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利雙收，義和團成為鐵帽子王爺們的利器，利器在手，操刀必割，想收拾誰，隻要吆喝一聲。這兒說一個典型的例子。因為得到慈禧太後與載漪的允許，義和團首領可以自由“出入禁中，日夜無期度。揚言將盡滅諸夷，不受賜，願得一龍二虎頭。一龍謂上，二虎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也”。 試想，連光緒皇帝都成了他們威脅的對象，惶論他人。“一龍二虎”之號發明者還是載漪，據《崇陵傳信錄》披露，“載漪訟言上奉天主教，宮閹多入教者，率大師兄入宮大索，幾及聖躬，卒無佐證，追坐蔭桓罪賜死”。張蔭桓參與戊戌變法，因此流放新疆。從殺張，可知載漪們的狠毒。
還有一次，載漪竟領著義和團頭領闖入慈禧太後正在養息的頤和園，要檢查太監中是否有教民，方法很可笑，即驗看太監頭頂有無“十”字，而這“十”字，又是別人看不見，隻有義和團首領才可發現的。結果，義和團首領用此法指認兩名太監是基督徒，要帶出殺掉。慈禧太後大怒，高聲說：沒有我的許可，誰也無權把拳民帶入宮中。而載漪則說，這首領法力無邊，能殺盡洋人。後來，慈禧拗不過載漪，兩太監被殺。
這個例子說明，義和團已在載漪掌握之中，成為他要挾太後與皇帝的工具。
武衛軍五軍雖屬榮祿節製，但武衛後軍的董福祥甘軍一部，因為是載漪舉薦進京屯紮的，所以也成了載漪的工具。董軍完成了殺害日、德二國使節的任務後，載漪又向慈禧太後建議“用兵攻使館”，這才有四天的禦前會議，決定宣戰。會上，載漪揚言“請圍攻使館，殺使臣”。 而主攻任務，當然交給了董福祥。這時候，載漪已經羽翼豐滿，不但他“管理總理衙門，兼管虎神營，外交、兵權並在掌握”，他的哥哥載濂、弟弟載瀾也都“深被寵任，附和拳匪”。 一門三王公，手握生殺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統一思想，越發變得簡單起來：不聽話，殺無赦！
本節開始所述許景澄、袁昶等五人的被殺，即肇禍於四天的禦前議政會議。載漪的專橫，也達到極點。
如五月二十日議論第一天，翰林院侍讀學士劉永亨跪奏：“臣頃見董福祥，欲請上旨，令其驅逐亂民。”這亂民，即指義和團。話僅說了一句，端郡王載漪便搶過話頭，伸出大拇指，厲聲呼曰：“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而當倉場侍郎長萃誇讚義和團為“義民”時，載漪與其弟載瀾均言長萃所言極當，“人心不可失”。此時，光緒帝按捺不住，便問：“人心何足恃？徒滋亂耳。士夫善談兵，朝鮮一役，朝議爭主戰，卒至大挫。今諸國之強，十倍日本，若遍啟釁，必無倖全。”載漪不識趣，復言董福祥善戰，剿回時大著勞績，夷虜不足懼也。光緒帝又說：“福祥驕而難馭，各國器利而兵精，非回部可比。”·輪·輲·訛 從這針鋒相對的對話，一見光緒帝之清醒，二見載漪之囂張，人臣之禮，無復存在。所以當他聽到袁昶說“拳實亂民，萬不可恃。就令有邪術，自古及今，斷無仗此成事者”，“拳民斷不可恃，外釁必不可開，殺使臣，大背公法”時， 在他心裏，早已騰起殺機。而到會議第三天，載漪親自提出了“攻使館、殺使臣”的方案，遭到內閣學士聯元的反對。聯元力言此計不可，“倘使臣不保，他日洋人入城，雞犬皆盡矣”。聽了聯元的反駁，載漪惱羞成怒，竟然誣衊聯元因剛從使館回來，裏通外國，其罪當誅。慈禧受了他的蠱惑，亦大怒，立命斬聯元。群臣伏地求情，慈禧才收回成令。
