生前三十八年。早有了“北京大屠殺”，史書並無專章記載，可見歷史也善於打盹。“京師盛時，居人殆四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鹵掠一空，無得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得墟墓間矣”。 民人死傷，仍無確數。
當年七月十三日（8月7日），清廷正式任命李鴻章為全權議和大臣。
七月二十六日（8月20日），光緒帝下罪己詔，承認“近日釁起”，“負罪實甚”。這表示慈禧開始反思。
七月二十八日（8月22日），光緒帝又下求“直言”詔。這則表示朝廷政策將要調整。
七月三十日（8月24日），清廷發出求和上諭。由“宣戰”而“求和”，政策回歸理性。
八月十四日（9月7日），清廷明諭通令，剿滅義和團匪。“義民”走向反麵，其實是還原本來麵目。
閏八月初二（9月25日），清廷發旨，革端郡王載漪、軍機大臣剛毅、莊親王載勛、都察院左都禦史英年、刑部尚書趙舒翹、怡親王溥靜、貝勒載濂、載瀅、輔國公載瀾等人爵職，或交宗人府，或交刑部議處。
閏八月初三（9月26日），罷山西巡撫毓賢職。
閏八月十七日（10月10日），李鴻章至京。此前過天津，謁德帥瓦德西，謝不見。次日，詔下又以奕劻為全權議和大臣，與李鴻章同主議和事宜，並許劉坤一、張之洞參與其事。
和談的路，漫長而艱難。
十一月初三（12月24日），西、德、奧、比、美、法、英、意、日、荷、俄等十一國公使草擬了一份和約大綱，交李鴻章、奕劻簽署。二人不能作主，乃上奏駐蹕西安的慈禧太後與光緒皇帝。這份大綱，即後來簽訂的《辛醜條約》的底本。
作為一個“戰例”，不論從八國聯軍的“侵略”，還是從中國軍隊的“反侵略”上加以剖析，都沒有多少戰略、戰術或戰法、戰技的經驗教訓垂示後人。該勝的勝了，該敗的敗了，有仇的復仇了，造罪的受懲了，即興而攻，無備而禦，攻也草草，守也庸庸，如此而已。
這麽表述，有將一場血腥戰爭“兒戲化”的傾向。對此，毋庸辯白。因為，在庚子年的那個歷史關口，中國的最高權力者和最下層的權力覬覦者，都在相互欺騙，愚弄對方。從某個偏狹的角度回望歷史，八國聯軍對中國國家的戰爭懲戒，是由於中國人拿外國人當賭注、炫耀賭技，而最後輸了自己。這麽說史，不厚道，但也不算刻薄。你看八國聯軍一方，臨時湊合，匆忙上陣，你先我後，你爭我搶，那一根戰爭的鏈條本來便十分脆弱。抖動一下這根七紐八結的鏈條，中國人便俯首就縛了，這哪兒還是一場國家對國家的戰爭？哪兒還有人民群眾既愛國又反帝的豪情？
在八國聯軍的進軍北京的路線上，隻有兩個中國將領以及他們統率的部隊，進行了具有英雄主義、愛國主義的戰鬥。一是擢任了喀什噶爾提督、尚未赴任的天津鎮總兵羅榮光，一是直隸提督聶士成。
羅榮光的困難，是自己想先發製人打擊入侵者，但直隸總督裕祿不讓打，朝廷也不讓打。最後通牒生效前一小時的先於敵人開炮，也還是違反軍紀國法的。羅榮光爭了一小時的開炮權、而敵方早已取得了提前數日的偵察、備戰、登陸包抄優勢。可憐而又可悲的是，羅榮光部的抗敵戰績竟被裕祿記到義和團頭上；丟失大沽口，竟被上報為守土獲勝。·輬·輱·訛 非常時期，朝廷卻被它的封疆大吏蒙了一次，以至誤了禦敵大事。
聶士成的困難在於腹背受敵。前有八國聯軍，後有義和團。聶士成抗戰，義和團搗蛋，矛盾尖銳時發展到義和團與信奉義和團的練勇不但向聶士成部打黑槍，而且劫聶士成家人為人質相報復。聶士成復榮祿書訴苦道：“匪害民，必至害國，身為提督，境有匪不能剿，如職何？”
羅榮光“拔刀殺眷屬”，“勿令辱外人手”，最後自己拚死於大沽口炮台下。·輬·輳·訛
聶士成在母妻被義和團掠為人質，生死不明的情況下，“手刃退卒”，戰死於津郊八裏台陣地橋頭。
但中國近代史寫手們，總有意無意將這兩位愛國將軍邊緣化，事跡縮水，聲名隱匿，而騰出大量篇幅歌頌張德成、曹福田輩的義和團。這立場，與直隸總督裕祿為張、曹請功賜賞不謀而合。後世荒唐的“歷史學家”原來是裕祿知己！
在中國東北，還出了一位堅持抗擊俄軍侵略的壽山將軍。地失軍敗時，他選擇了“飲金臥柩”而自裁。對這樣一位死於邊事的將軍，清廷竟“詔責其開邊釁，部議奪職”。·輬·輴·訛 在流行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中，壽山多被隱名埋功。
在八國聯軍進攻北京的路線上，還有兩個無奈殉國的朝廷大吏，一是直隸總督裕祿，見潰兵難卸，強敵難敵，用一隻小手槍自殺於楊村軍中。一是巡閱長江水師的李秉衡，募師入衛勤王，督四路大軍抗敵，但一觸即潰，退至通州，不能再退，於是飲金而死。這兩個人，都有縱拳釀亂的責任，但心裏還有個國，臨危還敢於死，也是值得後世為官者敬佩的。
八國聯軍踏上中國的領土、並占領天津、北京之後，相互間便開始了殺戮與搶劫的競賽。“特許軍隊公開搶劫三日”，這是發生在北京的情況。數萬名帶槍的強盜，連搶三日，甚至更長時間，一座城市，還有什麽珍藏可以倖免於劫？“搶”的伴生物是“殺”。“南京大屠殺”發生前三十八年。早有了“北京大屠殺”，史書並無專章記載，可見歷史也善於打盹。“京師盛時，居人殆四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鹵掠一空，無得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得墟墓間矣”。 民人死傷，仍無確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