一個多月以後，袁昶、聯元等五大臣還是被載漪集團送上刑場，禦前會議，已見殺機。
朝中的大臣，違者皆殺。黑名單列好了，有大學士王文韶、尚書廖壽恆、侍郎那桐等人。因為聯軍入京太快，當權者未及下殺手，得免。
而外省大吏，相對較為安全，因而也敢於上書進言，反對恃拳民、攻使館。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四川總督奎俊、閩浙總督許應騤、福州將軍善聯、巡視長江李秉衡、江蘇巡撫鹿傳霖、安徽巡撫王之春、湖北巡撫丁蔭霖、湖南巡撫俞廉三、廣東巡撫德壽等地方大吏聯名合奏，言：“亂民不可用，邪術不可信，兵端不可開。其言至痛切。山東巡撫袁世凱亦極言朝廷縱亂民，至舉國以聽之，譬若奉驕子，禍不忍言矣”。
鞭長莫及，慈禧與載漪們不高興，也隻有聽之任之。
宣戰詔書發出的那一刻，清政府便犯下了一個低級的、無可挽回的、自毀神器的錯誤。
袁昶的話，簡單而明了：“團民非義民，不可恃以禦敵，無故不可輕與各國開釁。”一個內政，一個外交，雙雙都錯，誰能救他？
清政府的決策層群體，都瘋了。
一個瘋狂的政權，自我感覺非常良好。
仍以被人稱為“袒拳中堅”及“禍首”的載漪為例，在其大權掌握的兩個多月時間內，“每出，扈從數百騎，擬於乘輿。出入大清門，嗬斥公卿，無敢較者，蓋得意甚矣”。
中國近代史的庚子之變一章，沒有認真剖析載漪的決策作用，當為一大失誤。所謂“偽造歷史”，不一定指生生造假。顛倒了輕重，隱瞞了關節，模糊了是非，迴避了責任等，都是“偽造歷史”的常用手段。讀史上當，不可不防。一個人，因為私利，因為愚昧，又因為權傾一時，誤了一個國家，載漪為一顯例。大清朝的庚子災難，人多歸於慈禧，於今思之，載漪之罪尤大。
還有一次，載漪竟領著義和團頭領闖入慈禧太後正在養息的頤和園，要檢查太監中是否有教民，方法很可笑，即驗看太監頭頂有無“十”字，而這“十”字，又是別人看不見，隻有義和團首領才可發現的。結果，義和團首領用此法指認兩名太監是基督徒，要帶出殺掉。慈禧太後大怒，高聲說：沒有我的許可，誰也無權把拳民帶入宮中。而載漪則說，這首領法力無邊，能殺盡洋人。後來，慈禧拗不過載漪，兩太監被殺。
這個例子說明，義和團已在載漪掌握之中，成為他要挾太後與皇帝的工具。
武衛軍五軍雖屬榮祿節製，但武衛後軍的董福祥甘軍一部，因為是載漪舉薦進京屯紮的，所以也成了載漪的工具。董軍完成了殺害日、德二國使節的任務後，載漪又向慈禧太後建議“用兵攻使館”，這才有四天的禦前會議，決定宣戰。會上，載漪揚言“請圍攻使館，殺使臣”。 而主攻任務，當然交給了董福祥。這時候，載漪已經羽翼豐滿，不但他“管理總理衙門，兼管虎神營，外交、兵權並在掌握”，他的哥哥載濂、弟弟載瀾也都“深被寵任，附和拳匪”。 一門三王公，手握生殺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統一思想，越發變得簡單起來：不聽話，殺無赦！
本節開始所述許景澄、袁昶等五人的被殺，即肇禍於四天的禦前議政會議。載漪的專橫，也達到極點。
如五月二十日議論第一天，翰林院侍讀學士劉永亨跪奏：“臣頃見董福祥，欲請上旨，令其驅逐亂民。”這亂民，即指義和團。話僅說了一句，端郡王載漪便搶過話頭，伸出大拇指，厲聲呼曰：“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而當倉場侍郎長萃誇讚義和團為“義民”時，載漪與其弟載瀾均言長萃所言極當，“人心不可失”。此時，光緒帝按捺不住，便問：“人心何足恃？徒滋亂耳。士夫善談兵，朝鮮一役，朝議爭主戰，卒至大挫。今諸國之強，十倍日本，若遍啟釁，必無倖全。”載漪不識趣，復言董福祥善戰，剿回時大著勞績，夷虜不足懼也。光緒帝又說：“福祥驕而難馭，各國器利而兵精，非回部可比。”·輪·輲·訛 從這針鋒相對的對話，一見光緒帝之清醒，二見載漪之囂張，人臣之禮，無復存在。所以當他聽到袁昶說“拳實亂民，萬不可恃。就令有邪術，自古及今，斷無仗此成事者”，“拳民斷不可恃，外釁必不可開，殺使臣，大背公法”時， 在他心裏，早已騰起殺機。而到會議第三天，載漪親自提出了“攻使館、殺使臣”的方案，遭到內閣學士聯元的反對。聯元力言此計不可，“倘使臣不保，他日洋人入城，雞犬皆盡矣”。聽了聯元的反駁，載漪惱羞成怒，竟然誣衊聯元因剛從使館回來，裏通外國，其罪當誅。慈禧受了他的蠱惑，亦大怒，立命斬聯元。群臣伏地求情，慈禧才收回成令。
一個多月以後，袁昶、聯元等五大臣還是被載漪集團送上刑場，禦前會議，已見殺機。
朝中的大臣，違者皆殺。黑名單列好了，有大學士王文韶、尚書廖壽恆、侍郎那桐等人。因為聯軍入京太快，當權者未及下殺手，得免。
而外省大吏，相對較為安全，因而也敢於上書進言，反對恃拳民、攻使館。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四川總督奎俊、閩浙總督許應騤、福州將軍善聯、巡視長江李秉衡、江蘇巡撫鹿傳霖、安徽巡撫王之春、湖北巡撫丁蔭霖、湖南巡撫俞廉三、廣東巡撫德壽等地方大吏聯名合奏，言：“亂民不可用，邪術不可信，兵端不可開。其言至痛切。山東巡撫袁世凱亦極言朝廷縱亂民，至舉國以聽之，譬若奉驕子，禍不忍言矣”。
鞭長莫及，慈禧與載漪們不高興，也隻有聽之任之。
宣戰詔書發出的那一刻，清政府便犯下了一個低級的、無可挽回的、自毀神器的錯誤。
袁昶的話，簡單而明了：“團民非義民，不可恃以禦敵，無故不可輕與各國開釁。”一個內政，一個外交，雙雙都錯，誰能救他？
清政府的決策層群體，都瘋了。
一個瘋狂的政權，自我感覺非常良好。
仍以被人稱為“袒拳中堅”及“禍首”的載漪為例，在其大權掌握的兩個多月時間內，“每出，扈從數百騎，擬於乘輿。出入大清門，嗬斥公卿，無敢較者，蓋得意甚矣”。
中國近代史的庚子之變一章，沒有認真剖析載漪的決策作用，當為一大失誤。所謂“偽造歷史”，不一定指生生造假。顛倒了輕重，隱瞞了關節，模糊了是非，迴避了責任等，都是“偽造歷史”的常用手段。讀史上當，不可不防。一個人，因為私利，因為愚昧，又因為權傾一時，誤了一個國家，載漪為一顯例。大清朝的庚子災難，人多歸於慈禧，於今思之，載漪之罪尤大。